曹禺：“我喜欢写人，我爱人”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所有的批评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任何批评家曾经的意见，都不如岁月的甄别、时间的遴选。时间如大浪淘沙，不仅让那些平庸之作随波而逝、荡然无存，更能显露出优秀作品内在的璀璨，使之更加光彩夺目。

今年是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辞世24周年，也是他的成名作《雷雨》发表86周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曹禺剧作的影响与日俱增，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仍然呈现上升态势。那么，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曹禺及其剧作历久弥新，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话题，舞台上永不落幕的经典？或者说，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什么？

曹禺

一、彻底扭转话剧舞台仰仗译作的“跛足”格局

曹禺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为中国现代话剧舞台提供了优秀的、完全符合西方戏剧规范的文学脚本。

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如何使之在中国的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20世纪前期中国戏剧工作者一直努力解决的历史难题。如果说1924年洪深改编并执导《少奶奶的扇子》获得成功，标志着西方话剧演出形式开始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那么十年后，曹禺《雷雨》的问世，则意味着中国戏剧舞台已经拥有真正属于本土的话剧创作，从而进入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新时段。

与先前翻译改编之作的本土化处理有着本质不同，《雷雨》讲述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表现形式却是纯正的西方古典戏剧。得益于南开中学剧社文化和清华大学外文系浓郁的戏剧氛围，曹禺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戏剧的经典之作颇为熟悉，并熟练地掌握了话剧这一外来样式的写作技巧。

正如评论家们经常提到的，话剧《雷雨》严格遵循三一律，无论是戏剧冲突、悬念的设置，还是回溯式技巧的运用，乃至极富动作性的人物语言、细致完备的舞台提示，无不显示出剧作家对西方编剧手法的熟谙。同时不要忘了，这可是一出不折不扣的大戏，全本演出时长在四小时以上。尽管80余年来，我们对《雷雨》的认识、评价屡有变化，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雷雨》不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是当之无愧的扛鼎之作。

曹禺继《雷雨》之后创作的《日出》《原野》《北京人》《家》同样堪称经典。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曹禺自觉借鉴西方现代戏剧的写作技巧，不断尝试新的表现形式，同时又融入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曹禺及其创作（当然也还有其他剧作家如丁西林、李健吾、田汉、夏衍等人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舞台才彻底扭转了仰仗译作的“跛足”格局，而中国现代戏剧创作也才真正跻身于文学行列，成为可以和诗歌、小说、散文并驾齐驱的存在。时至今日，曹禺的上述作品仍是各大剧院的保留剧目，地方剧种和影视移植、翻拍的对象，更是戏剧院校学生的必修功课。

《日出》手稿资料图片

二、“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

曹禺的意义还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曹禺是写人的高手。他擅长将人物置于尖锐的戏剧性冲突之中，展示、描摹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也擅长赋予人物充分个性化的语言，或对白，或独白，于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显露人物的性格特征；他还擅长利用道具、音响等因素营造舞台氛围，烘托、渲染人物的心境，推动剧情的发展，使演出在叙事之外兼具诗的情韵。

曹禺前期创作的五部作品，塑造了个性鲜明，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群像。如《雷雨》中的繁漪、周朴园、四凤、周萍、鲁贵，《日出》中的陈白露、潘月亭、李石清、方达生，《原野》中的花金子、仇虎、焦大星、焦母，《北京人》中的愫芳、曾文清、曾思懿、江泰，以及《家》中的觉新、瑞珏、鸣凤、梅表姐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曹禺融入作家本人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博大的人文关怀，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至理名言。

曹禺写人，尤其重视揭示人性的多面样态。他笔下的人物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是圆形的，而非扁平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可感的存在，而不是某种社会身份的标签。曹禺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可以说，对人性的探讨和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始终是曹禺戏剧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曹禺剧作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

进而言之，曹禺剧作之所以历演不衰、光景常新，成为学术界不断讨论的对象，也就因为这些作品并不止于社会问题，而是深入人性的内面，从而表现了具有超越性的文学母题。

应该说，曹禺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是其剧作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要前提。他是一个卓越的剧作家、文学家。

北京人艺版《雷雨》剧照资料图片

三、“一个写作的人，对种种大问题，要有一个看法”

曹禺对其创作意图的阐述和创作经验的总结，同样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曹禺是一个优秀的剧作家，但他的贡献并不止于创作领域，在戏剧理论，尤其是戏剧创作理论和技巧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早年写作的《〈雷雨〉序》和《〈日出〉跋》两篇长文，不仅对后人理解、排演这两出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折射出曹禺本人的戏剧创作理念和美学追求。除此之外，曹禺后来写作的《编剧术》《漫谈剧作》《戏剧创作漫谈》《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等文章，包括大量剧评，也都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创作经验，从不同角度为怎样才能写出优秀剧作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譬如在《编剧术》一文中，曹禺写道，剧作家必须有一种戏剧的整体意识，必须熟悉“戏剧本身”。和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不同，戏剧特为舞台演出而作，因此剧作家应该深知戏剧受制于舞台、演员、观众，“戏剧原则、戏剧形式与演出方法均因为这三个条件的不同而各有歧异”。此外，关于材料的收集，主题的确立，人物的塑造，以及写作时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如开场、动作、高潮、结局、对话等，曹禺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这还不是曹禺戏剧创作理论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依我之见，曹禺有关戏剧创作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观点是强调剧作家的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

他说过，“《雷雨》对我是个诱惑”，“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谈论戏剧创作时曹禺也一再告诫“要写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真正深思熟虑过的，真正感动过的，真正是感情充沛的东西”。他还强调“写剧本一定要有真情实感，总是会有一个地方使你激动，让你产生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于是你就把许多事情集中和贯穿在一起”。

曹禺还希望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传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他说：“一个写作的人，对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种种大问题，要有一个看法。作为一个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曹禺认为，剧作家应该在作品中提出能够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并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作品的思想性所在，也是作品能够打动人、获得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的关键。

曹禺是中国现代最负盛誉的剧作家，人们每每将曹禺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我看来，曹禺也是“中国的易卜生”“中国的奥尼尔”“中国的契诃夫”。他是一位现代剧作家，明显受西方现代派戏剧影响，在《雷雨》《原野》《北京人》等剧作中多少可以看出曹禺对上述剧作家的借鉴。更重要的是，曹禺是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剧作家，其声名早已远播海外。

（作者：邹红，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