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常沙娜：“敦煌少女”的黄沙与蓝天之旅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艺术设计家、教育家常沙娜先生

也许什么都经历了，眼神才愈发如少女般纯净柔和。

敦煌与艺术设计，黄沙与蓝天……谈到这些，“少女”清澈的双眸又迸发出热忱与执着。

作为敦煌艺术、传统文化的“铁粉儿”，在过往的岁月中，“少女”都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渗透着“敦煌的东西”，即民族的、传统的文脉和元素。

她，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艺术设计家、教育家常沙娜先生。

这位年逾八旬的“敦煌少女”，喜欢在闲暇时分寻找“幸运草”。植物学中发现此草的概率为十万分之一，而常沙娜遇到的机率要高得多。

她认为自己的人生的确是幸运的：有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常书鸿先生，有千年敦煌石窟艺术的哺育熏陶，有梁思成林徽因二人的点拨指导，有中央工艺美院的历练驰骋……

苦乐荣辱、悲欢离合，八十余载跌宕多彩的人生故事，在常沙娜口中，风轻云淡、娓娓道来。

常沙娜先生

明明是河流，冥冥中却与沙漠有缘

“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

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

英俊的小伙子啊，

请你绕一圈，也请他绕一圈……”

这首含情脉脉的法国儿歌，常沙娜至今还会哼上几句，因为她的童年时光就在那里度过。

1927年，常书鸿从家乡杭州只身赴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次年，妻子陈芝秀赴里昂陪伴。1931年，二人爱情的结晶呱呱坠地。

取名字乃是大事。常书鸿与好友吕斯百、王临乙一番商量：哺育里昂的两条河，一条叫“Le Saone”，一条叫“Le Rhone”。如果是男孩，就用阳性的Rhone；如果是女孩，就用阴性的Saone。“沙娜”便根据Saone音译而来。

常沙娜在法国里昂

1932年夏天，常书鸿从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他参加了里昂全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一副《梳妆少女》摘得桂冠，顺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不久他的妻女也随之迁到巴黎。

在浪漫之都巴黎，常沙娜上了托儿所、幼儿园。

那个城市，处处弥漫着爱情。连常沙娜学的儿歌，也都含情脉脉。如今几十年过去，常沙娜还能时不时哼上几句法文儿歌，可见童年的烙印多么深刻。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那个城市，处处渗透着艺术。在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常书鸿于1934年创作了油画《画家家庭》。常沙娜曾这样解读自己父亲的画作：“考究的蓝绿色调，细腻的笔法，真切地描绘出静谧祥和的家庭气氛。画中突出了妈妈穿着中式旗袍的东方妇女形象，也表现了爸爸自己作为成功的青年画家手握画具、踌躇满志的神情；而倚在妈妈怀抱中的我，受宠之态更被满怀爱意的爸爸画得惟妙惟肖。”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法兰西，常沙娜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她的名字“沙娜”，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她与这方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也正是这个名字，似乎又在冥冥之中隐喻着与沙漠的某种缘分。正是这种缘分，促使常沙娜与父亲离开法国，返回遥远的东方，走进无垠的戈壁沙漠，走进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沙娜在里昂一家咖啡馆

六周岁，卷入逃难的历史洪流

“九一八，

九一八，

就在那悲惨的时候……”

与欢快的法文儿歌不同，这首中文歌，歌词曲调皆尽悲痛苍凉。初次听到它时，常沙娜正在回国的船上。

1936年，常书鸿回国。自从在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实物，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璀璨使一度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震撼。在深刻反省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之后，常书鸿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

1937年，常书鸿的妻女也踏上回国的归途。

在海上，常沙娜听到了“九一八”，后来又从大人口中隐隐约约知道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北平，而北平突然沦陷了！

迫不得已，一家人选择在上海汇合。而此时饱受日本侵略者摧残的中国，大多数国土，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8月13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上海宝山路、八字桥等地发动进攻；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就在这座六朝古都，日本侵略者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

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在广袤的土地上，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逃难生活。那时才刚六周岁的常沙娜，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就已被卷入了逃难的历史洪流。

常沙娜讲述往事

随着国立艺专，常沙娜一家在南方各省走走停停，从上海、江西、湖南到贵州，奔波辗转大半个中国。

1939年2月4日，“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阳突然云开雾散，珍惜阳光的师生们都抓紧外出，常书鸿也有事出去了。常沙娜与母亲陈芝秀在住所餐厅吃饭时，外面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随后炸弹、燃烧弹呼啸而落。一声声巨响之后，天空仿佛一下子就黑了。轰炸停息时，一片浓烟，四处狼藉，血肉模糊的人们横七竖八躺在地上。陈芝秀在恐惧中擅抖着将女儿带出废墟。

没有住所、一无所有，一家人与其他朋友住进了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从此常沙娜的母亲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

1942年常书鸿画的《重庆凤凰山即景》

之后又去了昆明、重庆，在凤凰山顶的一处房子里安了家。1941年，常沙娜的弟弟在嘉陵江边的医院出生，取名“常嘉陵”。

相比日军铁蹄蹂躏之下的其他地区，重庆还算相对安全。常沙娜上了当地的小学，还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常沙娜”用四川话读是“常沙拉”，同学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不停地喊：“常沙拉——警报！”

习惯了动荡不安，生活突然安稳下来，一家人非常满足。常书鸿的画作《重庆凤凰山即景》中，笔调轻松明快，可见当时的心情多么愉快！

不过，自从塞纳河畔初见，那片富藏中国佛教艺术瑰宝的神秘之地，早已在常书鸿的生命中刻下永久的烙印。当一家人安定下来时，他又开始酝酿去敦煌的计划了。

遥望敦煌九层楼

黄沙、蓝天，游走于变幻莫测的梦里

“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

若隐若现，

似有似无，

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

这是常沙娜第一次聆听敦煌花开的声音。

在常书鸿为去敦煌的事奔走忙碌时，妻子陈芝秀考虑到生活安定和信仰问题，极力反对。不过最终，还是勉强跟着上路了。

一路颠簸、盗贼出没、彻骨的寒冷、无尽的戈壁……这段旅途如此漫长难耐。常沙娜不禁背诵了一首凄凉的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

一家人终于到达了敦煌。在浩瀚的黄沙与湛蓝的天空之下，常沙娜的心情豁然开朗。

常书鸿带着妻女进入洞窟，在洞口阳光照耀下，数不清的壁画、彩塑，色彩绚丽、铺天盖地。虽然不懂是什么，但是新鲜、神奇占据了常沙娜的全部思绪。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里走进走出，如同游走于变幻莫测的梦里。

敦煌的新生活开始了。这里的第一代人，过得是最艰苦的。

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洗脸、擦身、洗脚，不能倒掉，还有其他用场。当时洗头用肥皂洗不干净，常沙娜就用碱洗，如今的人们觉得用碱很不好，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确实都这么过来的。

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越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常书鸿带着大伙一起养鸡、种菜、种树，其中种树花费的力气最大。因为他明白，洞窟防沙治沙的最重要措施就是种树。从最初的一抹新绿，到如今的郁郁葱葱，“敦煌守护神”绝对功不可没！

如今的莫高窟一片郁郁葱葱

每天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

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

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

那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

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

这段摘录于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著作中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莫高窟洞中满目佛像庄严的瑰丽场景。常沙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得如痴如痴，画得忘乎所以。

她临摹壁画，几乎从到敦煌那一刻就开始了。平时在酒泉读初中，暑假就回洞子里画画。邵芳是常沙娜的工笔重彩老师，董希文教她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中国美术史。

而素描的基本功则从对临壁画开始。

早前张大千在临摹时，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出来的东西虽准确，但图钉却不可避免地在墙上钻出小孔，壁画也因此受到破坏。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因此，常沙娜都用打格的办法来对临。虽然难度大，但却迫使自己把眼睛练得很准，造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绘画基本功就这样打下了。

后来，常沙娜的母亲因为一些原因，离开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登报宣布离婚。家里的生活一下子乱套了，为了照顾年幼淘气的弟弟，常沙娜从酒泉退学回来，挑起了原本属于母亲肩上的担子，做饭、做鞋、做衣服……三人相依为命，在敦煌艰难地生活着。

除了照顾家人，常沙娜的主要精力依旧是临摹壁画。父亲对她要求很严，每天一早起来，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小时，之后像工作人员一样进洞临摹。在父亲指导下，常沙娜先从客观临摹入手，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部对临了一遍，还掌握了各壁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格。

常沙娜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临摹时光：“彩色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敦煌莫高窟美景

赴美留学，又只身漂洋过海回到祖国

“音乐——感受——画画，

画什么呀？怎么画呀？

听那些音乐没什么感受，

而我脑子里只有敦煌，

随便画么，

那就画敦煌吧，菩萨、飞天、祥云……”

这是常沙娜在美国学习设计课时的场景，如今想起来，她仍然觉得非常有趣。

促成这段留学经历的，是一位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叶丽华。

1946年，常书鸿将他和女儿的部分作品拿出来，在兰州双城门办了个《常书鸿父女画展》。展览反响很大，很多人开始了解并走进敦煌艺术。

画展期间，叶丽华对常沙娜的才华大加赞赏，希望能带她去美国学习。过了三年，在思来想去、考虑诸多因素并征求好友意见后，最终，常书鸿答应了让女儿留学的事情。

1948年10月，常沙娜从南京出发，飞往美国。这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头晕，恶心，离开父亲、弟弟、敦煌……她嚎啕大哭。情感的失落、身体的不适与飞机的轰鸣搅在一起，她就这样哭泣着，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在波士顿，她学习了素描、透视、色彩、绘画、设计、人体解剖、美术史……结识了一些朋友，还在暑假期间打工挣钱，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平静地进行着。她还参加了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认识了不少进步留学生，也逐渐有了进步意识。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留美学生归国势头大增，“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成为当时萦绕学子们心头的共同向往。他们一批又一批的回国，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更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回去，”这成了当时大家的共识。

在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的鼓励下，常沙娜只身飘扬过海，回奔祖国。

在归国轮船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常沙娜认识了化学博士萧光琰，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此类人才进行封锁堵截，他能回国着实不易。在经过横滨时，恰巧赶上圣诞节，萧光琰邀请常沙娜一起上岸购买节日礼物。返回时，常沙娜抱着礼盒，乐呵呵说声“圣诞快乐”，检察人员便没有检查，让她直接上船了。不过后来她才知道，自己为新中国带回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化学研究领域的急需资料。

就这样，整整二十八天，她回来了！

林徽因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梁林身边，从绘画走向工艺美术

“梁先生个子不高，

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

林徽因先生气质高雅，

但已病得非常瘦弱，

爬台阶走两步就得歇一歇。”

这是常沙娜初见梁思成、林徽因二人时的印象。从美国回到广州后，此时正在故宫午门筹备“敦煌文物展览”的常书鸿与女儿联系，要她马上到北京协助。1951年4月，展览筹备一切就绪。常沙娜又接到父亲安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待梁林二人。

敦煌艺术同样也是梁林夫妇二人的至爱，他们身体都不好，平时几乎不出门，却在那天呼哧呼哧地登上了高高的台阶，并坚持看完了整个展览。二人一进展厅就惊呆了。常沙娜回忆，“我注意到梁先生的嘴唇微微颤抖，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竟泛起了红晕，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情真是令人感动。”

第二天，常书鸿告诉女儿，二老希望她去清华大学做助教，在敦煌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常沙娜答应了。

对于这段经历，她颇为感慨：在学历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忽然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任，非常意外，受宠若惊。直到现在，她还认为：如果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个百废待兴的特定年代，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二人破格推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个意外机缘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她没有继续去中央美院学习、走绘画的路，而是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并从事了艺术设计教育，而这条路一走就是一辈子。

那个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原本主要依靠外销的景泰蓝，此时既不能出口，国内也没有市场，整个行业一片愁云惨雾。

林徽因虽身体不好，思维却非常活跃敏捷。她想到：旧时景泰蓝产品的图案风格需要改造，像清末慈禧太后时代那种繁琐杂乱的宫廷风格，不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我们要继承的是本民族优良的传统，而且不仅仅是传承，还要发展出新时代的民族工艺，它们必须是民族的，也必须是今天的。作为北京的特种工艺，景泰蓝要得到很好地发展，需利用传统工艺技术，改进他们的功能、造型和装饰设计，将陈设品转化为日用品，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1952年，在林徽因指导下，师生们为即将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国礼。常沙娜设计了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及和平鸽图案为元素的头巾、还有一款景泰蓝盘子，同其他师生的作品一起，在各国代表间大受欢迎。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灯由常沙娜设计（图片来自网络）

佛教艺术装饰，运用到新中国工美事业当中去

“要借鉴民族传统，

要探索创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这是在设计人民大会堂期间周总理的指示，至今常沙娜都记忆犹新。

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常沙娜被调离了清华大学，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1956年周总理亲自批示，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是以实用美术系的原本人马为基础。1958年，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首都“十大建筑”的设计任务就落在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头上。

常沙娜被分到了人民大会堂组，而周总理更是亲自指导了大会堂的设计，他说：“万人大会堂是人民的会堂，台上台下应该融为一体，要表现‘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形式和功能，不要用包厢……” 

常沙娜负责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设计，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完整实际的学习过程。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灯整体效果（图片来自网络）

受敦煌藻井图案启发，她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最初设计时，她只在装饰性上下功夫，对于功能并未做太多考虑。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提醒她，只设计花瓣不行，要把通风口及照明灯组合起来；中心只搞花蕊不行，要把中心与灯光结合起来；光考虑照明不行，要把外圈小花和照明灯联结起来……受到张镈的指导点拨，常沙娜最终的设计方案是将唐代的花饰图案同通风、照明的功能以及不同的材质统一起来。它们既是天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十分巧妙地组合在富丽堂皇的敦煌风格图案里。

通过这一实践，常沙娜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将艺术形式同材料、工艺、功能相结合，必须发挥集体的通力合作精神。

常沙娜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

除了宴会厅的天顶，她还设计了大会堂建筑外立面的琉璃瓦门楣、台阶上花岗岩浮雕的须弥座图案等。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火红年代，“十大建筑”给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个大展才华的空间，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常沙娜回忆，“面对建筑工程中诸多复杂的工艺和工程程序的制约，我在设计实践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和学习，体会到自身掌握扎实基本功的重要性，领悟了集体力量的伟大，以及在整体合作中保持宽容和理节的必要性。‘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我们学习着，实践着，体验着，这一切都成为我后来成长中的重要信念和原则”。

常沙娜在北京建筑大学做讲座

文化进步，中华民族的文脉必须保留

“现在流行追求洋的，

不行，不能这样。

我们有自己的传统，

五千年的传统，

历史在发展、在承前启后。”

这些话表明，文脉不能丢，是常沙娜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底线。

曾经从里到外都“洋”过一遍的她，在面对“洋”的东西时，非常地客观冷静。在她看来，中国人的艺术就要有自己的颜色。比如发色，要根据中国人的面貌外观来设计，不要盲目染成红的、绿的、黄的，毕竟黑色才是我们的本色。

她说：“无论如何，都不要忘了我们的根，我们的文脉”。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顺利、愉快而难忘。快结束时，她耐心点评了我们的一些设计作品。一个长者，又是顶级大师，却毫无架子地给予谆谆教诲。突然想起，1982年她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领导班子时，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的故事。即使到了现在，即使退休多年，她依旧不忘将自己的知识经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厚谊传播给更多的人。

常沙娜1947年的作品《供养菩萨》（晚唐14窟）

结束时，她微笑着送我们出门，眼神真诚纯净。感动的同时，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收获了一片“幸运草”。

的确，我们也是幸运的，能有幸聆听到中国工艺美术设计界顶级大师的人生教诲，能有幸拥有数千年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能有幸能做自己喜欢的佛教艺术事业……

突然想起2008年常先生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她毫不犹豫地走进手术室，放疗、化疗……之后成功战胜病魔，身体恢复得很好。她说，这场病让她看到生命的坚韧，更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因此必须珍惜时间，“老骥扬鞭自奋蹄”。她希望能继续采到“幸运草”，为祖国、党、人生做完自己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如今，这位87岁的“敦煌少女”，仍然在为传承敦煌艺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不停奔走效劳。而年轻的我们，更应当珍惜时光、不畏坎坷。在通往佛教艺术殿堂的幸运之路上，热情执着、不断前行。（文字：李芳图片：刘迪仵楠）

永远的“敦煌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