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新作《书房一世界》之《杯中泥土·老照片·姥姥的花瓶》

冯骥才先生“心居”一景

书房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具象化，而任何人的心灵世界中，都有一块天地属于亲人。冯骥才先生的书房中，就有不少角落，凝结了他与亲人的回忆，洋溢着浓浓的亲情。

在此选摘冯先生新书《书房一世界》里有关亲情的三篇短文，分享给您。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只玻璃杯，里边是土；一个玻璃瓶，里边是水，瓶盖用白蜡封着，防止蒸发。我问主人这是什么。他说他是移居澳洲的台湾人，心怀故土，因带来家乡的泥土与河水。我听了很感动。

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我感动。

壬申年到自己的老家宁波慈城举办画展时，受到家乡亲人真心爱惜，深感于心。特别是父亲出生的房子与院落犹然还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时正要给父亲迁坟。我忽地想起澳洲那个台湾人的举动，遂在当地的瓷器店买了两只淡茶色的杯子，与同来宁波的儿子冯宽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父子俩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

珍藏在书架上的杯中泥土

老照片

书房中少不了照片，多是拿来时随手立在书架上的，过后不知什么原因拿到什么地方去了。渐渐发现，在书房里立得住、立得最久的是老照片。老照片与新照片不同，新照片是记录，老照片是记忆。它已经成了记忆的载体，记忆着某个时期或时代的生活，它后边有一大片过往的生活与情感。它的内涵往往大于它的本身。

我书房中有大小四张老照片，已经立在那里至少二十年。

一张是母亲的。她今年102岁。她近年一些照片和百岁照都存在我手机的照片库里。但立的书架上的却是她1945年的一张旧照。当时母亲28岁，我3岁，年轻母亲的清新与美丽都保留在这张照片上。

年轻母亲的清新与美丽都保留在这张照片上

再一张是我与妻子同昭相识时她的一张照片。我喜欢，但那时几次向她要，她都不肯给。

还一张是我和妻子同昭交朋友时拍摄的第一张合影。时间是1964年，我22岁。摄影师是一位聋哑人。圆圆的脑袋，和气又聪明。因为他听不见声音，用不上门铃，他便在自家门口装一个拉绳电灯。灯绳垂在门外，灯泡在屋内；外人来找他，在门外一拉灯绳，里边灯亮了，他就来开门——这是他的发明。他的审美力和拍摄技术都上佳。他是我们居住的五大道地区（旧英租界）大家公认的最好的摄影师，他不轻易给人拍照，能请到他拍照是一件荣幸的事。他使用一台老式的十六毫米德国蔡斯牌相机，照片是方形的。拍照那天同昭很高兴，特意穿一条红色有细条纹的连衣裙。这裙子好像她只穿过这一次。但那时没有彩色照片，红颜色到了照片上就变成黑色。从这张照片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画画和交往那段岁月的无忧无虑。我那天高兴中还有点紧张，因为她与我交朋友已经两年，终于同意与我拍张合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种认可啊。因此，那天不管这位聋哑摄影师怎么朝我努嘴挤眼，我也笑不出来。

与妻子同昭交朋友时拍摄的第一张合影

再一张是与儿子冯宽的合影。应该是1978年春天吧，儿子10岁。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父子应是忘年交》，是说做父亲的总是把儿子当做儿时听话的儿子，不知道儿子在不知不觉中已长成独立的男人，需要你和他重新相处，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望年交”的关系。但这张照片，儿子还在儿时，温顺、听话、需要保护，随时拉过来就可以抱一抱。我很怀念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会再有了。因此，这照片便一直立在书架上。

姥姥的花瓶

姥姥的花瓶怎样会到我的手中，不知道了；但只要看到它，就会想到姥姥。

这是一只陶胎青花梅瓶，普通的民窑，并不高贵。但朴实醇厚，釉质滋润，底色白纯，蓝彩鲜亮；瓶上画着一棵梧桐，树下一女子与二童子举花欢舞，画得很随意，形象稚拙又生动。瓶底上以刀潦草地刻划出四个字“成化年制”。不管它是否赝品，也不管瓶底多有磕碰残缺，由于它是姥姥的遗物，就无比珍贵。

姥姥家在山东济宁，名傅芷棠，1890年生。1928年随外祖父戈子良迁至天津。姥姥戴一副细边圆眼镜，清癯瘦小，清雅和善，性情柔韧，人很自尊；她好读书，最爱讲三国和东周列国。我所知道关于泰山的许多事，都是姥姥讲给我的。姥姥很疼爱我，一次给我手织一顶毛线帽，拿给我时，在楼梯上摔了一跤，那可怕的摔跤声很响，现在都能想起来，想起来都觉得疼。

姥姥在五十年前就不在了。我手里只有她这一件遗物。这瓶子就像她本人，永远亲切地立在那里，它不能缺少。有一次搬家不知塞进哪个纸箱，急得我翻箱倒柜折腾两天，也没有找到。我真感觉世界的一块地方空了。过几天，清理衣箱时突然发现它，原来我怕它摔了，裹在了一件厚衣服里边。在我惊喜地看到它的一刹那，感觉就像忽然见到了姥姥，我把它抱得紧紧。

姥姥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