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应当是什么？从史上最大规模的共同抗疫说起

【 编 者 按 】

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在新时代的今天意义特别重大。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树立良好饮食风尚，推广文明健康生活习惯。

习近平要求：现在，垃圾分类投放、推广分餐公筷等，正在悄然成为良好社会风尚。这些健康文明的做法要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3月初，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和《文明》杂志社联合社会各界率先发起新时代文明工程公益活动：呼吁社会各界携手启动有利于健康中国的“餐桌革命”，推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为拥有一个美好的“健康中国”而行动。“餐桌革命”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响应，大家积极参与新时代文明工程，践行“一分二公三自带”，做推动“餐桌革命”的先行者。

今天，与大家分享2020年5期《文明》刊发著名学者乐黛云先生的文章——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应当是什么？

——从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共同抗疫说起

乐黛云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引子：经历共同抗疫斗争的82岁深刻感怀

庚子鼠年，非典疫情过后17年，一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特大型瘟疫席卷全球，形成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共同抗疫。

病毒大灾起源于人类密集交往的青萍之末，穿越了所有用意识形态和真枪实弹筑起的国境线，暴露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和种族观念的危险鸿沟，无差别地攻陷了全部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各大文明圈防线，归根结底是由不良习惯、坏恶文化、分裂对抗等形成的文明软肋造成的—“柔软而致命的腹部”。

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一次抗疫斗争，只有守望相助、众志成城、相濡以沫、共同担当的文明硬核才能弹压、阻断、消解，乃至于灭活病毒及疫情大灾。面对病毒肆虐和死亡威胁，以及各种嫁祸、歧视、暗算、造谣、冷战、恫吓等不文明和反文明的言行，我们再一次思考了生命的意义、文明的内涵和文化的功能。我终于在80岁之后，可以大讲自己深入思考过的话，有人说是可以“思想自由”了，就算是吧。中国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越是经历大灾大难，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世事哲理的感悟就越深，就越真诚，越是有自己内心深处想讲的，没有羁绊了。

中国是大型文明体国家，中国文化具有文明延续至今并创新性复兴的价值底蕴，因此，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不是去争夺西方式的软实力，不是去打西方式意识形态战争，而是要如同贡献中国生产的防疫物资和抗疫经验一样，向世界贡献当代数智文明条件下的新文明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几乎所有国内外交往的场合都使用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强调了文明对话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这恰恰是被这场大疫和抗疫所证明了的文明价值。

软实力绝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日本援华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古代日本名僧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日本援华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诗经·秦风·无衣》   

我是很不赞成提倡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文化影响力要比说软实力好一点，软实力概念由著名的美国未来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利益的能力，最根本的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意思很清楚：对于西方人来说，软实力是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唯一目的，披上伪装来吸引住别人，这是一种本领。于是，有些西方领导人就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软实力，颂扬西方模式的文明成功，是为了压制其他文明类型可能产生的吸引力，认为其他文明类型或文化群体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极力打压。其本质和后果就是企图精神殖民，用他们的文化和思想来指引全球，对世界文明实施单边统治或软实力控制。最后，有人把西方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串联，美其名曰：“巧实力”。

这是美国政客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我们要不要跟在美国后面发展所谓的软实力，也与它搞同质竞争？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应该与美国有不同的出发点，应该走不同的道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要压制其他文化，也不是单方面向世界灌输中国文化，更不是着眼于宣扬中国实力，把各种伟大之最都加到自己头上。中华文明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互相学习，互相补充，我们就是要参与到多元文明共生、多样文化并存、多种经济实体共赢的时代大格局中。

中华文明本身就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就可以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样的东西加在一起，就不能发展，等于抛弃，难以为继。这是中国非常根本的文化基因。早在公元前8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讨论“和”与“同”的关系。最后由孔子总结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中国从古到今，流传到现在的一个根，所以一定不能抛掉“同”与“和”的问题，而去追逐什么软实力，去苟同美国的单边文化那一套。

文明与文明相处，最根本之处就是对话，对话是一种面对面的关系，而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打通思想，其实就是我打你通的同一，是要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让你的思想与我的思想彻底同一，也就是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掉。

即使是国内事务，过于同一也要不得。中国人曾经提倡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这种统一要看什么时候，毕竟战争不是常态，如果寻常时期就贯彻到底，肯定就没有什么生机了，就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可以发展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一样，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

中国人的思想创造为什么现在发展很慢，就是因为大家都太统一了，新文明思想的萌芽受到忽视。所以，对话要承认差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总是在互相地琢磨和磨合，完全是和平的、平等的。

春秋时期，晏婴见齐王，齐王夸奖他身边的一名叫梁丘据的臣子，说梁丘据很好，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他就按照我的意图去做，非常和谐。后来晏婴说，这哪里叫“和”，永远跟着你去做，这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

今天社会上也有这种问题，高层领导往往听不到底层的声音，因为都被梁丘据这样的人过滤，他们不但说，而且还加油加醋，顺竿爬，越爬越高，或者是抬轿子，然后和真正民意就有了隔阂。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很坏事的，高层常常是很英明的，一般老百姓也有很聪明的，可能就是因为梁丘据式的人物，使得下面的意志不能上达，形成互相欺瞒，你说好，我说好，大家都说好，没有真实的现象被呈现出来。

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对文明对话的理解就是面对面式的平等互动，而不是用一种思想去覆盖、压制另一种文化，要有不同声音，然后才有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

其实这也涉及全球文明治理的问题，霸权主义的话语及其治理模式就很不得人心，与“我打你通”异曲同工。

今天我们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精神殖民，而是通过广泛而平等的对话，让不同文明和多样文化根据自己的基因和现代的结合，为解决世界共同难题做贡献。

有很多学者都说要大力加强软实力，这并不算错误，可这不应是我们的目标和出发点，不是文明的本意，也不应当是我们所要宣传的最核心口号。

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是贡献新文明思想

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

——中国援助伊朗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古代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句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仅仅是到时代广场做广告，仅仅是举办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音乐会吗？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国的利益，可到底这些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东西？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上的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无非是欧美的制造厂。

至今我耿耿于怀，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大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观念，十分尊重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和当代成果，但是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国当代文明，他们说中国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很有美学思想和情感，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一代，之后的他们都看不上，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个拿得出的理论和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到了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正在产生一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的震动，得到世界认同，当然，还不是非常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很重要的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用来抵抗物化的审美文化应该是中国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可能现在审美文化也变成物质化的东西，总是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华文明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单单追求金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很大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要讲理性，可中国一再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一个新的审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新文明思想的内容之一。

怎样才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审美文化？我认为将来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的突破会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我常常觉得很伤心，总是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一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首先需要新文明思想和话语的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就是一个启示。

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也是一种文明思想的重大话语。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这一理论已无路可走，此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中国古代的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的思考方略。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到个人，由大到小，从大的角度思考各个国家和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绝对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中方学者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国向西方的纯粹学习，也不是西方向我们的纯粹讨教，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种互补的基础上以互动方式向前发展。

文明交流需要对他人文化有同情的了解

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

——中国援助意大利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向世界？这个问题多少年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要么奉迎西方思想，称西方有的东西中国也有，要么根本不在乎，西方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最早做比较文学的时候，遭到很多人骂，说这些没有什么可比较，真正了解中国的只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讲中国人的东西根本没用，至今仍有很多人持这样一种态度。

关于态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并充满理性热爱，而不是民族主义类型的“热爱”。如果不理性热爱自己的文化，那还宣传什么？面向世界还干什么？所以，主要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理性的自觉，而且要对他人的文化有一种同情的了解，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特别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这种民族主义的观念要不得。

很得西方人敬仰的林语堂先生，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他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林语堂在1935年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畅销，深受美国人喜爱，曾得到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高度赞扬。赛珍珠认为《吾国与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完备、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参照的是，它由一位现代的中国人写作，林语堂的思想根基深深扎在过去，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又出版了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国人怎么生活。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还不止一次，持续52个星期，很受欢迎。这本书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大影响力。

8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那个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和林语堂相媲美的著作？

首先，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而且有一种极为深层的热爱，能够捕捉到中国文化的不少精彩画面，而且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传达给西方读者。林语堂不像钱钟书那样有家学渊源，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后来就读于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但他勤于学习，努力实践，不仅用英文写出《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著作，而且直接将中国文章翻译成英文，比如陶渊明的《古文小品》，苏东坡的《东坡诗文选》、沈复的《浮生六记》、郑板桥的《板桥家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翻译得特别好。他热爱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学。

第二，因为出生于牧师家庭的原因，他经常和外国人来往，成为朋友，比较了解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更理解西方读者的文化趣味，能够将心比心地针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不是向西方灌输或宣传，更不是炫耀什么“软实力”。林语堂把外国人当朋友，对他们有同情的了解。

第三，林语堂用一种和平的心态、自由的精神、杰出的文学才能从容自若地娓娓道来，特别容易被接受。在选题方面，大至宇宙、小至苍蝇都可以成为他表现的东西，广泛包容。

他创造的文体与高调的、斗争的、急躁的启蒙文体风格形成尖锐对比。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外或对内宣传都是过激的，甚至还是那种红卫兵式的激昂慷慨，别人不爱你的东西，再说有什么用？我觉得应该学习林语堂的心态。

最后，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切出发点都有坚定的跨文化思想的基础。他从圣约翰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清华大学，获得“半额奖学金”又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吴宓和梅光迪都是他的同学，林语堂深受他们的影响，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互补。这一点常常受到批判，比如被鲁迅骂，但我觉得这一点林语堂还是很对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享受生活、热爱生活。

林语堂40岁的时候写了《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既总结过去，也树立了今后的人生准则，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耐人寻味。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

大概意思是，我的两只脚，一只在东方，一只在西方，对面是知心朋友，两旁的人都不会妨碍我的眼睛，不会让我看不顺眼，现在能快乐我就要充分领略，没有读的书，要尽量补足。所以，林语堂的生活特别逍遥、平实。

他有着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林语堂的一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实绩。

交流是互相选择：需要共鸣，不要灌输

是爱也，动太阳而移群星！

——中国援助意大利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

文明交流与文化交融是同义词，是双方或多方的选择。可是我们过去有一个特点，总是把中国认为最好吃的，比如弄一盘点心，不管你爱不爱吃，不管你爱吃辣还是吃咸，都要塞给你。中国文化常常是这种态度。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让他们吃，这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一些障碍。

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艺术，还包含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存在共鸣很重要。也许他们对中国文化并不是特别了解，也没有认真研究，可是有一种共鸣，产生一种灵感，比如通过伏尔泰、庞德等人，他们不是汉学家，甚至不懂得汉语，可是借助一些知识触发了灵感，进而将中国文化引入自身的主流文化。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灵感的共鸣不是一般汉学研究所能代替。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

18世纪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共鸣者的典型。他穷尽一生精力孜孜追求的理想，就是将法国变成一个能够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国度，而在他看来，中国就是这样的理想国的最优秀的范例。这是我们理解伏尔泰为什么推崇中国文化的关键。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知识，多半是作为他说明自己的思想时引述的例证出现的。在他的中国知识体系中，他最看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的那种宗教宽容的态度，而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说就是提倡宗教宽容，反对宗教裁判所的黑暗。

伏尔泰以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宗教宽容的态度，他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之所以强大、繁荣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国文化的观察点是现代西方式的，而且，他本来的目的就不是要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实例来说明他从逻辑上确立起来的理想。对于伏尔泰来说，中国正是他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中为自己设立的批判参照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好例证。

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确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国度，无论是从政治制度、法律、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从道德或者日常的待人接物态度上都是如此。他认为中国这个巨大古国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人有着最好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西方一些早期的宗教领袖或者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宗教中被当作先知，从而垄断了神意，并以这种垄断的身份压制其他的对于上帝的信仰方式，是一种最要不得的做法。

而孔子之所以应该受到尊敬，就因为他不这样做，他的教导中，没有如西方宗教中的先知或者使徒那样一种通过垄断神意而将自身变成神的企图，而只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人，而且，在他的教导之下，中国人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了。

其实，伏尔泰的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对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共鸣的反思作用，反过来对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所助益。找到共鸣，这就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

文明传播课题：如何建构文明话语体系

尼莲正东流，西树几千秋。

——中国企业援助印度抗疫物资用语  源自唐高僧玄奘《题尼莲河七言》

以上讲了一批个体学者形成文明思想的样板和案例，下面说说群体学者共同构建文明话语体系的故事，因为思想的实践表现就是话语形态，这就是文明杂志和文明传播课题组的工作。

《文明》是2001年12月在北京正式创刊，以传承中华文明、展示世界文化为己任，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展示世界文明多样性为目标，用中国人的视角关注精彩人文世界。

我发现，创刊19年来，《文明》已逐渐成为好看、时尚、高雅和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品牌，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奥委会和中美人文交流等国际重要平台获得认可的媒体机构，是向国际传播展示中国文化最前沿的国际文化平台。

创刊以来，季羡林、何振梁、任继愈、杨振宁、汤一介、费孝通、冯骥才、李学勤、吴良镛、罗哲文、乐黛云、吴国盛、舒乙、徐苹芳、裘锡圭、王蒙、梁从诫、尚长荣、毕淑敏等大批学者和院士在《文明》上发表了有关文明思想的言论文章，还有一批外国政要和学者的文章。

2006年，《文明》在文明工程课题组的基础上，继续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成立了文明传播课题组，以承担国家课题的形式开始了关于文明思想与实践方法论的系统梳理。

2018年1月，《文明》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说实话，我们向西方文明学习到今天，思想和话语基本上是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但是有的西方思想和话语我们是消化不了的。比如说西方的宗教信仰体系、西方的政体模式，最不能接受的是西方的战争观念等等，《文明》怎么建立这个话语体系？

文明传播课题组发现，从中共十二大开始，“阶级斗争、革命”这一类的词汇变成了历史叙事的话语，“文明”成为中共的核心范畴，即两大文明形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中共十三大开始，人类文明和世界文明这两个概念成为中共的最高范畴。到中共十九大，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形成五大发展形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这些话语是能得到世界绝大多数人共鸣和认可的。

2019年10月以来，《文明》以“壮丽七十年，回首世界文明，奋斗新时代，认知中华文明”为总主题，系统总结了文明国家的话语体系，出版了上篇《中国之中国》，中篇《亚洲之中国》，下篇《世界之中国》。

《中国之中国》超越“普世价值论”，指出中华文明的原创性及其文明价值的根本性，包括“三典之中国”和“三性之中国”的思想概括。

先说“三典之中国”，元典之中国，就是把中华文明的价值原来的面貌全部呈现出来，十个价值系列。经典之中国，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文明的经典而存在，还有盛典之中国，就是通过中国的节庆文化所凸显的文明价值特征。

文明的“三性之中国”，否定西方“合法性”说教，指出中共执政具有“文明的三性特征”：文明的公共性和政治文明，文明的正义性和中国梦，文明的规律性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发展关系。

中篇是《亚洲之中国》，主题是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建构，包括丝路文明史、中华西域文明和藏域文明、陆上丝绸之路文明圈、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话语形态、“世界民族志”的话语形态，最后是美丽之中国与世界—生态文明的话语形态。

下篇是《世界之中国》，从这几个角度讲如何超越文明冲突论：重新认识西方历史、战争与和平的观念差异、“文明冲突论”重新解读、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世界文明共同体的话语形态、世界艺术的光辉灿烂。

《世界之中国》最为重要的是讲科技文明和中美人文交流关系的。最后有一个结论：文明话语体系是文明国家的文明工程，整套话语体系就是这样出现了。

其后，2020年1月，文明传播课题组又发表了长篇研究报告《美食：人类文明的跃迁》，再次梳理了文明共同体的共同思想和话语，再度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性的思想和话语。

结语：要对得起7000年和5000年文明史

在当代数智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本质与底蕴是拥有7000年的世界文明史和5000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和大型文明体的当代发展，其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因此，我非常欣赏文明传播课题组的认识：

如果文明是“巨人”，文明的本性就更是超越，就是开放与包容、学习与借鉴、纠错与创新的升华过程，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跪在巨人的脚下”，就是揭露和解决前置价值的矛盾性，就是一个不断适应从宇宙到地球生态条件的自然逻辑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开辟新型文明范式或形态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人类走不到今天，更没有未来。

过去，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现在我们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输，不要打压，更不要战争，只需要以实际行为贡献新文明思想及其话语体系，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祈愿我们在这次抗疫胜利后有更多的新文明思想和话语体系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