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装台》：人民伦理和底层经验的艺术表达（杨辉）

人民伦理和底层经验的艺术表达

——评电视剧《装台》

经过较长时间的精心筹备、拍摄、制作、修改，甚至一度拟定名为《我待生活如初恋》，电视剧《装台》最终恢复原名，在央视热播。这一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彦的同名长篇小说的电视剧，也在多重意义上尝试既保留原作的精义，也有基于新的艺术形式的再创造。它仍以底层普通人诸种生活困难为基础，表达他们置身其中的烟火漫卷的俗世生活和世态人情的种种变化，自复杂细微处，呈现他们的兴衰际遇、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但即便必须面对种种具体的生活困难，他们的精神却并不颓然，而是内蕴着一股向上的力量。创作者着意强化原作本有的友爱、同情和温暖，且以艺术表达的轻逸转化了以刁大顺为代表的装台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从而有着轻喜剧的风格，整体格调明快，精彩处叫人捧腹。但从喜剧表现的背后，仍然可以意会到原作者对生活和生命的更为深入的思考，理解作者以装台人为典型，书写时代和更多人的命运的宏阔志向。

《装台》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将鲜为人知的装台群体推到了艺术世界的舞台中央，让他们以自身的经验讲述普通人的生命故事。刁大顺从事着为剧院装台的工作，他的口头禅是“咱就是个下苦的”，就是为他人搭台，让主角唱戏。装台也是艺术，不单是戏剧艺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生活艺术的重要内容。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我们都是在为他人装台，因此为时代和社会贡献一份力量，也都是自己世界的主角，完成着个人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刁大顺带着一帮兄弟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努力为家人谋求即便普通的生活。每个人各有其爱憎，有他们的价值坚守和奋斗的目标。他们对人生的希望愿景也并不复杂，努力过上简单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共通处。但具体的生活却并不轻松，大女儿刁菊花年过三十仍然待字闺中，心理多少有些扭曲，见不得父亲的“幸福”生活，故而时时处处与刁大顺为难，成为刁大顺必须面对却无从纾解的家庭难题。为了维持生计，他还需要多方揽活，承受艰苦的工作之外报酬时常难以拿到的无奈。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物，身上仍然秉有一种正大气象，他坚信不论生活如何艰难，人皆需安守本分，相信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是不可动摇的基本生活原则，他渴望拥有一个普通的、温暖的家，能够在每日的艰苦劳作之后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也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因此，即便起早贪黑、艰苦劳作，他从无怨言，面对来自生活的种种压力，他以隐忍的、乐观的态度逐一化解。这部作品因此意图表明，即便最为普通的生活，也有因希望而生的幸福和美好；哪怕最平凡的岗位，也能发挥个人的价值从而完成其之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担当。刁大顺内蕴着的勃勃的生气和朝向未来的向上的力量，也感染着他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们，激励着大雀、猴子等人努力承担个人责任，去追求平凡生活的平凡幸福。

《装台》是继《一仆二主》等作品之后，张嘉益和闫妮合作的又一部表现家庭生活的作品。不同于《一仆二主》对成功人士情感生活的细腻表达，《装台》中的刁大顺和蔡素芬，皆为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中当然不乏悲凉和教人心酸之处，但仍然内蕴着一股精进的、向上的力量。刁大顺即便面临生活的不断磋磨，面对工作和家庭剪不断理还乱的接二连三的困境，仍然勉力承担个人之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充分说明其价值坚守和伦理承担的时代意义。张嘉益、闫妮的演出也可圈可点，既贴近日常生活真实，也在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普通人物内在的精魂和细腻丰富的情感。可以说，他们为影视作品中对普通人物生活状态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又一具有典范意义的重要形象。在以刁大顺为主线详细展开并充分肯定有精神坚守的普通劳动者生活的同时，该剧还批评了刁大军这样的形象。刁大军一生不务正业，投机倒把，似乎也一度过得风生水起、风光无限，然而这种剑走偏锋的生活方式并不能长久，刁大军晚年风光不再，悄然而逝，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刁大顺之人生观念的价值所在，说明成千上万普通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处。

为了更为充分地释放原著本有的以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同情化解艰难生活的沉重和彼此心灵隔膜所致的世情的凉薄，编剧特意强化了“喜剧”的成分，力图以生活的轻逸化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让原本沉重的生活进行曲能够奏出喜剧的轻快之音。故而浓墨重彩地强调各个人物内涵的喜剧特征，也对当下戏曲的状况做了艺术化的处理——剧中所叙述的戏曲的不景气，与当下现实并不完全相符，而是多年以前曾经有过的短暂的困难期。刁大顺在处理种种生活困境时所秉有的以柔克刚，以“喜”制“悲”，举“重”若“轻”的特点，既足以化解现实的种种具体的矛盾和困难，也可以充分彰显个人内在的坚钢不可摧其志的精神的坚韧。蔡素芬的隐忍张弛有度，亦足以呈现其丰富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作为装台队伍的中坚力量，大雀敢为人先，不计个人利害，也予人深刻印象。而墩子的情感经历虽并不复杂，但仍然体现着这一类人物的生活祈愿的艺术化实现。宋丹丹、秦海璐虽戏份不多，但均有堪称出彩的表现。秦海璐所饰演的演员敢爱敢恨，不受世俗观念的约束，克服种种困难与憨厚老实的墩子结合，虽属“戏笔”，却足以表现生活的另一种复杂的面向。铁扣及其夫人等等人物，亦有让人深思的意涵，表现着围绕刁大顺的装台队伍的另一种生活和生命状态。它们在剧中交互影响，共同呈现着底层生活百味杂陈的多样特征，有着温暖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原著小说一般，该剧也在以装台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表征底层生活基本特征的同时，倾心于书写他们对生命价值的坚守和内在的欢悦，他们无疑是支撑社会结构的庞大“底座”，体现着一个群体的生命的坚韧和精神的稳固之于时代和社会的宏大意义。刁大顺和他的兄弟们的生活和命运遭际，似乎可以极为方便地被纳入底层书写的谱系加以评判。但如原著作者陈彦的观念，该剧也努力呈现另一种底层形象，他们无需来自外部的悲悯和同情，也不依赖所谓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意义判定方式，而自有其价值，自显其意义。这部作品也因此成为人民伦理艺术表达的重要尝试，其中人物虽身处底层，却矢志不渝、初心不改，即便面临种种生之艰难，仍然以能吃苦、肯背亏的精神勉力完成个人之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刁大顺的工作是平凡的，他的生活遭际、情感起伏也可以表征同样的平凡人物的生命状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似乎也缺少震人心魄、波澜壮阔的大起伏、大悲喜，但他们仍然秉有内在的价值和尊严，仍然以普通人所从事的普通工作而企及不凡和伟大。他们是社会并不沉默的大多数，也将会因《装台》这一部作品的热播而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装台》是陕西人创作，在陕西拍摄，也主要由陕籍艺术家演出的陕西故事。其所着力呈现的是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日常生活，弥漫着独特的况味和浓重的烟火气，有着极强的“辨识度”。剧中不但频繁出现西安城具有地标意义的大雁塔、钟楼、城墙等等，也比较丰富地展示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对西安美食的介绍尤其引人注目。这些意象即便偶然一现，但和城墙、秦腔等等一起，营构了陕西文化的浓厚氛围。刁大顺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演绎着个人、家庭和群体具有共通意义的生活和生命状态。这是真正的“陕西故事”，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积淀且形塑的独特人格的自然呈现，不独可以表征陕西人的生命状态，亦可指称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他们生活在这里，吃泡馍、吼秦腔，也在秦腔经典剧作中获取横亘千年、不曾退隐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大气、实诚，表面的隐忍背后，实有骨气、硬气，属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之力量的艺术表达。观看这一部剧作，如不意会于此，则其复杂丰富的意义会减损不少。值得一提的是，或因艺术形式的差别，该剧重心与原著略有差别。是故，拿长篇小说《装台》做参照，去在两个略有不同的世界中体味刁大顺们酸甜苦辣的百味人生及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便成为该剧“正确”的打开方式。

（作者：杨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