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模糊，伪作泛滥 是什么遮蔽了真实的仇英？

筹备五年的特展“何处寻真相：仇英的艺术”，原计划今年春夏亮相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谁料全球突遭疫情，展览不了了之，好不遗憾。仇英在艺术史中的存在感长期低迷，此番又是个可怜人。

在吴门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画家群体中，仇英非常特殊——这是一位职业画家。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生平的模糊，使得仇英的历史形象很是单薄。与此同时，仇英的伪作自晚明以来很是泛滥，真真假假的面目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因而，四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编者

仇英(约1502-1552)，字实父，号十州。本太仓人，移家苏郡。“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张潮《虞初新志·戴文进传》附)他的老师是苏州画师周臣，一位所知寥寥的艺术家，但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是一位职业艺术家，大概腹中文墨有限，画作常常仅署穷款，连纪年都不多见，以致重构其作品的创作情境困难重重。明中叶苏州地区文艺活动的创造主体是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文嘉这些文人，尽管仇英经常与其中一些人合作书画，但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以仇英今天的历史形象非常单薄。在他精湛的作品面前，我们啧啧称叹其画艺，却又感到其人渺远，留下了作品和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他的创作或许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

吴门的多数画家承袭元末太湖流域的文人画实践，以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为宗，或是取法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风格恬淡，讲求雅韵。而周臣、唐寅这些学习李唐、马远、夏圭的画家又是一路，仇英也从中汲取营养。不过，仇英作品中最突出的创作是仕女画和青绿山水，这两类都不是文人画家的专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赫赫名品《汉宫春晓图》中，仇英精心营造了一个宫廷女性的生活世界，场面热闹，人物千姿百态，色彩华丽不俗，构图富有韵律感，无怪乎大藏家项元汴得到后标价200金。仇英的笔触毫不含糊，建筑和服饰上的纹饰精细入微，加上矿物颜料的厚重质地，观众仿佛可以触碰画中世界。其青绿山水同样有此魅力，树石肌理、人物情态、水波云气都被真切地描绘。青绿这一风格素来用以图写仙山，他的画笔似可为尘世的凡人踏入琅嬛摆渡。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如陈官、周凤来、吴俦、项元汴、项元淇等，其中一项事务就是为藏家临摹古画。陈继儒《眉公书画史》记载，他在嘉兴项梦原处见到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这些很可能是项元汴(项梦原叔父)委托制作的。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中，尚有一组传为仇英摹制的宋画小品，上面钤有项元汴的印章，或许就出自那一百幅。其中《明妃出塞》一页的图式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同名作品几乎一致，印证了仇英保留前人粉本的记载。据一些学者研究，仇英自身的创作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汉宫春晓图》中的元素皆有来历，是对古画底本的重组和改易。对职业画家来说，粉本是行业手册，也是他们进入绘画传统的敲门砖。

当然，仇英在入古出新上有非凡的创造力，因而能超越一般的职业画家，在明末清初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一道被列为吴门四家。仇英的《募驴图》(弗利尔美术馆藏)是记录吴门文人为朱存理众筹买驴的故事，白描线条轻快而灵动，其表现手法和李公麟《五马图》无异，可见仇英的拟古功力。他的青绿山水也非只是复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骕、赵伯驹，而是融合水墨的皴法，增添了文人画的雅致趣味，这是仇英的成功所在。

我们在仇英身上还能发现更多的职业画家痕迹，比如他能掌握多种风格和技能。仇英的《柳下眠琴图》(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淋漓酣畅，显示了他与浙派风格的联系。《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品古图》则可能受到南京画家杜堇的影响。仇英身上的复杂性不难理解——摹古、画稿与改易，地域之间的风格影响，职业画家与文人趣味等，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艺术市场和多元需求所致，这些问题根植于“吴门”这个复杂的地方画家群体。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仇英，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

近年来，仇英孤本信札的出现，使我们对这位职业艺术家有了些感性的认识。这封信札写给顾从礼(号小川)，札尾提到的方壶是其弟弟顾从德，原札题签作“仇十洲致陈苇川书”有误。信中主要涉及几件事：顾从礼多次委托仇英画画，仇氏交代，如有他委，不要转托西池，两人虽是亲谊，但私情不合；顾从礼的父亲顾定芳是太医，所以仇英拜求药丸和《素问》一簿；顾从德有惠银之举，仇英托顾从礼转达谢意。如此看来，仇英和顾氏兄弟之间，不像是简单的委托或雇佣关系。我们从中还能读出两点信息，一是仇英虽不善书，但有基本的水准，而结字的姿态与文嘉相近，二是信中措辞多是书仪套话，仇英的文化层次可见一斑。信札在当下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中举足轻重，它有效还原了艺术家生涯的真实面目，弥补了诗文集、墓铭、笔记等文献的不足。香港近墨堂收藏的王穉登信札还提到，仇英的儿子“大有萁裘”，继承了父亲的画艺，而女婿王伯材善镌刻，王穉登介绍他们去为屠隆刻书。这些人皆艺匠者流，所以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

仇英的命运稍好些，他画艺超卓，为时人所贵，然而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将其列为能品，曰：“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或许因为仇英的职业画家身份，王穉登的评价有些苛刻。当时一般人都对仇英的绘画技艺叹服，文徵明说：“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陈继儒跋转引)而王世贞见了仇英为周凤来画的《上林图》后，直呼“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艺苑卮言》附录四)。

晚明以来，仇英风格的青绿山水在苏州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深为市场所爱，只是这些作品多是以“假仇英”的面目出现，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李维桢说：“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这位职业画家的可怜之处正在于此——生平模糊，伪作泛滥，所以我们今天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