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净慈寺与日本临济宗主流派的形成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自古以来文化交流频繁。公元6世纪中叶，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后来随着中日交通的发展，两国之间进行直接交流。在6至10世纪的隋唐时期，中国佛教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和天台宗、真言密宗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此后，在10至13世纪的宋元时期，中国的禅宗临济宗、曹洞宗传入日本，迅速风靡社会，宋代理学（日本称宋学）也以禅宗为载体传入日本，对日本政治、文化和习俗产生很大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在日本传播自然也受到日本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必须经过一个日本化的适应和发展历程。禅宗自然也经历了漫长的日本化的发展过程。

本文仅对中国临济宗传入日本后的传播发展、日本临济宗主流派的形成以及与杭州净慈寺虚堂智愚禅师的关系作概要介绍。

一、临济宗传入日本传播概况

在日本镰仓时期（1192-1333）以前，中国禅宗虽曾传入，但未能广泛流传。只是在进入镰仓时期以后，在荣西从中国传入临济宗之后，才逐渐在日本传播，风行日本。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大体经历了“兼修”、“纯粹”和日本化的主流派三个阶段。

（一）禅与天台、真言二宗并传的“兼修禅”： 

荣西（1141-1215 ），原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睿山研修天台宗教义并习密教（台密）。两次入南宋求法。在第二次入宋期间，从先后住持天台山万年寺、明州天童寺的临济宗黄龙下八世虚庵怀敞禅师嗣法，回国在京都建仁寺将禅宗与天台、真言二宗会通兼传。此后，圆尔辨圆（1202-1280）从临济宗杨岐派法系的径山无淮师范（1177－1249）嗣法，回国在京都东福寺也传兼修禅。

（二）标榜“教外别传”的“纯粹禅”

在荣西、辨圆等人传授“兼修禅”以后，日本朝野僧俗对禅宗有了更多了解，希望中国禅僧赴日传授唐宋通行的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标榜的禅法。日本学者称此为“纯粹禅”。

在这种形势下，有兰溪道隆（1213-1278 ）、兀庵普宁（1197一1276）到达日本，先后应幕府邀请住持鎌仓常乐寺、建长寺，皆弘传临济宗杨岐派禅法，受到幕府执权北条时赖的支持和归依。此后，临济宗禅僧大休正念（1215- 1289）、无学祖元（1226- 1286），还有作为元朝使者的一山一宁（1247- 1317 ）到日本，也传杨岐派禅法，在鎌仓幕府和京都朝廷的支持下，通过日常说法和实行唐宋丛林清规、禅修做法，推进了中国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扩大了禅宗以及伴随禅宗传入的宋学对日本武士和社会的影响。南宋宁宗在位（1195－1224年）期间建立的禅门“五山十刹”制度也传入日本，对日本佛教乃至政治、文化皆产生深远影响。

（三）肇始于南浦绍明的日本临济宗主流派

临济宗自传入日本后即开始了日本化的历程，中日两国禅僧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临济宗的日本化毕竟要靠日本人来完成。从南宋先后住持过净慈寺和径山寺的虚堂智愚嗣法的“大应国师”南浦绍明，为日本临济宗主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嗣后有“大灯国师”宗峰妙超和关山慧玄相承，以九州福冈崇福寺、镰仓建长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寺为中心向各地城乡传布临济宗，在促进临济宗适应日本社会、实现民族化和最后形成日本临济宗主流派当中起到重大作用。

他们这一法系被称为临济宗“应灯关派”或“关山派”。

二、杭州净慈寺第四十六代住持虚堂智愚

虚堂智愚（1185-1269），虚堂是号，四明象山（在今浙江宁波）人，俗姓陈，年十六出家，先后礼杭州雪窦寺焕和尚、净慈寺中庵皎和尚为师，后出外访师参禅，嗣法于临济宗杨岐方会下八世、松源崇岳下二世湖州道场寺运庵普岩。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经宰相史弥远举荐，住持嘉兴府报恩光孝禅寺，此后历住七刹，于景定五年（1264）正月住持列于“禅门五山”第三位的临安府（今杭州）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八月[ 此据《虚堂和尚语录》卷三载为“咸淳元年（1265）八月二十五日”，而法云《虚堂和尚行状》谓“丁卯（按：咸淳三年，1267）秋迁径山”，当误。]升住“五山”首位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

虚堂智愚在各地寺院上堂说法，发挥临济宗禅法的现实主义风格，语言灵巧多变，生动活泼，并善于运用“文字禅”的偈颂、举拈及代语、别语的表达形式，启示信众确立自信，致力自修、自悟，深受参禅僧众和信众的欢迎。他将平日举扬称颂唐宋丛林著名公案的代语、别语编为《代别一百则》，受到世人称颂，在文字禅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智愚住持净慈寺时，年已八十，名闻遐迩，口碑甚隹。据弟子法云所撰《虚堂和尚行状》记述，在他于净慈寺升座之后，“衲子奔集，堂单无以容，半居堂外”。

《虚堂和尚语录》卷十记载：

师入净慈升座，问答罢，忽天使（按：皇帝的使者）踵门，传奉圣旨，问赵州因甚八十行脚，虚堂因甚八十住山。师乃就举赵州行脚一日到临济，方濯足间，临济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恰值老僧洗脚。济近前作听势。州云：会则便会，咂啖作么。济归方丈，闭却门。州云：老僧八十行脚，今日却被者（按：这）驴子扑。[ 源自《临济录·勘辨》或《古尊宿语录》卷十四《赵州语录》，]

辄成一颂，天使杨都知缴奏，龙颜大悦，特赐米五百硕，绢一百缣，开堂安众。续以粮食、阙典、僧堂弊漏敷奏，伏蒙圣恩，拨赐水田，岁收租三十余石，并免官税，仍颁降楮券一十万贯，重盖僧堂，

颂云：赵州八十方行脚，虚堂八十再住山。别有一机恢佛祖，九重城里动龙颜。

这里所说的“圣旨”是宋理宗派人送的圣旨。从这件事可以了解，宋理宗对佛教禅宗是感兴趣的，也有所了解。皇帝下旨给净慈寺赐米、绢、水田、楮券（纸币）等，资助修葺寺院，在当时对净慈寺地位的提升，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虚堂智愚于咸淳五年（1269）十月逝世，年八十五岁。逝前留下《辞世颂》曰：“八十五年，佛祖不识，掉臂便行，太虚绝迹。”有《虚堂和尚语录》十卷传世。

三、日本南浦绍明入宋从智愚嗣法和归国传法事迹

南浦绍明（1235—1309），南浦是字，俗姓藤，日本骏河国（今静冈县）人，十五岁时出家并受具足戒，后入镰仓入建长寺在兰溪道隆禅师门下参学。

在龟山天皇正元元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绍明西渡入宋，在江浙禅林遍参名师。当时虚堂智愚禅师住持杭州净慈寺，声闻丛林。绍明前去参谒，智愚收留他在门下参学，后来请他担任知客。南宋度宗咸淳元年年（1265）智愚迁任径山万寿禅寺住持。绍明随同前往，一夕在禅定中得悟，作偈描述自己的悟境呈给智愚看。偈曰：

忽然心境共忘时，大地山河透脱机。

法王法身全体现，时人相对不相知。

意为自己已心境双忘，参透大地山河而认识空寂实相，领悟清净本性，然而周围的人尚不知道。智愚表示印可。咸淳三年（日本文永四年，1267年）秋天，绍明辞师回归日本。临别，年高八十三岁的智愚赠偈曰：

敲磕门庭细揣摩，路头尽处再经过，

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

[ 此偈亦载《虚堂和尚语录》后附宗卓集《虚堂和尚新添·送日本南浦知客》，全文曰：“敲磕门庭细揣摩。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明知客自发明后。欲告归日本。寻照知客、通首座、源长老、聚头说龙峰会里家私。袖纸求法语。老僧今年八十三，无力思索，作一偈以赆行色，万里水程，以道珍卫。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径山(智愚)书于不动轩。”]

智愚在偈颂中赞许绍明入宋后曾历参丛林，反复参究，曾告诉智愚日本禅宗日盛，松源法系儿孙日益增多。绍明在宋地前后参学九年，已能够熟练运用汉语说法和撰述。

绍明回国之后，先回到镰仓建长寺道隆门下担任藏主（主管经藏），受到道隆的信任，可秉拂说法。他在示众中说：

十載中华历遍归，未将佛法挂唇皮，

无端今夜始开口，铁树生花正是时。

[　主要依据侍者祖照等编《圆通大应国师语录》（简称《大应语录》）卷下所載杭州中天竺寺延俊撰《圆通大应国师塔铭》，載《大正藏》卷80。此外参考日本师蛮编撰《延宝传灯录》卷三〈绍明传〉。] 

在文永六年（1269）年，绍明应请到九州筑前（在今福冈市）住持兴德寺。他此后立即将自己的“嗣法书”及入院法语抄录托西间子昙带给年已八十五岁的智愚。智愚读后，十分高兴，说：“我道东矣！”

两年之后，绍明应请到太宰府（在今九州福冈）任崇福寺的住持，在此传法长达三十三年，逐渐盛名远扬，慕名投到他门下的弟子和参学者日多，其间经历了日本抵御元军入侵的“文永之役”（1274年）和“弘安之役”（1281年）两次战役。后二条天皇嘉元二年（1304），绍明奉诏入京进宫为龟山上皇（出家称“法皇”）说法，受到赞许，受任万寿禅寺住持，一时间“贵游问道者，车马日骈集”。接着，后宇多上皇在东山为绍明建嘉元禅寺，请他为开山祖。德治二年（1307），绍明应幕府前执权北条贞时（法名“崇演”）之请到镰仓，请他住持建长寺。

在花园天皇延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已进入1309），绍明书写遗偈：“诃风骂雨，佛祖不知。一机瞥转，闪电犹迟。”然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有《圆通大应国师语录》二卷行世。花园天皇赐谥“圆通大应国师”之号，并敕在京西建造龙翔寺，置“普光塔”奉安其遗骨舍利，在镰仓建长寺、九州崇福寺也置塔奉藏其舍利。 

四、大应南浦绍明的禅法

下面主要依据《大应国师语录》（简称《大应语录》），对绍明传授禅法的两个主要特色略作介绍。

（一）在说法中蕴含鲜明的民族意识

绍明回国后，先在镰仓建长寺协助道隆传法，后到九州传法三十多年。他在自己住持的寺院引进宋地禅寺的入院、升座及上堂说法等做法和仪规。然而他作为一位日本禅僧，在说法中是怀有鲜明民族自信和情感的。文永十一年（1274）四月，正值九州紧张加强海防以防备元军入侵的前夕，绍明在崇福寺举行“结夏（按：夏安居开始）小参”向众僧说法，说：

南瞻部洲大日本国筑州太宰府里横岳山中，有一座清净伽蓝，大包刹海，细入邻虚（按：极小微尘），若圣若凡，有情无情，尽在里许结制安居。（《大应语录》卷上《崇福寺语录》）

语句蕴含着民族自信和豪气。

绍明奉诏入京之时，已离第二次抗元战争二十多年。他在翌年七月入住京都万寿寺的开堂仪式的拈香法语中称颂说：“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金轮统御，天基永茂，四海归仁，万邦入贡”；又为“太上天皇”（此指龟山上皇）祝福，“恭愿亿万年天清地泰，永祚皇图；三千世时和岁丰，咸歌睿德”。他自称“臣僧绍明”，说“臣僧绍明，今日开堂，……四海而今清似镜，三边谁敢犯封疆！臣僧绍明，恭奉圣旨今日开堂，举扬正法眼藏，祝延圣寿无疆。人天大会，草木丛林，情与无情，同蒙光辉，共沾圣恩。臣僧绍明下情不胜感激屏营之至”。（《大应语录》卷下《万寿寺语录》） 

绍明在入住镰仓建长寺的开堂拈香法语中先为天皇祝寿，然后为幕府的将军（当时是久明亲王）拈香祝福，谓“威镇三边，德被四海，永佐上圣，普泽下民”；又为执掌幕府实权的前执权、已以出家身份活动的北条贞时（“最胜园寺殿”，法名“崇演”）祝寿，祝他“寿等南山，福深北溟，柱石皇家，金汤佛法”。（《大应语录》卷下《建长寺语录》）

绍明是土生土长的日僧，在日本人当中传法没有语言隔阂，又善汉语汉文，容易受到重视汉地禅法传授的日本禅僧的支持，因而影响也大。当他把宋地禅僧在开堂仪式上为皇帝、朝廷命官祝寿祝福的模式和词语搬到日本时，已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将蕴含儒家名教伦理色彩的仪规通过传法仪规传给下一代，然后代代相传直到后世；其二，为日本迅速兴起的武士阶层吸收儒家伦理，充实和发展武家“道理”——武士道提供极大方便。

绍明在京都受到龟山法皇、后宇多上皇的崇信和皈依，然后应邀到镰仓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年。

（二）主张修行“不离日用应缘”，说“时节”一到自然觉悟

唐代百丈怀海曾引证佛经上所说“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 原出自南本《大涅槃经》卷二十六，原句是：“欲见佛性，应当观察时节形色。”]来教导弟子灵祐，告诉他：“时节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忆。方省己物，不从他得。”[ 参《景德传灯录》卷九〈灵祐传〉。]借此说明人人自有佛性，但觉悟有早有晚，如果时节一到便可自然入悟。

绍明在说法中经常引用这段公案，并且作了很多发挥。他在九州兴德寺说：“古德云：要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时节既至，其理自彰。”（《大应语录》卷上《兴德寺录》）此后他在京都万寿寺的法语中又说；

凡衲僧家，知时知节，名为灵利之汉。所以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时辰，无虚弃底（按：的）时节。释迦老子、达磨大师，皆是应此时节出来转大法轮，显大妙用。乃至自余诸大老、情与无情，尽是随时受用。故曰：时节既至，其理自彰。若论佛性义，人人虽具天眼也难看，个个虽备天耳也难听。虽然如是，时节既至，其理自彰，以眼可见，以耳可听，见闻所及，一一皆是本来消息、本地风光。今日人天普会，若知此时节因缘，转凡成圣，同在大光明藏三昧之中游戏。（《大应语录》卷下《万寿寺语录》）

意为佛与达磨祖师随时随地在向众生说法，每个人乃至一切众生、无情之物，都能随时“受用”佛法，一旦时节到来便可领悟人人生来具有的“佛性”（自性、自心）之理，体认佛性显现于一切之处，自心是融通于万物的，所见所闻无非是自家“本来消息、本地风光”。

绍明一再地教导门下弟子和参学者，说“道在目前”，“法无定相，遇缘即宗，立处皆真，随方作主”。（《大应语录》卷下《建长寺录》）。他还说： 

佛祖一大事因缘，不离日用应缘之中，不隔此土他方之间，亘古亘今，辉天鉴地。所以道：尘劫来事，只在而今。只贵当人具大丈夫气概，向朕兆未分之时，文彩未彰之前（按：此即禅宗所谓“空劫以前”，指在世界万物和人类、文字形成之前），猛著精彩，看来看去，工夫纯熟，一念相应，生死心破，忽然见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一一分明，则与从上佛祖同见同闻，同知同用。（《大应语录》卷下《示空证禅人》）

绍明告诉弟子：修行悟道不必脱离日常生活，但应充满自信，以“大丈夫氣概”，透过周围和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事物表象，体认它们本具的超言绝相的空寂实相，所谓“明见本来面目、本地风光”，进而体悟周围的一切事物无非是自心所现，“一一自家本来消息，更无一点外物”。（《大应语录》卷下《示昙翁居士》）这便达到觉悟，超脱生死。

五、大应法系及其在日本临济宗史上的地位

绍明从南宋回国到去世，传法四十多年，有僧俗弟子上千余人。参考《圆通大应国师塔铭》和《延宝传灯录》卷三十，他的著名嗣法弟子有：京都大德寺的宗峰妙超、南禅寺的通翁镜圆和绝崖宗卓、建仁寺的可翁宗然、万寿寺的即庵宗心、九州圣福寺的月堂宗规、镰仓建长寺的物外可什、九州崇福寺的峰翁祖一、京都妙兴寺的灭宗宗兴等人。

其中的大灯国师宗峰妙超是京都大德寺的开创者，先后受到花园上皇（1297－1348）、后醍醐天皇（1288－1339）的支持，受赐“兴禅大灯国师”、“高照正灯国师”之号，使大德寺一度拥有相当皇家寺院地位。

宗峰妙超的弟子关山慧玄[历代天皇赐给慧玄谥号有：佛心觉照国师、大定圣应国师、光德胜妙国师、自性天真国师、放无量光国师等；进入近代，明治天皇赐以“无相大师”的谥号。]得到花园上皇崇信和支持，将花园离宫改建“正法山妙心寺”，博得天下丛林“法窟之冠”之美称。妙心寺后来虽长期附属大德寺，甚至遭到废止，然而到15世纪中叶取得很大发展，进入17世纪江户时代发展成为日本临济宗流派中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传法中心，关山法系妙心寺派成为日本临济宗的主流派。

可见，杭州净慈寺也是日本临济宗的重要祖庭，相信在今后发展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友好交流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

（2020年10月24日杭州净慈寺首届佛教文化论坛净慈寺祖师文化研讨会论文 2020年10月14日参考以往相关旧稿撰写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