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
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
近现代中国美术的演变,留下了诸多重要的史实,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明清以来的江南中心格局,逐渐汇聚于新兴而起的国际商业都会上海,表面上这是一种文化历史的空间位移,而在深层意义上看,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绘画在文化格局上发生重大转型。
近日,上海中华艺术宫精心策划了“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作为该馆重要的学术项目,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为观众呈现独特而恢宏的学术视野,叙述海派艺术的“中国故事”。主办方与策展团队通力合作,以其学术经验和思想洞见,在百年海派艺术历史变迁人文历史框架之中,聚焦“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板块,依托近现代至现当代海派艺术发展演变文脉,每届展览推出卓有影响之力的八位名家,中西各半,呈现独特的美术史叙述模式和文化史的思考语境。
“近现代海派艺术大家系列展”第一届展览,设立“借古开新”“中西兼道”“现代标程”三个部分,聚焦任伯年、吴昌硕、吴湖帆、黄宾虹、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倪贻德八位近现代名家,面对百年海派艺术历史长河中人与画的素材选用、常与变的事件铺陈,始终维系着在视觉语言探索之中的人文精神之力,加以梳理、解读与思考,形成了所谓既不拘泥于“木”,又不迷失与“林”的展陈主线效应。事实上,海派美术作为独特的艺术资源,正在于其以“新兴艺术策源地”的影响力贡献于中国美术,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力量之一,实现其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借古开新
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
“海派”原义意指清末民初流寓于上海,兼具同乡关系的画家群体组合,发生了历史的沿革。就绘画领域而言,“海派”称谓基本确立,并沿用至今。具体说来,即以国画名家为中心,围绕传统文人画趋时务新的革新之风,相应产生了约定俗成的思维定势。沿革至今,成为身居海上开放之地,力改前时国画糜弱之气的写照。“海派”之义,从文人画笔墨形式本体,引伸和扩展为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文化精神。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吴湖帆四位大家,即是清末民初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对传统中国绘画的学习和延承基础上,师法古人,博采众长,呈现出借古开新的艺术面貌。任伯年擅长描绘现实题材,其绘画融合市民审美趣味。吴昌硕以金石入画,且大胆运用浓丽色彩。黄宾虹早年绘画以疏淡清逸为特色,晚年画风则为“黑、密、厚、重”。吴湖帆画合古今中西之法,立体感强,设色明快,墨笔烘染,有烟云苍茫、泉石浩荡之致。四位艺术大家的绘画风格虽有所差异,但共通之处在于保存传统艺术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而力避陈陈相因,成功地适应了新时代地生活方式与艺术文化思潮,有力推进了中国绘画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型,几位大家不失为海派艺术的集大成者。
任伯年 清供 纸本设色立轴 上海中国画院藏
吴昌硕 牡丹 纸本设色立轴 上海中国画院藏
黄宾虹 山水写生 绫本设色立轴 上海中国画院藏
吴湖帆 双松叠翠 纸本设色镜片 上海中国画院藏
中西兼道
林风眠、刘海粟
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出现了种种关于中西融合的观念和实践,在中国画的中西融合方面,取西画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具有描写现实生活的能力。在西画的中西融合方面,一者注重西方表现性语言与传统写意的结合;另者侧重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中西融合的主线,从中体现出应有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是中国美术在现代西学东渐社会情境之下自觉对应的结果,也是20世纪西画东渐在文化移植之中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海派艺术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独具特色,其中可推林风眠和刘海粟为代表。林风眠先生认为东西方艺术“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在绘画上,他潜心研究中国画的新风格,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绘画之技巧,在领悟东西方艺术的精髓之余,实现了中西融合。刘海粟先生受康有为影响,认为“合中西而创艺术之新纪元”。其中西兼道不仅体现在绘画创作上,还体现在艺术教育思想之上。绘画上,刘海粟取东西方艺术之表现主义的倾向,用笔强劲有力,色彩豪放,浓烈。除此之外,刘海粟在本身就源自于西方的艺术教育上,也颇有建树。纵观林、刘的艺术生涯可以看出,林风眠之中西兼道是一种内省和冷静,而刘海粟的中西兼道更体现出一种热情与豪放。大家之作所呈现的海派艺术中中西兼道之风,实则是对于艺术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与融合。
林风眠 捧白莲红衣仕女 中国画 中华艺术宫藏
刘海粟 莲花峰蕊峰晚霞 油画 刘海粟美术馆藏
现代标程
吴大羽、倪贻德
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呈现出国内学子留学海外的趋势。历经了先声、酝酿和开拓的历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西洋画运动的鼎盛之期,出现了以振兴中国现代艺术为理念的现代艺术探索。以留欧与留日艺术家为主体的创作群体,依托专业的美术院校和西画团体,构成了海派艺术新的时代标程。他们从教学实习和创作研究,全面展开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纵深格局。吴大羽、倪贻德两位大家即是一种卓越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于20世纪20年代留洋,在此过程中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将背景、流派迥异的风格化相糅合,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和精神。历史证明,一味模仿、追随绝不是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正道。因此,他们在吸取西方现代艺术之精华的同时,又强调融民族艺术特点及其美学思想。强调兼容并包、中西融合,从而创作出众多具有深厚底蕴和形式美感的作品。两者在艺术实践与理论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中国传统美术的现代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吴大羽 瓶花 油画 上海油画雕塑院藏
倪贻德 黄浦江 油画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艺术家画语录
任伯年
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底。
——题《斗牛图》
吾袱被投止时即无时不留心于主人之举止行动,今所传者在神,不在貌也。
——转引自陈蝶野《任伯年先生百周年纪念册》
啼罢鸣鸠天欲阴,垂垂佳果出疏林。谁周天下饥寒子,生满荒园树树金。
——题《佳果鸣鸠》
积雪初霁,晴气欲暄,幽鸟鸣春,几砚适然,对景写生。
——题《幽鸟鸣春图》
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
——任伯年
吴昌硕
近人画梅多师冬心、松壶,予与两家笔不相近,以作篆之法写之,师造化也。瘦蛟冻虬,蜿蜒纸上,公周见此,必大笑曰:“非狂奴安得有此手段!”
——吴昌硕《缶庐别存・沈公周书来索画梅》
画牡丹易俗,水仙易琐碎,惟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珑,在奇古。人笑曰:“此仓石居士自写照也。”
——吴昌硕《缶庐别存》
学我,不能全像我。化我着生,破我者进,似我者死。
——转引自《四大家研究》
直从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读其余。
——《李晴江画册、笙伯属题》
吴湖帆
西庐老人笔墨丰腴而能不甜俗,镂金错采,落落大方,承明启清之关键也。
——自题《仿梅村九友册》
痴翁浅绛法为千古画坛绝调,后惟娄东太常、司农祖孙得其三昧,非余子所能见。
——自题《秋山晴霭图》
学古人画至不易,如倪云林笔法最简,寥寥数百笔可成一帧;但摹临者虽一二千笔仍觉有未到处。黄鹤山樵笔法繁复,一画之成,假定有万笔,学之者不到四千笔,已觉其多。
——《丑簃谈艺录》
宋人双钩绿竹都施于花鸟补图,无专作也。迄明初王子约、金本清乃成绝学,特标异帜。自后惟罗花僧偶为之,亦鲜专学者。
——《丑簃谈艺录》
刘海粟
现代艺术重表现,薄纯粹写实。若曰役于自然,自暴弃也。我国名画,类能役物,不为物役,缣素有限而意无穷,是真美所在也。
——题画
昔拿破仑有言:“英雄之字典无难字”。可知世界事业无不由难而易。若人人存一畏难之心,固步自封,此学术终无显明光大之一日。
——1918年为创办《美术》杂志(中国第一)撰写的发刊词
我一生追求真善美,一生坚持艺术创作,一生为艺术教育事业奋斗……我一百岁还是开始,我还要创新,不断地创新。
——1994年3月16日在上海举行的百岁华诞庆典上的讲话
林风眠
从事艺术运动该有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要从创作者本身着眼,怎样才可以使艺术时时有新的倾向,俾不致为旧的桎梏所限制;第二,要从享受着的实际着眼,怎样才可以使大家了解艺术,使大家可以从艺术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观念,同正当感情的陶冶。
——《我们要注意——国立杭州艺专纪念周讲演》1928年《亚波罗》第一期
一个真正的美术工作者,他首先得是个诚实的人。创造是个艰难的劳动过程,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创造出好的东西来,首先得研究美术史和前人的创作经验,认识我们多彩的民间美术,在技术上踏踏实实下功夫。
——《要认真地研究工作》,《美术》1957年6月号
倪贻德
有人以为只要明暗减弱一些,色彩平涂一些,在物体轮廓周围加上一些线条,就是油画民族风格了……这样做其实不一定真正能表现民族风格,而油画的特点却减弱了。正确的道路应当是油画的特点和民族绘画的特点的高度结合。
——倪贻德《对油画、雕塑民族化的几点意见》,载《美术》1959年3月号
我们不能因为有形式主义就不讲形式美。要把形式美和思想内容统一起来,形式美更有力地表现内容,在明确形式表现内容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形式美的问题。
——金一德《倪贻德教授关于艺术教学谈话录》
现实主义的绘画是追求内容和形式的一致,为人民而制作的绘画必须有一个为人民所能接受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更须在现实生活的反映中启示人类精神的向上;生产的讴歌,劳动力的颂赞,将成为绘画表现的主题;力的美,健康的美,代替了病态与畸形。
——倪贻德《战后世界绘画的新趋势》
(图片由上海中华艺术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