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会分裂：“大一统”始终凝聚人心

随着数千年史前文化的融合、中原文明核心的形成和夏商周中央王朝时代的凝聚，“大一统”的中国到秦朝得以从疆域和制度上实现。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下一统”等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

受“大一统”观念影响而构建的古史叙述体系，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形成的“三皇五帝”世系，塑造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立秦朝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只见一代又一代的王朝兴替，然而“中国”却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始终无法分裂，“大一统”始终是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中国“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认同、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对中华民族族源认同、对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等，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大一统”观念与从夏商周开始酝酿到秦汉开始的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长期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一元论观念和共同文化认同心理基础之上历经几千年形成的。

“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

上古时代的中国曾经是“万邦林立”的局面，到了夏商周时期，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基础上，以天子作为共主，分封天下四方的诸侯就在各自的封地内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政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意识到要统一起来才能发展。史学家普遍认为，“大一统”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家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是对西周天子为政权之首和分封制政治体制的理论总结。 

古人藏礼于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青铜礼器及其所体现的礼乐文化与文字等礼器系统“文化圈”在历史上由二里头文化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不断向外扩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北达长城内外，南到广东、福建北部，东到大海边，西边到甘肃、四川部分地区，覆盖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是中国周边文化不断接受中原礼乐文化大传统及其背后的祖先崇拜信仰、宗法政治理念与制度，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融入华夏文化圈的表现，这是一个华夏文化认同并不断将周边文化纳入其中的过程。

“从中国考古学的文化面貌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虽然明显地表现出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多元是西周礼乐文化一体基础上的多元，是某种文化同一性上的政权分立。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多元政治并争，也没有破坏对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与认同，更没有使中国走向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格局。”戴向明表示，秦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共同文化认同和大一统心理基础之上的，这体现了中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中国文化延续性的体现。

周朝时实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将国家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虽然贵为天下共主，但仅能对王畿实行有效统治。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甚至发生诸侯王“问鼎中原”的事。从考古角度看，各地诸侯国的都城和贵族墓葬打破了礼仪制度，反映出当时社会从中原王朝一统天下转变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的局面，也是文化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特别繁荣的时代，也成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

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对万物源一、万物归一的最早阐述。孔子撰写《春秋》之时，以“周礼”维系的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着“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应该“尊王”，将“政治权力”统一于天子，并实现“一匡天下”的疆域观是明确且强烈的。《春秋》公羊学派在对《春秋》的阐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一统”概念。《公羊传》强调的重点有三，一在于“统”，二在于“王”，三在于“一”。

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戴向明认为，同欧洲的“一盘散沙”相比，中国“大一统”顽强生命力正是得益于儒家“大一统”理论的提出和实施。

疆域统一与华夏整合

“一统之事，始于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成为夏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嬴政实现了“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雄伟壮志，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统一。

嬴政最终定尊号为“皇帝”，从而确立中国古代历史上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政治体制。秦朝在全国设立郡县，实现了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大的行政治理体系变革，影响甚为深远。与此同时，秦朝在统一疆域内实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心主任王震中表示，“大一统”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亦是一种国家形态结构。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秦朝将治理的范围扩展至全域，并贯彻至统治基层，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减少、融化族群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集权和统一。交通、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统一措施与郡县制一起，对此后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的维护发展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促进“华夏区”的整合。

“大一统”在历经秦朝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实践后，对我国疆域的形成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大一统”规模的创建和制度设计，实现了先秦诸子所主张的“定于一”的理念、“一天下”之政治文化理想，为随后的汉朝君主所认同和继承，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大一统”思想成为后世一系列中原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

王震中认为，“大一统”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内容。从历朝历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可见，虽然不同时期内涵有所偏重，但是实现政治统一、疆域统一的含义是明确的。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朝代更迭罔替，持续推动中国发展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统治阶层将思想文化、规范礼仪和社会舆论的一致视为帝国大一统建设的重要环节。“书同文、行同伦”等文化统一政策，使得文字符号系统和传统价值规范得以凭借政治的统一而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共享；这为后世“中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想象的物质载体和价值本源，为大一统国家凝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初始条件，也为古代中国形成跨地域的文化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可能，也使得中国古代形成并长期维护以“大一统”为核心的文化叙事。

“这种叙事通过对人的影响而深刻作用于国家命运。即便王朝有所更迭，新王朝也倾向于建成一个典型的中华大一统国家，哪怕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王震中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

在经济政策上，秦统一度量、货币和车轨，大大促进了商贸往来之便利，加大了商旅群体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量，统一多元的中国市场的形成，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域的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为中原居民观念中的“中国”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丰富切实的物质内容。

秦始皇重视驰道交通的建设，其初衷是为利郡县巡行之便，以提升中央权力对郡县地方的辖制能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四通八达的驰道为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各地之民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现实的传播渠道。

秦还曾大行移民政策，“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人口风俗的一次大迁移和大融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必须依赖交通运输的发达和便利，秦的驰道建设在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媒介渠道作用。

此外，秦朝在北逐匈奴的基础上，连接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构建“秦长城”，实现了长城内的“中国”与长城以北的匈奴的隔离。这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王震中认为，虽然秦朝国运短暂，但其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历史上有雄心有抱负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追求和治国理念。自秦代以后，中国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有效治理，被打破后仍能持续重建，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中，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独树一帜，自秦汉至晚清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最持久、最重要的国家形态，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和科层制色彩的国家形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大一统国家形态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族群结构、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遗产。

“华夷”互动促进中华民族形成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之一，关于“华夷”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以文化认同而不以血缘差别界定居民的身份，是中华民族“大一统”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李大龙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历史事实看，我国古代“华夷”是按文化习俗区分，且“华夷”之间是互动的，特别是“夷”接受“华”文化，即可以转变为“华”。由此，所谓的“正统”并不是“华”的专权。

“‘华夷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更是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李大龙说。

秦朝统一中国后“万邦林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一个车同轨、书同文、地同域、人同伦、器同衡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大一统”创造了制度上的保障，“华”和“夷”之间的界限就逐渐淡化。从族群融合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融入华夏的过程，也是接受华夏礼乐文化大传统、形成共同文化认同心理的过程。正如孔子所说：“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

比如，东南吴越地区古代人群接受礼乐文化大传统、融入青铜礼器文化圈而成为“多元一体”华夏文化一部分的历史过程，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春秋时期，当吴越两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上时，已自认为源自中原，即吴国来自“太伯奔吴”，越国为大禹之后。这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终获得中原华夏诸国的承认，即追求华夏化的吴国王室借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到了秦汉以后，吴越地区完全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吴越文化源自中原的观念深入人心。

李大龙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西周时期甚至更早，王所在的“王畿”就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后世的“中国”也都成为诸多地方政权博弈的旗帜，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这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

“多民族国家中国因为中华大地上一代代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大一统’思想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并使得追求‘天下大同’成为中华民族最高的理想境界。”李大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