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二里头到儒法国家，“华夏”从何而来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历史学家李峰在今年出版的《早期中国》一书，可以说是对早期中国的重新解读与挑战。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早期是最有魅力，同样也是“社会变化与政治发展最激烈的时期”。 

作为同一性的历史单位，解释中国的起源以及政治、文化和传统上的同一性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充满挑战却也乐此不疲的工作。现代中国是多重历史遗产层累形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使自身和自身的研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被大众接受、阐释，成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常识。也许在众说纷纭的论述中，我们需要在当下与过去的纠缠共生中，追寻“最早”的中国。那些在未来几千年影响中国历史的观念与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礼制、官僚体制、编户齐民等等是在怎样的历史逻辑之下形成的？在中国这个延续性远大于断裂性的文明体中，他们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

追寻我们的起源，不得不回顾中国的诞生与生发之处，去回顾文明的“童年”。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家争论最多，同时也是创见最多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围绕这一时期。在他们的努力下，早期中国神话与道德理想国的色彩逐渐剥落，我们得以看见作为文明体的中国，如何在一次次变革和自我调适之后，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生活伦理与政治体制。考古学者张光直在《古代中国考古学》一书中，把夏商周三代共同特征归纳为：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以血统为中心的资源与财富分配，以及王权作为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在中国历史向着一个复杂化和动态化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这些特征在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中，依旧得以保留并成为一种层层累积的历史传统。

历史社会学家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则针对更为晚近的战国时期，提炼出“儒法国家”的历史模式：这种以工具主义的法家思想作为御民之术，儒士阶层掌握并解释“天命”的政体，保持着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稳定性，一直延续至辛亥革命。如果追溯这种体制的来源，我们不得不回顾早期中国的几次重要变革（商周之变、周秦之变、儒法之争），已经勾勒出这种国家形态的线条。这些历史遗产在当代中国形塑国族认同与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依旧是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也迫使我们一次次地回望历史，并展开想象：这种内在的脉络与历史逻辑又是如何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我们的判断与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历史学家李峰在今年出版的《早期中国》一书，可以说是对早期中国的重新解读与挑战。在他看来，中国文明的早期是最有魅力，同样也是“社会变化与政治发展最激烈的时期”。在这种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他勾勒出早期中国的几个重要节点：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国家形态的诞生、西周以贵族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官僚体制和社会形态、战国争霸所孕育出的领土国家、汉代形成的行政体系。在扎实的实证研究与广袤的理论视角下，李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元的、互动的早期中国发展的轨迹。如果说他的《西周的政体》与《西周的灭亡》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件，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某种竞争性的内在动力。那么，《早期中国》则展示了他通识性的视野与关怀，中国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从何而来？通过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方法重建的古史研究中，我们又可以多大程度地还原历史？历史书中的中国从不是固定与僵化的，它需要更多开放的，来自未知的诘问。

文明与国家的分野

　　▲西周早期凤纹方座簋（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京报：无论是在《早期中国》还是在《西周的灭亡》与《西周的政体》中，您对地理因素对早期中国的影响都格外强调。周代和秦代都是发源于渭河平原，地理位置相似。为什么早期文明会在中原地带率先形成？地理因素在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峰：地理是理解早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把早期中国放在地图上来看它的形成，而是在于提供给了我们一个以空间+时间的角度看问题的方法。但是，地理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也不能落入地理决定论的窠臼之中。说到底，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要和政治势力的兴衰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比如关中地带相对易守难攻，因为它的东部是山地，使得自己与整个东部平原是完全隔开的。按照西周史料上的记载，当时从渭河流域的丰镐到东部平原的洛邑，横越豫西崎岖的山路，要耗费大约40天到60天。从东方的角度来讲，要进入渭河平原必须经过重重山地。正是这么一个地势，对周人、秦人来说，在他们势力较弱的时候，有利于他们的维系与自保。但是随着政治的发展，一旦他们决定对外扩张的时候，这种地理环境就变成了劣势。所以地理优势对他们来讲是相对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因素，周代才采取了分封的制度。分封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利于西周在东部的扩张，以此加强对东部平原地理空间的控制。到西周晚期也是一样，西周虽然在东部很稳定，但是在西部受到了挑战，西申（王子宜臼的保护者）与西戎联手挑战西周的王权。最终周都的沦陷导致西周的统治者放弃了渭河平原，东迁洛邑。而来自甘肃东南的秦人迅速占据渭河平原，并在与西戎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北方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只有把地理因素和政治力量的兴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中，理解早期中国的发展。

新京报：考古学家丁山先生认为三代礼仪制度不同，夏文化生长于中原，商起源于东北，与燕亳和山戎有密切关系，周族居西北方，与戎和狄有关。能否请您谈谈，在上古史中，有哪些外来因素推动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李峰：我们在讨论内与外的因素时，要注意这一组概念其实是有问题的。它们容易让我们把现代中国的内外观念强加在古代之上。我们都认为商、周民族互为他者，彼此代表的文化与历史带有很大的差别。他们二者之间，并不具备现代式的民族意识，即以中原为中心，审视周边并认知对方为“外”。

但是如果从古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讲，东亚大陆确实受到过两次西方文明特别是其技术体系的冲击。一次是龙山时期小麦等作物的迁播，比如在龙山文化中我们就发现了小麦的遗迹。另一次是青铜器时代金属制作技术，马车等的东传。北方的社会中之所以二里头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青铜器的缘故。青铜器的开采、冶炼，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来协调、保证这一套系统的运作。所以说，外来文明其实对早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种不可忽略的历史发展动力。

新京报：在史籍中，我们经常看到邦国、古国、方国这样的表述，在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它们逐渐向夏商周这样的广域王权国家演进。对于古代社会形成的轨迹，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曾经提出过“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进轨迹，我们能否把早期文明中的邦国、古国等归类到这种演化过程之中？

李峰：我不认可这种划分。从游团、部落、酋邦再到国家的演变体系是以塞维斯和萨林斯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学派，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新的关于早期社会发展的学说。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发展的前提是反映早期社会在国家形成之前发展的若干形态。尽管有人提出批评，但是这样一个发展的线索大体是被大家接受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它后面加上从早期国家到帝国的发展。酋邦概念的出现，通过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为我们完善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的变迁过程。塞维斯以之前的游团、部落作为铺垫，刻画出了酋邦的特征，就是初步具备了中心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的社会。并且在世界史上其他的文明找到诸多案例进行佐证，这就是酋邦理论的最大贡献。

那么中国的古书当中所讲的邦国、方国、古国，并不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三种国家形态，而是处于不同的政治地理环境中的政体。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需要澄清的。邦和国本身，按照西周人的讲法，其实是两个级别的政体。邦是宗族的称法，国则是由周王分封出去的地方政治实体。到了西周晚期，人们认为邦与国都只是政体，它们只是在发展程度上有差别，就把两者混同了起来。而把邦国统一起来称呼，其实是西周晚期从后世开始的。而古国的所指范围就更大了，更多地需要追溯到传说的古国。对于商、周这样青铜时代的主要国家来说，方国是属于在其边缘地区存在的政治实体。因此，邦国、方国、古国其实是很不同的概念，不存在一个系列的关系，更不存在线性的发展关系。如果一定要拿它们作为参考的话，我认为它们只能是早期国家这一个特定阶段。

夏商周的遗产

　　▲散氏盘（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京报：以怎样的标准界定国家的起源，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聚讼不已的话题，判断早期国家的诞生也有一些标准比如阶级的形成、公共权力的诞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二里头文化的哪些特征，使其区别于其他文明代表着国家的形成？

李峰：二里头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这一直是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所关注的。如果我们从古代社会形成发展的历程来看的话，酋邦和国家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公权力的强化与公共领域的形成当然是不可忽略的一面。我想最关键的，在每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从酋邦向国家过渡的阶段，是coercive power即强制性权力的存在以及主权的发展。酋邦和国家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国家不光出现了公权力，而且这个公权力是强制性的。

如果我们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来看，国家形成后出现了中央的绝对权力（有的是国王、祭司，有的是某种军事民主制度），但是不一定有了王权；但是如果有了王权，那它一定是国家。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形成代表coercive power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律等等。因此，国王的命令就具有绝对性，是必须服从的。而酋邦的酋长要执行某项命令，则不得不靠自己身体力行来为下属示范，或者靠个人魅力来说服酋邦成员。

如果想证明某个区域或者文明存在着王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字资料的发现。所以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二里头性质的争论的原因就在于，在考古现场中我们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是，二里头出现了一个国家级别的社会，这是我们从二里头的建筑规模和青铜器的工艺和规模来判断的。即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权力的出现，是不可能衍生出这么复杂并且分工明确的铸造业和社会规模。但是说到底，这是根据考古现象做出来的推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的。但是这种推测看来是合理的。

新京报：殷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这不仅是改朝换代，也是一种由“祭祀文化”向西周的“礼制文化”和东周的“自然宗教”转向的结果。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也成为了一种理想中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宗教与祭祀的影响，也一直存在于历代的礼制之中。而商代的内外服，也被西周所继承。您认为，商文明的特征在哪些层面上影响着早期中国的发展因素？我们是否应该对“殷周革命”的说法有所反思和更新？

李峰：王国维提出的殷周变革说是中国近代学术上的著名观点。王国维认为殷周之变主要体现在从兄终弟及到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度、同姓不婚、分封制和礼制等几个方面。其实从最重要的继承制度的嫡长子继承制来讲，根据对最新考古成果的研究，晚商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并非是周人的发明。我在《早期中国》中《商代王族》一节中，也对这种现象做了新的解释。最近，我在位于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做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重新思考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历史作用。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史的范围里来看，在早期欧洲也是如此。许多政治社会学者通过大量的素材和研究证明，嫡长子继承制更容易产生稳定的政体。回过头看，所谓商代的兄终弟及制其实只存在商代建立以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某个特定阶段。所以我觉得商周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一种连续性。如果一定要说周代的创举的话，我觉得是西周的行政体制。我们可以看见西周的官僚制可以按照行政理性和具体的行政需要来运作，这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在《西周的政体》中，您对西周的国家体制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西周的政体应该是“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您认为之前的以宗法制和封建制对于西周史的解读，有何力有未逮之处？历代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政治方案大多是以《周礼》为蓝本，您认为为什么西周的政治遗产与意识形态会一直为之后的统治者所重视？

李峰：其实我提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这个概念，是有这么几层意思：首先是要考虑西周国家在政治地理上存在的特点。即西周国家是成千上万的邑的集结体，而国家的最基本特质是对于这些邑的群体进行分配和控制。“亲族”是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就是以前所讲的宗法制，即在分配政治经济资源时是按照亲族血缘的结构分配下去。“权力代理”则是指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即封国诸侯作为周王的代理来在其封国行使政治权力。而之前的西周封建制的说法，其实只是把这种政治资源的分配归结于血缘关系。

总之，周王将土地和政治资源分封给诸侯，他们是周王在各地的代理。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中，他们是周王权力的代理，而不是独立的主权拥有者。因为他们也是周王室的成员，他们由共同祭祀的祖先凝结在一起。另外，周人的外婚制，使周人和其他的族群以婚姻的纽带联结为一体。

新京报：西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全新的政治文化：官僚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官僚政府之一。同样，秦代以官僚制和社会控制著称。我们能否这样认为，西周的官僚制度，再经过春秋战国的间隔之后，最终由秦代所继承，并形塑了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政治文化？

李峰：这个我倒是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历史并不一定是线性发展的，而是规律和偶然性的结合。其实很多后来的发展是历史中的人意想不到的，比如假设战国时期秦国没有攻占蜀地，没有获得一个稳定的后方，那么就没有后来统一中国的资源。

而且周代和秦代的官僚制的涉及范围以及贯彻到基层的程度也不一样。周代所谓的官僚制仅仅集中在中央政府。西周官僚制发展的动力最初来自于卿事寮的王家内廷的区别，伴随着政府结构的逐渐复杂，官僚制才继续得以发展。而秦代官僚制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争霸战争，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不得不建立更完善和强力的官僚组织汲取基层的资源，这就是县的出现。而周代对于地方的控制更多的还是通过分封诸侯，而秦代的县制其实是中央政府直接的派出机构，直接对国王负责。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周代和秦代的官僚制其实无论是规模还是作用上都有着很大区别。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从周代到秦代有着一个连续性的官僚制传统。

新京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华夏”、“诸夏”观念一直影响到今天。许多考古学者也力图追溯华夏的起源，比如周人就把周族称之为“我有夏，我区夏”。“华夏”观念在春秋时代，因为与狄、戎的战争被逐渐定型，并被明确表达。您认为，“华夏”概念，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区域与共同的心理，这与人类学中民族的概念有何区别？

李峰：春秋时期形成的“华夏”概念，不是政治学上所讲的主权在民的国家概念，其实和民族学中的“民族”概念已经很类似，是一个享有共同文化与历史的共同体。华夏的观念被之后的王朝所不断继承，更多的也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传承概念。这也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根基，并随之不断扩大。最重要的是，华夏族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不会随着王朝更替而变化。

我和之前的史学家有一点不同，我认为华夏族的形成是在春秋时期。其中的关键就是西周末年随着平王东迁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民族迁徙。在周王室权威衰落之后，周朝的移民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凝聚在一起。而在西周的早期文献中，“周”与“戎”是相对的概念。到了春秋中期，戎狄明显地成了一种指外族的概念。西周灭亡之后，西戎大规模迁入周人世界的浪潮随之而来。狄人与中原的诸侯国相混杂，也不断发生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原属于西周国家的这些地方封国就需要一种观念来找到自我的归属与凝聚力，并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戎狄相区别，他们就将目光转移到西周的遗产之中。因为他们都是西周国家的遗民。

同样，姬姓的血缘和姻亲关系是西周国家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它在周人世界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和种族的共同体概念。这种在西周逐渐萌芽的共同体意识，到了春秋时期不断地在与所谓戎狄的混杂和战争中得以强化，与“戎”和“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最终使华夏族成为了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体民族。

领土国家与秦汉的政体

　　▲春秋兽首配饰。（图片来源：大都会美术馆）

新京报：郡县制和封建制的对立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话题。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便是秦代确立郡县制之后，后世也有很多王朝试图恢复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为何总会在历史上死灰复燃？

李峰：我在《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其实谈到了西周的分封制遗产在后世王朝中的作用。秦朝的政治体制，为防止内乱和维持统一而设置，以官僚机构和行政命令为纽带组成。但是秦末农民战争说明，一旦帝都被推翻，帝国体系很快就会瘫痪。因为地方官员和皇帝，不像周王与诸侯一样，有出自血源的一种天然的感情。为了吸取周、秦的教训，汉朝形成了郡国并行制。而在秦末战争时期，刘邦为了牵制项羽，就已经开始分封诸王。而且汉初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战国的政治遗产。所以刘邦部分地采纳了分封制，就是为了以这种特权维系皇室的稳定和联系性，以此维系平衡。而诸侯王其实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如果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之后的晋代、明代都发生了这种封建与郡县的并立。这也是西周的一种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以后，很少有王朝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地方主义而走向衰落的，相反地方势力的膨胀是王朝衰退的结果。

新京报：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放弃了封建的统治方式，以领土国家为目标进行改革。在此基础上演生出的编户齐民、官僚制与行政理性，也纷纷为各国所采纳，最终以秦国的统一告终。而最终以秦王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官僚制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的帝国体制，成为了后世王朝的通用模式。您认为，“领土国家”为什么会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力？

李峰：“领土国家”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在这个范围内设置县作为地方单位，由中央集中统治，有着由部队防御的明确的疆界，并且疆界内政令统一。和帝制国家不同的是，领土国家永远处于对于自身安全的焦虑之中，因为随时担心会被侵略。所以，领土国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一定要创造一个中间地带来缓冲威胁。我在课上常常问学生：你们觉得战国时期修建城墙，使得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了，还是相反？其实两个国家间修建的城墙，是激发了彼此的敌意。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政治中非军事区的概念，即修筑并行的两条城墙来划定中间为非军事地带。城墙本身就是军事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早期秦魏之间的争霸战争，大体就是围绕着陕西华山北麓，沿着洛水向北延伸的魏长城进行的。

所以领土国家本身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家体制。因为总有一天，各个国家间的权力平衡会被打破。领土国家最终会向秦汉的帝国体制进行演化。战国的转折点就在于秦国统治了四川，以此作为基地最终统一全国。有学者将战国时期的群雄争霸与欧洲早期现代的国际体系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战国为了适应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进行的自强性改革，最终突破了这种权力的平衡。我认为欧洲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对比让我们深思东西两种文明的不同与特质，及其最后的发展结果。

早期中国研究的“疑古”与“信古”

新京报：早期中国所定义的时间段是从人类历史在东亚地区开始，再到公元前220年东汉灭亡。历史分期是一个凸显历史学家个人特质的判断。您为什么选取这样一个时间段？

李峰：我觉得历史分期首先要像人类学家一样，考虑到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次也要综合政治文明所发展的成果。当然早期中国的分法不是我的独创，其实是美国汉学界约定俗成的分法。这种分期主要是以中国文化受到大规模外来文化影响之前为视点，因为后面佛教的引入把中国文明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首先，就像我们前面所讲，虽然早期中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马车、小麦的引入，但是当时中国文明发展动力主要还是源自自身。第二，研究早期中国对考古的依赖性很强，考古学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基础。在西方研究这一时期不仅需要历史学功底，还需要了解考古学甚至古文字学，因为新的出土文献会不断挑战着我们以往的认知。当然在早期中国的时间段内部，我们可以有更细致的划分，比如农业社会的转变，封建向吏治国家的演化，领土国家向帝制国家的转变等等。

新京报：在《早期中国》的绪论部分中，您梳理了近代以来古史研究的学术史。近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理论莫过于顾颉刚提出的“疑古论”，而今天的历史学界则提出了“走出疑古”的说法，并且以新的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中的记载进行对照。作为一个考古学者，能否请您谈谈在研究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疑”与“信”的把握？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之间的差异？

李峰：我想这是早期中国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史料。无论是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派，还是早些年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倡议，都引起了很多争论。我想无论是信古还是疑古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证据的信是迷信，没有证据的疑其实是猜疑。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研究都需要一种怀疑的态度。无论是对史料，还是对前人的研究来说，我们都需要一种批判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真正的问题，解决学术上的难题。但是怀疑也是有界限的，这是我和一些西方学者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怀疑是研究的开始或起点，但不是研究的目的，更不应该是最后的结论。换言之，如果我们对某事有怀疑，那我们就要对它进行研究，这才是怀疑的价值；而不能因为怀疑某事，就把它排除在研究之外。我们需要的是踏实的研究和理性的态度，而不能偏执疑古或信古的任何一端。

如果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争论中哪方面更具话语权，我认为是考古学家。无论是出土遗物，如青铜器，还是建筑群或其他遗迹，特别是出土文献，都应该得到更高的重视。与传世文献相比，它们都是当代的史料。但是考古学家的研究能力也是有限的，很多问题，比如官僚体制这样的问题就很难用出土的遗物和遗迹来进行复原，而且考古资料需要在一个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解释。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以理性的、综合性的分析来进行解释。（完）（原标题：从二里头到儒法国家，“华夏”从何而来|专访历史学者李峰）

作者/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