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

　　陆晔在北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摄影/张扬）

　　陆晔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工学学士，北京广播学院法学（新闻学）硕士，复旦大学法学（新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美国南加州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社会学、新技术、影像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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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学者访谈系列中，我们邀请了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女性学者。她们代表了不同代际的女性知识分子，对知识怀有热情，也曾经历困惑与挫折。她们的故事讲述了大部分现代女性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这是“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第三篇。受访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

“看见”被影像改变的命运

新京报：今天，更多的影像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宇宙中心曹县”，从技术到视角都存在一种“下沉”，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陆晔：我觉得“内容下沉”是一个商业词汇，我不喜欢这个词。

新京报：或者可以称之为“去中心化”，不再只有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才有条件、有能力通过影像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曹县、义乌这样的小城市同样可以通过影像的建构以其自身的魅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获得人们的关注。

陆晔：对，更多关注短视频平台之后，特别打动我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普通人。他在现实生活中一辈子，可能只有周围50个人认识他，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他不需要变成网红，只要有300个人看他，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出现这种情况，与技术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们在农村边远地区调研时，会发现许多边远地区看电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却直接跨到了看短视频的阶段。电视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信号不好，即便有了广电总局的村村通工程，家家户户安装了卫星接收器，但是电力仍然不稳定，对于普通农民而言电视机也还是挺贵的。

新京报：社会对短视频的接受，似乎也有一个观念上变化的过程。2016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广为流传，它以一种悲情和怜悯的视角审视短视频中的乡村生活。而现在人们对短视频的接受程度、认知观念和当时却大不一样了。

陆晔：我没有把握下这么大的结论。就个人观察而言，首先，不能因为一篇文章火爆，就判定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人们怎么看”，要分“人们”是谁，当中产阶级觉得快手低端的时候，其实快手老铁们自己玩得挺高兴的，人家也不在乎你怎么想；其次，我觉得短视频用户挺多的，再加上“快手同城”的功能，你能够看到自己周围的人在干什么，这就建构了一种新的传播和文化样态。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这么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能够被别人看见的人，在今天被别人看见了。比如说我见过快手上一位名为“爱笑的雪莉吖”的贵州女孩，她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回乡务农，但是她长得挺好看，人也特别开朗。她的表弟就用手机帮她拍摄赶牛犁地的短视频，结果她拥有了百万粉丝，她现在准备开民宿了，也拿到了金龙鱼的代言，有了一定的广告收入，她的生活就真的改善了，这种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新京报：可能今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理塘丁真因为一条视频被全国网友熟知，得到了工作也推动了理塘的旅游产业。有网友提出，丁真是真正的“民选帅哥”，仿佛网民的力量成为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陆晔：我觉得不要上升到那么高的价值，还是有商业因素在其中。所谓“民主的力量”，这种结论可能太过草率，因为所有的一切也可以分分钟没有。但如果你看到山东的快手村，贵州的“侗家七仙女”，本来在当地妇女地位是很低的，如果她们要带孩子，没法出去打工，在家中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是由于她们能够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挣着钱了，婆婆对她们也另眼相看了，老公对她们也得客气两分了。

你看到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开始出现，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新的媒介技术产生连接，同时在个人层面他们的命运改变了。这是短视频的公共价值在今天的重要体现，它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来，通过个人的“performance”——我称其为“展演”——使得一些社会群体的“可见性”增加了，而这种可见性的增加，一方面让社会公共生活更多元了，另一方面确实可能像你说的，让今天对社会的多样性变得更宽容更理解了。但是这方面因为研究不够，我不想去下普遍性的结论。

我觉得至少他们被看见了。媒介社会学为什么关注所谓的“可见性”？因为“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只有“可见”才能使个体或群体成为一个社会角色、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从“新闻编辑部”到“液态新闻业”

新京报：媒介社会学所身处的学科环境，以及它所面对的新闻生产业态都一直处于快速变化之中。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不变、或者说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

陆晔：不是说媒介社会学本身不变，而是关注社会的理论视角中有一个要素是不变的，即“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落到具体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客观真实、主观真实和媒介真实的关系。这样一种关注本身，是有它的一贯性的，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最后达成社会的连接。但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如果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媒介社会学中有大量的讨论是把媒介和媒体技术看作社会的一种构造，先有了社会然后才有媒介技术在其中运作，社会是一个人一样的有机体；但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它不把社会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只有人类主观感受到的社会才是有意义并值得讨论的；而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关心的是社会如何通过传媒，来建构起一种知识生产或文化。

媒介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脉络和理论来源，但是我觉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它关心的依然是“社会”和公共性的问题。

新京报：但是所谓“公共性”又该如何判定？例如近期兴起的“公共艺术”，和新闻传播之间也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公共性”的界线似乎是模糊的。

陆晔：当我们在谈论“公共性”时，其实也有不同的理论脉络。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画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哈贝马斯的商议性民主，他的“公共性” 是开放的公共领域、由各种公民之间的对话构成，关注的是协商。而协商需要达成共识，才能导向行动。

但是同时你要注意到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一条边是阿伦特对公共性的讨论，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的公共性重点在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社会世界，所谓“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相较于哈贝马斯的话语协商，阿伦特更强调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和对“积极生活”的追求。第三条边是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他特别强调具体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所谓“共在”，“一种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经历、处境、需求保持一定距离的行动”，关注在同一个现实公共空间之中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所以当我们谈论公共性时，需要先界定我们讨论的是哪个公共性。

互联网的存在，让摆脱肉身成为可能

新京报：你提到过，互联网的存在让我们在未来有了脱离肉身、脱离性别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

陆晔：我们过去的社会表达和社会身份建构，是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巨大关联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都是脱离了肉身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条快手短视频被转到了微博上，海嘎小乐队不会被看见对吧？在过去，其实肯定也有人在农村玩摇滚，只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互联网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摆脱了肉身，许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在网络空间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现，甚至于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广泛的影响连接在一起。

再加上手机在今天成为一个界面。我们俩现在在聊天，没有在上网，但是我们的手机在接受着来自世界的信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个分身，在互联网上进行不同维度的表达，借此成为我们自己。

这还是挺棒的一件事，为我们打开了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新的连接的可能。

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