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的电影名作《末代皇帝》中那只著名的活了56个春秋的蝈蝈。
听,又是秋在鸣叫了。
秋天是从声音开始的。任你隐客幽居,或是羁旅在途,都不该错过那声音。那声音,时而轻清辽远,不似莺燕婉转,时而高达宏阔,远比钟鼓空灵;只闻其声,如见舟中弃妇抱着的琵琶,茅店书生踏过的板桥,章台夜宴燃尽的灯烛,以及沙场千里闪耀的刀兵;待你侧耳细听,它又细若游丝,断续难测;你推门一探,只有皓月当空,风在树间,一叶方落,白露沾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因其紧随夏秋换季的物候特征,成了人类交通天地,感时伤怀的神奇媒介。蛐蛐一叫,人们就不可能不想到年岁匆匆,兴尽悲来,又盼着借挽留一声声虫鸣,挽留这一年最后韶光。可惜,人们并非一直读书山中,或住在破败的乡间屋宇,无法让那灵巧的精灵,自然钻入窗缝墙洞,来到床下避寒。于是捉促织,听秋吟,乃至藏入罐中过冬,成为雅士的玩戏,继而市井蔚然成风,自钱塘至燕京,无不折服于秋声。
收纳秋声的玩具当然不止蛐蛐一种。在江南,秋声是钱塘江的滚滚怒潮;在苗疆,秋声是秋千架下送情的歌咏;在边塞,秋声是羌管胡笳送归雁;在田野,秋声是斗牛庙会上的喧嚷。这些是我们的秋日玩戏,是我们与时光或斗争或和解的见证。
留声之戏
在没有通电的千百个秋天里,谁不想拥有一只伴枕的蛐蛐呢?古人听秋虫,可比当代人听收音机、看直播间。
燕京地带玩虫的人多,但凡见到哪户人家,入夏时把一口大鱼缸洗刷干净,承接屋檐滴漏的雨水,就知道这家人今年是要养蛐蛐了。据说“您今年接雨水了吗?”这话,就等于在问“您今年养不养蛐蛐。”但这种习惯恐怕已不可追,那时,北京通了自来水,且投入消毒药剂,而雨水尚且自然洁净,用来刷蛐蛐罐,正好顺时应物。
落叶未黄,京城玩家便开始询问乡下来人,今年雨水收成如何了。蟋蟀之为秋物,总是与禾麦的穗子一样壮硕。逛逛东四牌楼提笼架鸟的去处,但见喂鸟的油葫芦长到多大,也可知道蛐蛐脱壳几何。大玩家王世襄先生在《秋虫六忆》这样总结他的“促织经”。
油葫芦是养虫玩具,也是大蛐蛐的品种。从琉璃厂、鼓楼湾的大街到隆福寺、护国寺的庙会,都可见到叫卖秋虫的摊贩,他们踏进苏家坨、牛栏山的野草丛,或翻开京东宝坻的麦垛,总能扣上一二十个山罐,满载而归。“抓老虎,抓老虎,帮儿头,油葫芦!”孩童循着叫卖声,掏出铜钱,掀开一个个山罐挑蛐蛐,一如今天孩子之扭蛋、抽卡。所幸,当年蛐蛐贩子虽爱以次充好,却并不卖盲盒。
对于行家里手,买蛐蛐的乐趣远不如自己捉。捕促织者须着草帽芭蕉叶、雨鞋破裤褂,宛如猎户渔夫。沿小河上野坡,有时要披星戴月,踏进虫鸣之阵,只听得这边厢门,一签子扎过去,惊出三两只,用铜丝罩扣住,拔去管塞,一口气将蛐蛐吹进山罐中。
罐器乃促织的屋宇,又有大堂、婚房、斗场之分。明清以来器品繁复,乃至精雕细琢不亚于砚台。玩家以雨水刷罐,复晒干过笼,才引“主人”入室。投食、铲屎的位次皆有讲究,也要为其洗浴、治病和锻炼体格和格斗技巧,还要避免中年雌雄共盆,掏空身体。今之猫奴实在难出其右。毕竟,在他们心中,是请来了一位乐师、一位将军。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入夜,罐中流出了月光奏鸣曲,玩家们终于把一年的光景,收入了自己的枕边。听着听着,终于念天地悠悠,盈虚有数,发觉广宇众生间,唯有自己与这促织,才是心灵伴侣,栩栩然,亦不知“我之为促织,促织之为我”了。
丰产之戏
白露节气,北雁开始南飞,农地进入抢收时节。随着谷堆越积越高,宗庙乡野都该准备祭典,感激神明赐予丰收,然后分享祭品胙肉。
《礼祀月令》、《后汉书祭祀志》皆载,天子应于立秋在西郊设祭,车服皆白以迎秋神白帝,祭礼舞蹈便是后来令孔子痛心不已的“八佾”之舞。这种八横八纵,共六十四人起舞,在天子的祭坛下歌颂神明的舞蹈,显然不该是封臣的封臣在自家玩的。
唐玄宗显然未将礼乐与尊卑挂钩。他推崇西域的羯鼓为“八音之领袖”。当秋夜澄净,他会挑起羯鼓,头颅不动如山,下手落如雨点,演奏起自创的鼓乐《秋风高》。这是他认为清朗痛快的音乐,能一扫丝竹管弦的秽气。盛世帝王,竟也爱玩“摇滚乐”。
君子们也在半酣之际行酒令助兴。李商隐在贵族的宴会上玩到了“送钩”和“射覆”两种解密游戏。前者是将钩暗中传递,令人猜在谁手上;后者则是要求猜中扣在器皿下的物件。显然,李商隐猜错了许多回,酒入豪肠。
在玩这方面,王阳明就更懂寓教于乐。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记载,一次中秋夜,王阳明召集弟子等百余人,赏月宴饮于天泉桥上。“酒半行,先生命歌诗。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协金石。少间,能琴者理丝,善箫者吹竹,或投壶聚算,或鼓棹而歌,远近相答。”学生们投壶打赌,输了就罚酒,这是《礼记》规定了的君子游戏。
乡野间则是另一番热闹。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社日,当天,大家停用针线,放假饮酒,并传说“酒治耳聋”,动针便会“不聪”。乡民把酒观稼,互赠礼物,敲鼓奏乐,气派一些的请来戏班子,上庙前表演。鲁迅小时候看的《社戏》便是这种秋日狂欢。“乐,所以和神人也。”八月秋社,终于从取悦神明演变为犒赏人类自己。
中秋之际,也恰是钱塘江大潮的汛期。《武林旧事》卷三记载,南宋时,临安观潮之人“倾城而出,车马纷纷”“江干上下十余里间……岁席地不容闲也”。善水的少年们,突然复兴起上古“吴蛮夷越,断发文身”的劲头,百十人为一群,手执十面大彩旗,“正弦鼓勇,溯迎而上。差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溺死者不在少数。苏轼叹息“吴儿生长狎涛澜,冒利轻生不自怜。”钱塘江弄潮,可谓当时最危险的秋日游戏了。
当鼓乐喧嚣渐息,人们会感到那股天地肃杀之气。
杀伐之戏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秋日的游戏,似乎没有杀伐斗狠,就配不上这个季节。
在浙江金华一带,丰收祭还有斗牛活动。乡亲们沿田埂搭台围观,只见二牛角抵,计分以定胜负;遇到决斗激烈的,斗牛血肉淋漓,冲出田埂,掀翻台凳,令盛装看戏的女士惊慌失足,跌得满身泥泞。大败的牛难逃被当即宰杀的命运,而胜利之牛的主人,将大宴宾客,将自己的牛吹得神乎其神,连呼儿上酒也要说“别把给牛喝的酒端来”,生客还不知,主人意思是,你客人还不配喝我牛喝的酒呢!
秋当杀生。“天子入圃射牲”是祭祀的标准环节,也是小型军事演习,“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秋风萧瑟中,于草原牵黄擎苍自是豪迈。中秋前后,敦煌的胡人争相网鹰,于荒野间纵马追逐那些高翔的猛禽。雕、鹘、鹞子、豹子、猞猁被从边塞进贡给唐代宫廷,供王子公主们豢养行猎。宫廷选出勇士组成“射生马队”,喂养鹰雕的同时,给贵族们静心安排一处处游乐的猎场。
同一个秋天,当贵胄们醉心于田猎这种想象的战争时,为他们开边的将士只能听琵琶与羌笛自娱,一边叹息寸功未立,一边痛饮浊酒,望不见家乡,亦不知此身将葬何处。
宫廷的另一角,孤独的宫娥在秋夜里捕捉短命的萤火虫,她们依旧手持夏日的团扇——那是另一个注定被抛弃的事物。
在这样的秋天,放纵、乡愁与寂寞三种秋日游戏中的情感,彼此共振,同时走向一个萧瑟之秋。
“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负暄杂录》记载,“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而宫中妃嫔“竞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白露前后,人们争相驯养蟋蟀,美其名曰“秋兴”。
南宋权相贾似道的《促织经》依然是养蛐蛐的经典,读其中《月夜闻虫赋》也难免不感其诚。然而《宋史》载,襄阳战事危急时,没人敢擅访他纵乐的楼台,一个狎客进入时,见到贾似道蹲在地上跟众妾斗蟋蟀,都不免调侃:“此军国大事耶?”
在蒲松龄的《促织》里,上行下效,少年的性命轻如草芥,百战百胜的蛐蛐令一家人鸡犬升天。
承平日久的金殿明堂听不到边塞的杀伐声,听不到山野的虫鸣,豪门贵胄甚至远离了猎场,转而以金银象牙包裹的角斗场,呼秋虫为将军,挥霍豪赌,直到渔阳鼙鼓震落满城金笼。这才是最奢侈的游戏。秋日的杀伐玩戏,可视作校场操练点兵,又岂可真将玩戏做沙场?
如今,蟋蟀玩主渐稀,可真要斗蟋蟀讲究起来,器具、裁判、手势、步骤,也是一点不能含糊。但这不过是民间自在的游乐,就像过往世纪里无数个从宫廷飞入街头的秋日玩戏。
促织的叫声里,果真藏着天时周转、人世代谢乃至社稷兴衰之音吗?这个无辜的小东西,随秋而起,也随秋而逝,就这样成了人类活的玩具,竟也成了交通天时人世之物。
哪怕今日的都会里,在水门汀地面的缝隙里,你依然可听到这秋声,如丝如缕……
□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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