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源头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影响远达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内蒙古等周边地区，陕西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河南郑州大河村、山西夏县西阴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是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同时，仰韶文化也是中国第一个被发现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在考古学研究和考古学史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的由来

仰韶文化最早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并命名。他曾两次前往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察，并于1921年末对仰韶村遗址进行正式发掘。随后，他发表了在仰韶村等遗址调查、发掘的初步结果，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

在研究初期，虽然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东欧等地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但他并未对此作出肯定解释。1923—1924年，他到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调查后，认为甘肃齐家坪的彩陶较河南者更早，并提出仰韶文化是从新疆迁入黄河河谷，而新疆远古文化又受中亚、西亚文化的影响，即“仰韶文化西来说”。对于这一观点，我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明确指出，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渑池仰韶村的遗存都较甘肃的仰韶文化更早。夏鼐先生在甘肃阳洼湾发掘所获的地层证据则证明了甘肃仰韶文化较齐家文化为早。这一系列发现和论证都有力地驳斥了“仰韶文化西来说”。

▲参观者在仰韶文化博物馆内拍摄展板（6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彩陶文化与旱作农业

自1921年至今，经过近百年的调查、发掘和研究，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的起源、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等问题都有了深刻的认识。研究表明仰韶文化前后历时2000余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这是仰韶文化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彩陶盆（4月10日摄）。

仰韶文化最主要的特征是绚丽的彩陶，因此早年的一些研究者也直接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距今7000—6000年），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开始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图案多写实，如鱼、蛙、人面纹和几何纹等。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000—5300年），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大发展阶段，彩陶以黑彩为主，还出现红彩、白衣彩陶等，图案主要是由几何纹构成的花卉形图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彩陶的主题花卉图案描述的是玫瑰花的形象，因此有“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300—4600年）是彩陶的衰落阶段，以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彩陶以红彩为主，图案趋于简单，有条纹、网格纹、折线、圆点等。

▲这是河南省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展示的彩陶片（1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旱作农业主要以小米（包括粟黍）为基本农作物，饲养猪、狗等家畜的农业经济形态。旱作农业在黄河流域起源，并在黄土高原地区大发展，长期以来是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形态。仰韶文化时期是旱作农业经济从起源到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多学科研究表明，大致在仰韶文化半坡阶段旱作农业经济成熟起来，形成了固定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和家畜饲养模式，并在庙底沟阶段伴随着彩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至距今5000年前后扩展到了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东南沿海等。可以说仰韶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旱作农业的基础，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经济基础。

早期中国文化圈

庙底沟期是仰韶文化的兴盛时期，也是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史前文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内部各地方类型不断融合和一体化趋势加强。关中和甘肃东部的仰韶文化受其影响发展为泉护类型，晋中北、冀西北的文化面貌则与其基本相同，花瓣纹彩陶、双唇口尖底瓶、葫芦形瓶等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也广泛见于豫中南及鄂北地区。

不仅如此，它还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花瓣纹彩陶的广泛分布就是其影响力的一个具象表现。以弧边三角形为特征的花瓣图案彩陶，不仅遍及黄河中游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还在东北方向一直影响到西辽河流域，向东影响到山东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向南则渗透到湖北、湖南和重庆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虽然这些仰韶文化邻境地区的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统，但也能见到正宗或变体花瓣纹彩陶。尽管这种向外扩张的动力和方式尚不明晰，但现有的材料已显示出中国大部分地区在这一阶段交融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

黄帝时代与古国文明

仰韶文化时期是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随着旱作农业经济的成熟，仰韶文化的聚落持续稳定地发展，各地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过千余年的积累，到庙底沟类型时期，聚落出现大繁荣，在数量、面积上均达到顶峰。有陕西高陵杨官寨、河南巩义双槐树这类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有如河南灵宝西坡这类约4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见的是如河南陕县庙底沟这样约24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和10万平方米以下乃至面积更小的小型聚落。各地聚落大小规模差别显著，特点突出，呈现出多层级的区域聚落结构。

▲这是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内的仰韶文化房基（1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除聚落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之外，聚落内部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化。在那些发现数十乃至上百万平方米大型聚落的地方，往往还发现有大型墓葬，墓穴面积数倍于小型墓地，有椁室甚至还发现木棺，随葬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有象牙、玉饰件和玉石钺等，以及成套的饮食陶制明器，头骨上还残存朱砂。此外，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特大型房址或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也是聚落分化的表现，在华县泉护村、白水下河、灵宝西坡等遗址都有所发现。这些半地穴建筑都经过了非常细致、复杂的建筑工序，如挖成半地穴和门道、依托立柱建筑墙体、铺设不同材质的居住面垫层、设置室内柱、地面处理和装饰、室内修整和墙面等。许多学者认为这类大型房屋可能是举办公共活动、处理公共事务的场所，与面积十余或几平方米的小型房址有所不同。

农业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早期城市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都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良渚文明、石家河文明以及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也同步发展起来，中华文明的起源正式进入到古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