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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桃花源!中华民族怎样的美学精神密码?

发布时间:2023-07-28 09:20:11 | 来源:光明日报 | 作者:刘东黎 | 责任编辑:姜一平

“一自陶公寻源后,千古高风说到今。”陶渊明的传世名篇《桃花源记》,生成了中国人的“桃源情结”。隔着岁月长河,遥望桃花源,其中究竟藏着中华民族怎样的美学精神密码?

纪实与虚构

“晋太元中”——《桃花源记》明明是在虚构,却开篇就如史书般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武陵有打鱼人,顺水行舟,忘路之远近。在远山近水、红树清溪的尽头,是一孔极不起眼的山洞,要“复行数十步”才走到开阔的地方。他最开始是沿着溪水而行,然后越过水域,最后穿过洞穴进入山中,这囊括了进入异度空间叙事的三种途径(入山、越水、穿越洞穴)。仿佛是一番梦中场景、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带我们从一幅《山溪行旅图》的落款走向题头。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王维《桃源行》)夹岸桃花林的映照,使得叙述瞬间就具有了文学空间上的灵动性。“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吕氏春秋·仲春季》)。“忽逢桃花林”的“忽”字,则显示了一次猝不及防的相遇。桃树是仙境与长生的象征,但也是连接异度空间的神秘力量。

曾有人认为渔人遇见桃花源是一个灵异事件,桃林在古代本就是辟邪之物。古代陵墓建筑为了防止盗墓人,入口通常是前窄后宽,进去以后才是巨大的陵墓。而“阡陌”这个词,在有的地区也是指通往坟墓的小路。贸然前往,福祸难测。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样的叙述似乎在暗示接下来会有激动人心的发现,类似那种洞窟遇仙的故事。

附于《桃花源记》后的《桃花源诗》中“神界”“幽蔽”“游方士”“蹑清风”“高举”等词语,似乎也在暗示着某种仙异色彩。中国古代文人从秦汉起就寻仙成风,桃花源意象在神仙道教盛行的唐代,尤其被神秘化、仙境化。《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异苑》《幽明录》等志怪、杂史杂传、搜神类的小说文本,字里行间遍布仙乡气息,那是我们常能看到的另一种“桃源”,乘云气,御飞龙,亦真亦幻,芝草长生,地无寒暑,出泉如酒,饮之令人长生。那里有着与人间迥异的玉堂宫殿,也是难以在现实世界中落地的乐园净土。

然而,在“豁然开朗”之后,读者看到的却并非太虚幻境,仅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样平凡的人间景象。桃花源就如一个生活富足的美丽山村,但也就仅此而已,并没有超越现实的物质条件。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那里只是重峦叠嶂隔绝而成的一个自足农耕小社会。人物的生活状态,也如同外面世间一样平凡朴实。

我们就此可以看到一个绝望于“帝乡不可期”的五柳先生。《桃花源记》作于公元421年,与青松秋菊相伴的陶渊明已年过半百。一生纷扰满目疮痍,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恶劣环境,使他彻底背弃了“仙乡”主题,而是借桃花源对当时盛行的玄异主题进行了一种人间化的处理。他借“良田美池桑竹”这样的现实自然元素表明,桃源之梦缭绕的,正是单纯朴实、平静和谐的人间烟火。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时间的压迫,但却持守着对黄金岁月的信仰,是铭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梦中故园。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自然有耕作,平整旷野照应了“安其居”,有所居,心便有依托,这样的凡俗生活,已是自由惬意理想的状态。在诗人的另外一些诗作中,这样的心绪也随处流露:“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新葵郁北墉,嘉穟养南畴”(《酬刘柴桑》);“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拟古九首·其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怡然自得的优美映像,氤氲着沉静闲逸、不慕繁华的自然气质。永不坏灭的乡土之生机,经由“就薮泽”“处闲旷”“山林与”“皋壤与”,产生近自然的欣悦之感,使桃花源人保持着与自然的水乳相融,心思安定,他们知道自己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而不会去苦苦寻求一个超越现实的缥缈仙境。

桃花源里没有年月的记录——“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没有进步的技术——“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没有奢华的享受——“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耕作的是青壮年,而老人颐养天年,孩童嬉戏游乐,生命理想在自然环境中得到庇护慰藉,由此产生对生命世界的护惜之情,幼少有养,诸孤有恤,狱讼不兴,徭役不行,所有具有生命的事物,都被寄予呵护的心愿,连树木也不致被砍伐——“桃花源”正是人间化的仙境,既表现了精神的超功利性,又体现了务实人间的生活本质,这个时空独立于人世外,时时有神妙的灵光闪烁,在一定程度上隔离阻断了外面的动乱纷争,成为对人们安定生息的保证。万物各得其所的生态场景,表明对所处时代的自然破坏也进行了修复。

“桃花源”有着仙境的特质,会神秘消失不再轻易被找到,一旦进入却尽是人间烟火。它是以审美并充满哲思的形式,为人类找到的一个完满的栖息之所。

陈寅恪也曾指出桃花源具有双重属性:“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桃花源作为一个虚构理想时空,是中国文人绵延不绝想象、书写乐园净土的经典模式,但又不是现实世界的对立面,不是毫无根据凭空而来的仙境,它有着基于现实世界的社会架构,既有儒家的忧勤惕厉,又有道家的自得超然,儒道兼综、孔庄并重之意非常明显;而“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里浓烈的农耕生活气息,更把遥不可及的仙乡世界拉回人间。

遮蔽与退隐

桃源里自有秩序,自有良性人际关系与社会构成。桃源人真正进入老庄所谓的“自然”“无己”“忘知”之混沌境界,他们当然对外界世道人心了如指掌,不然不会嘱咐渔人“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他们人性真淳,这从他们对待渔人的态度可见一斑。他们是曾经的“世间人”,虽已具足完满,了无所阙,但还下意识地延续着质朴的待客之道,攀谈的内容也表露他们对曾经的世界并非彻底忘情。

但当渔夫归去,他转头就忘记了桃花源人家轮流延请、杀鸡作食、具酒款待的情义,忘记了桃花源人“不足为外人道”这唯一的怯生生的恳求,内心逐渐被幽暗的功利念头占满,于归路上沿途“处处志之”,返回后立即“及郡下,诣太守”。他当然也明白,太守遣人随其前往,定会打破桃花源村的宁静与祥和,但一切都顾不上了,什么都不能阻挡他走向功利之路。太守即遣人随其前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东学西学,人心攸同。“桃花源”一再让我想起一位西哲构建的“林中空地”。

海德格尔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很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创造性地把“人的存在”称作“缘在”,意指人是“因缘而在此存在”,即在一种先行敞开的层面上,人与物保持“为自身开启”的状态,敞开自己的本性和自由,真理与美便在其中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将我们所通俗理解的那一部分存在称为“世界”,而那些真实却更隐秘的事物,他称之为“大地”。“世界”是建基于“大地”之上的,“世界”和“大地”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争执关系。在此持续性争执中,每当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被揭示,其他真理就被遮蔽。人类世界的技术冒险就是其中一个突出案例,即海德格尔“无蔽的光明营造了世界之夜”这一诗意而阴沉的著名论断。

然而存在本身又需要世界和大地两个部分的沟通和弥合——诗与艺术(“诗意的栖居”)就在这争执中,意外形成了一片缄默宁静的“林中空地”,真理便于其中发生。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桃花源这个微妙的小世界,同样艺术性地启示出人在“大地”与“世界”之永恒冲突下的存在与命运。其整体气息与特征,交织着梦境、想象、当下、永恒,且正是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意外闪现,与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的意蕴,何其相似。

在沉沦世界与本真大地不息争斗的永恒戏剧中,存在之显现成为可能,是因为有光亮;在一个黑暗舞台上有一束光照出一方光亮,凡进入这一光亮者,方能为我们所知,它也才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桃花源入口“仿佛若有光”,那光明发散于一片林水秘境:“存在本真”在其中敞开且被庇护起来,让疲瘁的生命在这一空间得到安顿。无心的渔人偶然窥见作为存在者那些被光照亮的事物,这时存在本真意外地呈现、敞开了,那里的生命沐浴在宁静祥和之中,内在的超然与胜利,足以对抗整个外部世界的劫毁。

石头不是某种数据标识的体积或重量,色彩也不等于某种光谱的强弱,只有在尚未被粗暴地强行揭示或解释之际,它们才显现自身。“我们特别地把某物隐回到它的本质之中的时候,按照字面来讲,也就是在我们使某物自由的时候”(海德格尔)。生存本真从来不在人之外或人之内,只是因为人的诗意之栖居,因为人在那里无心出岫般的意外逗留,桃花源才敞显出来、开放出来。

光亮源于空地,而最本原的空地却是“林中空地”,因为它在遮蔽的森林中敞开了一片地方。于是,唯有林中空地才使事物的显现成为可能。那知其光亮者,本应将秘密隐藏于黑暗的缄默之中。人必须让自身隐入敬畏的缄默,才能在暗夜看到繁星。

但武陵渔夫欲念横生,要凭借“寻向所志”或靠现成的标志来找到它,由此产生了一代代人粗暴的搜寻。桃花源在给予光亮的同时又有所遮蔽,遮蔽有两种方式,一是退隐,令所有如探险般的寻源活动,永远只能“旋复还幽蔽”“世中遥望空云山”,结局只能是“迷不复得路”;二为迷惑,存在者虽然显现出来,但不是显现为自身而是他物(就如后世蜂拥而出的各种伪“桃花源”)。

当然一旦得其“口”进入,则意味着另一种对自我澄明存在之境的“敞开”。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于虚空之中,而是被牵涉另一个时空领域中。“消隐暗示着显现,但消隐也并非意味着不存在。”桃花源呈现着一种未被深刻认知的生态,展现在世人眼中,那是一种如海市蜃楼般,混沌、脆弱、幻灭的特征。但它完全可以退隐到历史和时间之外,与此同时,也就不可能被置于发现、享用、扩展或开发的现实判断之下。

桃花源的时间进程貌似处于历史主体进程之外。“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除了“桃花源”人的自我感受之外,还显示了另一种时间凝固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渔人与“桃源”中人对时间的体验感之差异来表现的。“山中一日、人间一年”“斧柯烂尽。既归,无复时人”等描述,说明(仙)山内外两条并行的时间轨出现了不同的速率;故事人物机缘巧合,在世俗社会中与一个时空“裂缝”迎头相遇。

但是,当渔人走出桃花源后,人世间的境况并没有巨大的异常,渔人在桃源内生活所花的时间与源外流逝的时间一致,完全同步并行。只有当渔人搅动了桃花源原本安宁完美的凝定状态后,时间才变得不再停滞,桃花源消失后再无可寻觅。所以,静止的时间恰恰是桃花源乌托邦叙述得以确立的一个前提。

在迷与悟的现场

一自陶公寻源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不少诗人文士动身去寻找精神的桃花源,在竹杖芒鞋的风雨途中,缓解着长才未展、壮志难酬的苦闷,平复着他们由险恶仕途或家国之悲所造成的心灵损伤,寻(桃花)“源”文化也成为迁徙流动的特殊人文现象。

现在关于桃花源社会原型的说法已有三十多种,以“桃源”自喻自名的就有十四五处之多。湖南湘西常德在晋代便有桃源观,福建龙溪有桃源墟,武夷山有桃源洞,江苏泗阳有桃源驿,浙江天台亦有桃源洞,山东曹县有桃源集,四川、安徽、云南、贵州乃至东北也有以桃源命名之所在。

而在《桃花源记》末尾,则有高尚士刘子骥欲寻桃源未果的情节。

这样的补记,给渔人误入桃花源的神异事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背景。因为刘子骥确有其人,和陶渊明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据《刘子骥传》记载,其人“好游山泽,志存遁意”,且在山水游历中也曾有类似奇遇。纪实与虚构的对接,从渲染力上增强了故事的纪实性,让桃花源的存在产生亦真亦幻的迷离效果。

相对渔人的背信弃义和太守的急功近利来说,刘子骥寻访桃花源的动机要单纯很多,但依旧未遇。心术不正的渔人是在“忘路之远近”时才得以误入桃花源,在了无心机的情形下,机缘巧合才可以得见桃源胜境。刘子骥虽是“高尚士”,是君子,但毕竟是刻意为之,一旦着意,就即刻迷失。

而且,“规往”还仅是个计划前往的意思,尤其“寻病终”这三个不祥的字眼,更为桃源增添了一抹“禁忌”或警示的色彩,似乎对桃源有所企图就将遭遇不幸,遂有后世的“无人问津”。时人终于抱憾放弃了对世外桃源的寻找,也将后世读者再度劝返回现实生活中。

既然并未前往,作者为何要把它纳入文章结尾的一部分呢?

桃花源既不划归于梦境,也无法安放于现实,它不在世间任何地方存在,而是自成一种空间。桃花源的发现与失落,得之于人主体精神的丰满及对人事阅历的“悟”与“迷”的洞察,它暗示着人性迷失之后回归之路的艰难,同时更强调着出入口寻觅的偶然性。在显隐之间甚至是有无之间,人类生存本身含有一个隐蔽的向度。“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我愿无声无息地踏乘轻云而去啊,高飞远扬去寻找志同道合的知己;五柳先生说,我们向往桃花源,但绝不会按图索骥地去发现它、控制它、到处宣扬它;而只愿在意举酩酊、轻风高扬间,隔着恰当的距离,与之相投相契。

“神仙多是无心得,可向桃源作醉乡”(黄裳《菊花其三》)。陶渊明能以平等精神看待自然造物,并承认自然造物身上的自由品质,那是无法分析的,是自己形成、自我确证的,是未经预谋而随意呈现的,是极复杂而又极其简单的。只是因为人类对物之世界持久的表象化、对象化、图像化、数理化,使自我脱离了曾在其中度过的淳朴岁月。

于世路中行于中道,但并不出离人世,而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恰如其分的距离。桃花源关于人类、非人类生命存在现状的启悟,即不以促逼与解蔽作为把握世界万物的手段,而是充分尊重万物的本质,同时将人对于自然深层根基的窥探,保持在一个友善、可控的状态之下。

“难写之景”与“不尽之意”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于现实中重建桃花源或乌托邦,是一代代文人不竭的梦想与怀乡冲动。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庄子·知北游》)。古人与江海湖泊、游鱼走兽、草木禽虫、流云烟霞亲密亲融,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间游历,人与自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无论儒道,无论境遇,无论廊庙宗社、山林竹篱,有山水以寄傲,有园趣以怡颜,千古诗心尽付溪桥野渡、深林幽涧,这样一种自然美学的精神,是原生的、纯粹的人类的生活之境,是“俯仰自得”的宇宙之感。

具体到日常生活,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寂寂柴门村落里,也教插柳记年华”(刘克庄《清明寒食二首》);“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鸾”(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清明时节,人们想到的不是“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汉书·礼乐志》)这样美好的上古秩序,而是与草木鸟兽一同感受着物候的变化,体验着与物质世界的亲密关系,也带有心理层面上“作为记忆与永续希望的一种存在方式”。那永恒不灭欢欣灵动的生命力量,就在寻常居饮之间,让所处其中的人舒怀、安心,再不必苦求一个虚诞妄作之永生仙境。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诗经·小雅·鹤鸣》);“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阮籍《咏怀诗》)……这些都是高度简洁明晰的直觉造型,寥寥几字就可构成一片“林中空地”,一个小规模的生态系统,并生动展示着动物、植物、荒野之间的功能性生态关系,也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与自然有亲有故的民族,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便深感快意。

中国古代文论常有“适会”“兴会”“遇合”这样的字眼,“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谢榛《四溟诗话》)。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空山人语、久候不遇、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都是在情景融合中含蓄的自然感兴,“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弦外之音”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显现与遮掩的恰当之处。就是在西方的自然文学中亦人欣然意会者,比如在《瓦尔登湖》“冬日的访客”一章中,梭罗散步回来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有中国士大夫气息的梭罗:“有时残雪犹存,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延伸出来,在火炉上我看见了他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此外如《瓦尔登湖》“秋色”篇中提到的“把精美的紫色薄雾留给散步者来收获”,无不透出中国文化语境里隐约而灵动的寂静之音、禅悟之美。

桃花源看似神奇,触目尽是日常事务;看似凡境,又奇迹般消失,达成了“状难写之景”与“含不尽之意”的精妙,说明自然的根基是一切意义、价值之源,但其自身是隐藏着的,不可以示人的。它往往表现为深蕴于物象之中的一种情致、一种格调,这种神秘底蕴恰是陶渊明文学风格的深层特征。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桃花源”是那么自然、真实,好像只与我们隔着一条桃花溪水和一孔数十步的山洞而已,同时闪耀着出世而不离世的精神光芒,平畴阡陌、清流碧树、视野中铺展开的葱茏绿意,无不散发着优美、安详的诗情与美感,以及一种似有似无的神秘性和超自然性。“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人世的时光已是百转千回,“桃源梦”的文学世界还葆有着最初的自然与纯粹,旷远超然,无为逍遥,无以遮蔽,也不可磨灭。

翳然林水间

当我们从乌托邦的文化谱系上重新审视桃花源时,会发现它呈现了一个具有内在充实性的理想国图式,作为晋末风流的独特面相,它是一个富于哲思和诗意的总结,又是一个由老庄、陶渊明、竹林七贤等文人千载兴发的“名教与自然”“言不尽意”的文化传统。而在这个传统中,临流赋诗、登高舒啸的名士风度融合成某一独有的诗意自然,再一次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桃源情结推向了极致。

如果说秦汉以降的仙乡想象与士人的人生理想相关,而桃源则关乎士人的社会愿望。这个愿望并不玄虚,甚至说起来有些心酸,只求无征战、轻税赋、能安居即可。前者寓隐居出世思想,暗含长生成仙之愿;后者成为人们渴盼的理想社会形态,一是无杀伐战乱,二是安居故土。前者无须苦修,只须偶然邂逅即可羽化登仙;后者则隐含着对仙乡乐土久寻不遇的伤厌与否定,生活仍需胼手胝足的艰辛劳作。

看似平庸无奇的桃源景色,实际上解构了仙乡乐土的迂诞浮华与虚无伪饰,同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这个世界同样处于自然大化之间,天地消息从未与之真正隔绝;甚至连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自然美景、奇观都没有,只有真正的人性在质朴中生长,那是“人的觉醒”,在神仙幻境中无法安放,但却有力地消弭着人的过度欲望、回归了淳厚的上古天真。

圣人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其根本的动机,源自以沉默对自然奥秘的保守。海德格尔在给萧师毅的信中写道:“谁能宁静地存在,并由这宁静和通过这宁静将事物导向道路之上,以致它能出现?谁可以通过成就宁静而使事物进入存在?”同时通过对“道可道,非常道”的领悟,加深了他对缄默的理解。道之言说无声地聚集,才终使存在者“如其所是”显现自身的澄明之境。

美和真理有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美是真理的自行发生”。真理不独归现代科学独有,也与文学、哲学、美学分享。“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图《与极浦书》);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哲学和美学精神。极天际地,悠悠空尘,尽入我心,桃花源不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不是可立身于前供我们从容打量的对象,而是在一种非对象化的认知方式中,让真理自行显现或自我揭示。

桃花源建基在长久以来文化秩序中已经形成的自然与文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基础上。桃花源的意义并不是抵抗与逃避,而是立足在真实生命的本位,在人有限的生命时光中,在与自然万物共同生长的每一个瞬间,经由对自然与人文百转千回的精神内省,把“齐万物”之类云水迷蒙的空想,从飘忽的云端拉回真实的大地。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我们携带着一个桃源梦,如同携带着一件轻便的行李,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将其视作融入四季流转与自然变迁的一部分,在宇宙万象运化中,不计事功、静观自得,进而参赞化育,从榛莽丛生的原始山林直到别有清欢的市井流水,无不是桃源梦境、乐土乐郊,无不是中华民族永不坏灭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指归。

(作者:刘东黎,系作家,中国林业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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