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市档案馆 探秘档案修复保护技艺

　　北京青年报联合  北京市档案学会

“档案文化系列活动”第 六 期

6月12日，正值“国际档案日”期间。一早，会员们陆续来到北京市档案馆门前集合。此次寻访，主要是为探秘外界知之甚少的档案修复保护技艺，大家对此充满了好奇。很快，北京市档案学会秘书长王兰顺走出来迎接大家。

走进市档案馆大门，大厅正中高悬的巨幅壁画《京华韵》首先映入眼帘，看上去气势磅礴。“北京市档案馆是以集中保管北京市地方政权组织机构档案为主的国家综合性档案馆。195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省（市）级第一家国家档案馆。1998年经国家档案局考评认定，晋升为国家一级档案馆。而今这里还是华北区域最大的档案保护中心。”

嘉宾王兰顺的开场白使第一次来档案馆观摩的热心读者们感到十分新奇，他强调说：“北京市档案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档案是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北京市档案馆继承下来的老档案。时间一长，档案就会出现纸张脆化、虫蛀等多种情况，有大量档案需要保护、修复、修裱。一会儿我们去档案修复的工作重地进行探访，除了档案的修裱、老照片的修复、3D模型的制作都在那里，今天大家还可以近距离去了解、感受一下档案修复到底是怎么回事。”

档案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要完全遵照原来的形式修复

一行人跟随王兰顺一起乘坐电梯，来到档案馆的华北区域档案保护中心。在档案保护中心王凯主任的带领下进入不同的工作室进行参观、交流。档案传统修裱工作室，安静的屋子里有三四名工作人员正在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这样的场景不禁令人感叹，她们不仅是档案的修复者，也是“光阴的修复者”。

王凯主任直言档案修复技术过去和书画装裱、古籍文献修复技术都是同一个行业，是一脉传承下来的，它们的根都是一样的，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一样，只不过工作的风格不太一样，“比如做书画装裱类的修复人员在修复过程中不一定完全遵照书画的原始样子，他可能会在修复过程中有自己的想法和风格，为的是更要和书画的风格搭配起来，从而体现它的美观。但是，档案修复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档案修复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因为档案有一个凭证作用，所以原始的档案什么样，档案修复人员要完全遵照原来的形制，甚至原来纸张的大小、纸张边缘的痕迹全都要清晰地留下，不允许有丝毫改变。”

王凯主任向大家介绍说，修复档案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托裱，托裱又分干托、湿托等方式方法。实际工作中使用哪一种，需要工作人员根据档案的纸质及材料的形制，比如要看纸张是不是容易出现阴化等现象来具体选择。那么，修复一页档案，需要多少道工序？揭粘、去污、脱酸、配纸、刷浆、修补、加固、上墙、压平、裁切、装订等，足足有20多道，每一道工序都决定了档案能否“重生”。

在这里，修复档案的工作流程又是怎样的？王凯坦言，一卷需要修复的档案从库房调出到最后归卷，要经历十几甚至几十个步骤：首先是去调卷，有破损的、虫蛀的等需要修复的档案从库房调取回来，先拍照、扫描；第二步是编排、核对档案页号，检查这些档案出现的问题，比如检查是否有缺页漏页等；第三步是拆卷，把整卷档案拆成一页一页以便修复。这个过程中通过看档案，要把每个档案分类，出一个大概的修复方案；第四步是除尘消毒，用毛笔、棉球、酒精等对档案纸页进行操作；第五步是修补被虫噬、鼠咬的孔洞以及撕裂的地方；第六步是托裱加固，对糟朽不堪、纸张纤维断裂、砖状档案等要进行托裱加固处理；第七步是脱酸，把酸化的档案纸张进行脱酸增碱、止损加固。此外，还有上墙、下墙、丝网加固、熏蒸、裁切、装订等一系列环节，修复完以后，也需要拍照扫描，看一下修复前后的对比，经过专业的档案修复验收合格后，最终才能入库。

档案修复这个技艺没有三五年时间根本不行

在档案保护中心，阔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很多破损严重的档案，三名工作人员正在给它们“揭粘”。桌上整齐摆放着针锥、启子、刀子、镊子等各类工具。看着修复师小心谨慎的动作，大家不由自主也凝神屏息起来。

档案修复师张燕专注而熟练的动作吸引了好几位“青睐”会员驻足欣赏，看见她手里的档案整个页码重叠在一起，已经破烂不堪，有人不禁好奇地问，“这怎么把它揭开的啊，像这种烂成一团的东西还有价值吗？”张燕左手轻轻按住一块档案，右手一边用竹启子慢慢向里试探，一边回答：“就得一点一点凭感觉去揭开它，即便很小的一块也要把它试试拼起来，尽量能拼的拼，不能拼的就拿纸包起来，编上号，然后每一页都要对应它的纸包。至于说有没有价值，只能揭开去看。像这些好多都是从区县档案馆征集来的档案，我们也需要给它出一定的结果。”

“她们都是从事档案修复工作五六年以上有经验的老师，大家看她们使用的工具许多都是自己打磨出来的。”王凯在一旁介绍，档案在这里完成“揭粘”后，工作人员会大概给它们分类，初步确定修补方案后，用纸夹上分开放好，下一步会分配到不同专业岗位进行具体的修复工作。“像她们这样能做前期准备和制定方案、后期质量检查工作的，我们馆现在总共就三个人，为什么？因为像这样的人培养起来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打磨，这门手艺没有三五年根本就不行。另外很少有年轻人像她们这样能坐得住。”

张燕直言：“这边揭的时候不好揭，那边修的时候同样也不好修复，比如正常我们对它进行拼接就是把它喷湿了，靠水的浮力移动它，然后去对接。因为这些纸都特别糟了，湿了以后一碰它就烂了。所以拼对的时候就特别不好对。拼对不下去的时候就休息一下，回来再接着做，做档案修复这行，急躁不得。”

这么说的时候，张燕手里并没停，她用竹启子从大一些的档案纸团上一小块一小块地揭开、深入，那些纸页全都粘在一起，一动直掉纸絮，“一般来说，修复难度较大的是档案砖，需要采取浸泡、熏蒸的方法，让粘在一起揭不开的纸页分离，再进行修复。为了能达到档案研究的目的，破损还能恢复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我们会根据有字的地方判断出来哪层是哪层，一点一点修复好。”

王凯坦言，有人研究过使用机械的或者是批量修复档案的可能性，但因为档案的破损程度和状况差异太大，“档案放在机器里，通过一开一关，可能好几张就破坏了。”所以档案修复的不少环节仍然需要人工徒手操作完成。

有人凑近墙上修复好的档案，仔细端详，“这工作真是不容易，你看修复之后，上面的字清晰可见。”王凯笑言，“这些是诰命类的档案，我们想把诰命类的修复做一个规范性的东西，所以先期做了几种形式的修复，以后再继续完善这方面的课题研究。”

“要是在古代，做这个档案修复工作是什么部的？”有读者笑问。王兰顺也笑着问王凯，“户部、吏部，您是什么部的？”“工部的。”大家闻言，全都笑了。

如果到伏天，档案“上墙”的时间可能就长一些

走进对面的档案修复工作室，宽敞的空间里，七八个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工作人员令人眼前一亮。他们眼前的工作台上整齐地放着尺子、毛刷、启子等工具，不受打扰地干着手里的活儿，显得很淡定。靠墙的档案墙上排队“立定”贴挂着不少“上墙”的档案，一眼看去，地契类的档案比较多。

“为了修复并研究好手头这批地契档案，我们又专门收了一批地契类的档案，想仔细研究一下清朝、民国时候的地契写法和形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来是看看这些档案，还能作为一个修复的参照，二来也希望能研究出一些成果。比如过去的地契到底怎么写？用什么纸？纸的质量也能反映出一些当时的生活水平；这些档案能反映出一段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所以在修复这批档案的同时，就要对其做一些前期的研究。”

大家在观摩现场看到，很多年代久远的老档案坏的地方比较多。一位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修补档案，在他面前堆放着深深浅浅被裁成一条一条的宣纸，被问到这些宣纸做什么，他和善地向大家说明：“像这个档案有的地方没有字了，就要把有字的地方保留，后面贴上背纸，原来缺字的地方只能是空白的了。”

随后他又示范着进一步讲道：“先要找一张和这份档案年代相近、颜色相同的补纸，比如仿古宣颜色偏暗，单宣颜色偏白，一定要找一张跟原档案颜色、年代最相近的纸，如果说实在找不到，就要遵从‘宁浅勿深’的修补原则，也就是说宁肯用比原档案稍浅一点颜色的纸，找准之后就可以动手修补了。”

在他手下的档案，已经整个湿托完一层宣纸，于是他沿着弯弯曲曲不规则的边一点一点抠“小边”，“抠‘小边’是尽量让档案和宣纸重合的部位少一点，而且‘小边’粘的可能也会更好、更美观。至于用不用整托，要看档案的破损度，好一点的不用整托，补上就行了。”

“上完托纸，都修补完了，下一步就该‘上墙’了，‘上墙’就是让档案在墙上自然晾干。晾干之后，我们再去‘下墙’，‘下墙’时候用一个竹启子，找到一个启口，通过这个启口伸进去把它取下墙。”

越来越多的人围在小伙子身旁，认真地边听边看，虽然他的脑门已冒出汗珠，可是讲得特别带劲，“您看现在墙上的档案就正在晾干，像这个季节，晾一两天就行了。如果到伏天，可能时间就长一些，因为潮湿的话它就不容易干了。一般来说，最好的‘上墙’季节是春天和秋天。”为什么必须让档案自然晾干？“档案需要自然绷平，尽量别用外力，因为使用外力，像烘干等等，就有可能会改变档案原有的纸性，特别是破损严重的补口多的档案，遇到外力很有可能‘小边’就崩了，这样的话就白补了。”

别看小伙子岁数不大，可是他已经修补过许多明清“老档案”。他说：“我修过最早的档案是明清时候的地契，现在接触最多的也是地契，剩下的就是馆藏档案，还有地图之类的。而且，过去档案的储存条件不像现在，温度、湿度都合适，有很多出现霉斑、鼓包的现象。我就遇到过需要修复的原始档案已经在民国时候被补过了，通常这样的修补除了难度更高，它还要增加一个‘揭’的程序。”

有人关心地询问现在修补档案的方式是可逆的吗？他直言是可逆的，“因为咱们现在使用的都是淀粉，随时可以揭，不会伤到原有的档案。”

数字修复图像、无接触扫描，令人惊叹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档案修复也引进了许多“高科技”。王凯带领大家来到图像数字化工作室，“这里主要是对档案进行扫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和普通的扫描仪性质不太一样，这台机器可以实现不接触扫描，无接触扫描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不会破坏被扫描物体的表面。比如有些装订好了的书籍或者档案不用拆装，就能用它实现不接触扫描。”

这个自动扫描是怎么实现的呢？“大家看它底下有一个托稿盘，左右两边都可以自动调节，在它上面配了一个相机镜头，档案放上去，镜头闪一下就是扫描完了。”随着工作人员翻动书页，镜头来回移动，有节奏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这台扫描仪工作的速度和效率简直令人惊叹。

转过身来，大家看到里面摆放着最大的一架扫描机器，像巨人般直立在那里，高高的悬臂已经伸到了天花板。“为了不委屈它的‘大高个’，我们不得不把天花板的吊顶取下来一块，使它的空间更宽绰。”王兰顺笑着说。据介绍，这台“巨无霸”机器是德国进口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扫描比较大的档案，例如：地图、卷轴之类的档案。“大家看它的平面相当于是一个轨道，档案放在上面可以拉动着走。像原来有很多特别长的拼接起来的档案扫描起来特别麻烦。这台机器就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无边距扫描。”

王凯拿来一幅大地图边演示边说：“根据档案大小不等，它的大托盘带有让大尺度的纸张可以展平许多的吸附孔洞。一旦开启扫描，机器头尾两边站的人互相配合，就能完成扫描。这台扫描仪不但可以扫描宽度有限、长度无限的档案，还可以扫具有一定厚度的档案，比如一些立体的带有笔触的油画类作品，扫描出来的质感、效果都非常好。”

看到从事数码修图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有人好奇地问，现在的图像修复还用手工吗？王凯直言，现在基本上借助电脑，因为首先掌握手工修复图像技术的人特别少。另外在手工修复实体照片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好多化学试剂，一旦失误很可能就还原不回来了。尤其是很多档案仅存一件，都是孤本。“如果直接在实体上去修，像很多胶片类或者玻璃钢板之类的老照片，一旦用一些化学药水点上去，那块地方可能就烧没了，甚至消失了，不管是颜色还是画面都可能找不回来了。像这样的情况，可以用数字技术修复完成，再用同样的介质出一套。”

3D数据建模，将来用120平方米沙盘复原北京城

数字图像室隔壁的一大间屋子主要是做后期处理的地方，几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熟练地输出图片做3D数据建模。

屋子最里面有个大台面，上面摆放着3D打印出来的城楼模型，远处的一个沙盘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将来我们准备搞一个120平方米的北京城沙盘。现在他们的工作是先把解放初期的老地图研究清楚，再开始建模，然后3D打印出来，再封装、制作成120平方米的沙盘模型，将来用于展览，相当于把平面的地图整个立体化了。”王兰顺边介绍边指着面前的沙盘出题，“大家能猜到这块沙盘展示的是北京哪个区域吗？”立刻有人猜测到，“太庙？不是。”“雍和宫？也不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一猜中。“大家看，那儿还有黄顶琉璃瓦，想想什么地方会出现？这个地方大家肯定都去过，是孔庙啊！”“对，那不是成贤街么！”“对对，这是辟雍……”“哎呀，很少能从上往下的角度看北京，这真有意思……”众人恍然，纷纷在沙盘上找自己熟悉的建筑和街巷。

“展览时还会做很多演示，像上边会有发光二极管，以及利用声光电全方位配合讲解，比如讲到哪条胡同就点亮哪条胡同，比如这条街巷过去是什么样，有哪些名人居住过，有哪些故事发生，就会有投影讲述它的变迁……”听着王兰顺的讲述，大家不禁想象着，将来像这样一整个120平方米的沙盘摆在面前，居高细看北京城的角角落落，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这个北京城的比例差不多是1:1600。将来整个北京城浓缩在120平方米的沙盘上，北京城的中轴线、城和院子的关系、院子和胡同街巷的关系……都会看得非常清晰、直观，现在我们还在设计阶段，真正推出来至少得明年了。”王兰顺笑着补充说明。

一座半人多高的鼓楼模型形态逼真，引人注目。“这是3D打印制作的，刚打出来都是白色的，这是上完色以后，还要再做旧，每一稿出来我们都会不断进行商讨，力争最接近当时的建筑原貌。”王凯逐一向大家介绍，现场除了3D打印机，还有打印、胶装、雕刻的机器，“这些机器主要用于打印其他材质的东西，比如我们馆过去有很多书籍、画册上面有木头、金属、玉石之类的装帧，有时候甚至还需要人工去打磨。”

看着大大小小的建筑，大家都好奇3D打印机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它是通过建模将光敏树脂导到机器里面，然后一层层将光敏树脂消融、抹平，制作出3D模型。每打印出一层，模型就会降低一层，新的一层再次被打印出来。照此步骤反复操作，打印完成后，物体将被托板从树脂槽中托出，多余的材料仍可保留，用于其他打印，但这个材料不能反复使用。大家刚才看到的用3D打印制作的鼓楼，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通过了解修补档案所需的流程与技术，大家深深感受到了档案资料的珍贵和档案工作者默默无闻付出的可敬。不禁纷纷感叹，原来一张张档案背后，需要档案修复师长年累月的积累与寂寞坚守。更体会到档案人在抢救档案的过程中，为保护、延长国家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寿命，而在日常工作中诠释出的“用手护档，用心守史”。

文/本报记者  李喆

摄影/本报记者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