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无障碍
站内搜索

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与55位名人的交往岁月

发布时间:2023-05-17 11:27:26 | 来源:澎湃新闻 | 作者:王诤 | 责任编辑:苏向东

今年3月,作家刘心武新书《也曾隔窗窥新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回忆了他与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周汝昌、启功、张中行、孙犁、严文井、王蒙、孙维世、胡兰畦、范用、冯亦代、郁风、王小波、夏志清、刘以鬯、谢晋、新凤霞、董行佶、顾行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

  《也曾隔窗窥新月》本文图均为受访者提供,除署名外

今年已经81岁的刘心武,曾在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作家,《刘心武文集》8卷(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粹》26卷(2016年出版)之外,在作为文学刊物《十月》编委,《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期间,他同前述这些文艺界的“大咖”约稿业缘也好,出行交游也罢,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素材。

过往,他曾将这些经历发表在不少报章刊物之上,此次推出的《也曾隔窗窥新月》可谓是此间集大成之作。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时代激荡与文坛变迁,讲述了主人公们独特的传奇与沉浮故事,刻画了那些温润智者的生命方式与人生哲学,彰显了他们在历经岁月尘烟与人生风雨之后素心不移、凝视新月的境界。

  《也曾隔窗窥新月》书中插画,刘心武画作

“这本书写了这么多人,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我?让我下笔。”刘心武自问自答,“现在我自己回看,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年代,发表在不同的园地,但我自己可以总结出来,这些人打动我主要有以下四个闪光点:一是所有这些人,无论是进入现代文学史还是进入当代文学史,都真正热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爱这个民族;第二,是他们都对时代的认知有高度的理性。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书里写到了政治运动,写到了时代的颠簸,写到了他们的坎坷遭遇,但这不是这本书所写的重点,我的重点是他们多数人能够超越这些,达到一种清晰的生命认知,一种对时代的明确把握。”

“另外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那便是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我特别讨厌‘空头文学家’,没什么东西,没多大能耐,得到一点荣誉或名位就膨胀得不得了。你真跟他聊起来,也说不出一些所以然来。书中的这些人不一样,他们献身文学、艺术,绘画或者戏剧,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到了痴迷忘我的程度。最后,我觉得就是一种强烈的内心的善了。”近日,刘心武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以下以受访者口述形式呈现。

  刘心武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留影 权义 图

【口述】

约稿丁玲,“你真的能发吗?”

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参与了《十月》杂志(起初并没有申请到刊号,也曾被称为“丛书”)的创办。那一年,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社会上有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编辑部的人们都在积极各处组稿,大家都觉得可以放开手脚做些事了。邵燕祥的妹妹当时也是我的同事,我就同她商量,能不能让燕祥给《十月》写点诗歌。

说起来,我也曾是文学少年,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的青年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等,我小时候都读过,也认可他们的文学成就。我就对这些曾经挨过整,受过难的文坛前辈,不仅怀有同情,也想着能为他们做些事情。那时据说王蒙已经从新疆回到了北京,住在南池子的招待所。

  丁玲(1904—1986)

1979年年初,我听说丁玲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友谊宾馆——她的平反历程并不顺遂,不是一步到位,实际上直到1984年才为她彻底恢复名誉。她当时对个人未来的命运也不是那么有信心,手头一篇新作《杜晚香》先是投给了《人民文学》,并没有发表。

见到她时,客房非常冷清,就我们两人。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了,寒暄之后,态度就是淡淡的。我自报家门后,就请她赐稿,在《十月》的创刊号上首发。可直到我说自己就是《班主任》的作者后,她的表情这才有了变化,客房的气氛多少有了暖意。好多年后,我听说丁玲作为评委参加作协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她在会上主张,“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第一名,这个不消说了,咱们直接讨论第二名吧。”看得出她对《班主任》的肯定。

《杜晚香》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劳动妇女成长为劳动模范的故事。我认为这篇小说写的是什么,写得怎么样,这不是大问题,关键它是丁玲在“文革”后的第一篇作品,意义非比寻常。老太太当时还是满腹怀疑,“我有稿子,但你们能发吗?(我)恐怕落伍了吧。”

回想那次见面,丁玲就坐在室内一张“一头沉”后面,北京话所谓“一头沉”,就是带抽屉的桌子,桌子一边还有个柜子,另一边是桌子腿。我记得她拉抽屉,拉到一半时停了下来,对着我扬起眉毛,语带挑衅,“你真的能发吗?”这就看得出她湖南人辣妹子的性格。我告诉她,“《十月》现在搭了领导班子,我是领导组成员,就负责小说这块。”她听罢把抽屉又拉开一点,还不放心,“这稿子可是退稿。”

我也是第一次经受人生中这样的场景。“没事,您就交给我吧。”这个时候,她才把抽屉完全拉开,抽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稿子就在信封里,但她还是没有直接交给我,“人家说这篇稿子结尾不好,得改。”我直截了当告诉她,“您的稿子不用改,一字不改,我们发。”如此前后好几分钟,她才把稿子交到我手中。

这篇作品实际上是她对新生活的寄托,如此郑重其事也可以理解。这次约稿经历的画面感,我至今历历在目。拿到稿子后,立刻骑自行车回家细看。小说写得看似平实,实则老辣,可以说满是生活细节,同那时报纸上对劳模的报道样式完全不一样。我当晚就给她回信,确认会原文发表。这封信让丁玲十分感动,直到去世后,她的家人把这封信发表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才知道她一直保留着这封信。

当时《十月》的老编辑也有人善意地提醒我,丁玲虽然已经“摘帽”,毕竟还没有正式平反,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冒险?但在我的坚持下,人家也没再说什么。《杜晚娘》最后还是首发在《人民文学》上,就在我们要下印厂前,接到了通知,中央正在安排丁玲的复出,她的首发作品一定要安排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2023年3月5日在新书分享会上

市面上有不少丁玲的传记,但都没有提到她复出后第一篇作品发表前后的原委。现在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觉得对于这么一位大作家的生平,是一个关键细节的补充。这也是我现在把《也曾隔窗窥新月》推出的原因,它里面的一个个故事,虽然只是这些大家人生的一个片段、一个侧影,却都是我的亲历亲见,这些素材我敢说都是独家的,读者和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几代中国文化人、文学人、艺术人的风姿,也可以一窥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境。

八十年代的张爱玲热,夏志清都说“没想到”

我这本书里篇幅最长的一篇就是写林斤澜的,林斤澜和汪曾祺被人们誉为文坛双璧,现在大家对汪老认可度更高,对林斤澜的文学贡献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在我看来,汪老当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以《受戒》等一系列小说论,他还是在承袭沈从文先生的笔法,等于说是在帮老师延续了这一脉文风。而林斤澜则是一位充满原创性、独创性的小说作家,他的小说你是看不出师承的,现在也难见来者。

  2005年,与林斤澜大哥在一起

说起来林斤澜还曾当面批评过我,说《班主任》的文学性太差。直到我后来写出了《立体交叉桥》,不少评论家对此表示失望,认为调子太灰。林斤澜却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小说了。”所以我一直把林先生视为良师诤友。我是建议现在的读者不要一味地去追热门,而是要学会读“冷书”,尤其不要再冷落林斤澜的作品了,他的短篇小说实在是太好了。

  2023年3月18日,在林斤澜文学馆,匾额为刘心武题写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小说,都是完全被打入另册的。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过民国时期出版的沈从文小说,对他多少有点印象,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当年肯定是没看过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之所以能在内地火起来,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先生,他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夏先生的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上世纪60年代用英文写的。美国大学里没有中文系,归在东亚文学系里,这本书推出后等于说成了美国各个大学研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一本通用的教材。起先就在那里的学术圈子里流行,70年代末被中国台湾学者刘绍铭翻译了过来,在华文世界引发了轰动。现在有一个说法,讲这本书是夏志清先用中文写的,之后翻译成英文版。No,这是以讹传讹,正好说反了。

  1983年,西安留影。左起:贾平凹、刘心武、林斤澜,右二汪曾祺

我也是通过《中国现代小说史》才知道的张爱玲。她的作品有的确实不错,有的也没那么好,可以说是参差不齐。要说能让我读完晕倒、尖叫?真不至于。比如《第一炉香》有那么好吗?拍成电影也没法不砸,文学底子在那摆着呢。可在80年代,“张爱玲热”热得现在完全难以想象。我那时候如果敢对此有所微词,马上就会招致人们的白眼(笑)。在那时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她简直成了女神一样的存在。后来我同夏志清也聊起过这事儿,他都说想不到。

而且当年的“张爱玲热”不独在咱们大陆,中国台湾那边也是在七八十年代才真正热起来的。《中国时报》有位名记,季季,曾专门飞到张爱玲在洛杉矶的住地,就守在她家外面。等了很久,才看到张爱玲懒懒散散地出门扔垃圾。她等张爱玲一走,立刻就翻垃圾箱,把那袋垃圾拿到酒店住处,用镊子把里面的东西,比如点外卖的纸盘、叉子等等,一件件分拣出来,当做圣物一样挨个拍摄列表,结果这篇“垃圾分解”之后在《联合报》上竟然发了一个整版!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可乐,他们却觉得都是有必要的,张爱玲的一举一动,屋子里面掉下的每一根毛发都值得研究。

干烧鱼就二锅头,“王小波是我为数不多的谈伴”

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谈得来的朋友,不多。王小波就是我的这么一位“谈伴”。说起来,我们是在1996年秋天才认识的,转眼到了1997年春天,他就去世了,走得非常突然。可就是在这么一段时间里,我们俩经常聚会,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王小波(1952—1997)

我是在书店里偶然读到的《黄金时代》,一下就给惊着了,写得真是盖了帽了!文字的语感,叙述的方式都令人叫绝,完全是在看似毫不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把人性写得如此“毛骨悚然”。我记得当时是在书架前一口气读完的,临走时本来想买下来,结果那天赶巧没带钱包。

王小波的名字,我之前也听到过,当时他在文学圈子里就是个“业余写小说的”,文坛上谈不到排斥他,就是忽略他。这其实比排斥还可怕,排斥就有反作用力,有争鸣总归就有影响。我当时要到他家电话后,还琢磨这通电话打过去先要怎么介绍自己,说自己是《班主任》、《钟鼓楼》的作者?《人民文学》前主编?好像太煞有介事,何况人家也不至于清高到对我一无所知。所以就是单刀直入,说看了《黄金时代》后非常想和他聊聊。电话那头,他慵懒地回了句,“好吧。”

那时李银河还在英国访学,小波自己在家可能也比较苦闷寂寞。记得第一次见面是他来找我。他人长得极高,要是都站着,我得仰着头跟他说话。论长相,他属于长得丑,且带着凶相的那种。可人特别厚道,约定几点见面,人家提前到了,知道我没买到书,还特意带来了一本。记得在让他签名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你写得太好了!好到让我嫉妒。”这句话,他听来还是很受用的。

到了饭点,就在我家附近的三星餐厅继续边吃边聊。三星餐厅是做川菜的,我宴请朋友几乎都是在那。后来,我和小波几乎每次聊天都是在三星对酌,我年长他十岁,聊得话题无所不包,比如宗教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无所不谈,很愉快,只有很谈得来才会产生智识上的快感。我们两个经常聊到旁边站着两个服务员,就干瞪着眼睛看着我们,那意思是要下逐客令(笑)。我俩也不客气,就说再上一道干烧鱼。我们特别喜欢就着干烧鱼喝二锅头。他在人前总是很沉静的,语速很慢,平稳地说话,从来没见到他急赤白脸跟人辩驳什么。

小波是许倬云的学生,他也同我聊起美国读书的过往,说起老师的手有残疾,感叹老师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很不容易。现在想来,除了聊聊文坛上那点事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点,就是都关注社会上的边缘人。聊起《红楼梦》里面的人物,比如秦钟、妙玉,这些都是边缘人。我们俩也自认是边缘人,边缘人并不意味着就要痛苦,这类人最大的乐趣就是能找到意气相投的谈伴。

  《也曾隔窗窥新月》书中插画,刘心武画作 

小波走得太早了。这几年身边也有好多朋友过世,邵燕祥是在家里安睡过去的,沈昌文也是睡觉睡过去的,这是最让我羡慕的辞世方式,真正是无疾而终,没有痛苦。燕祥走前大概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有过一次聚餐,当时他气色还很好。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喜欢手写信,从右往左竖着写,看到他的信,是一种见字如面的亲切。他给我写过的最后一封信,对我这么多年“面对文学,背对文坛”表达了相当的认可,这封信未来我会公布出来。

  1992年,温州楠溪江上留影,邵燕祥(左)、从维熙(右)

《天云山传奇》在南特电影节放映,“全场起立鼓掌”

孙犁先生跟周汝昌先生是一类人,都有社交恐惧症。我虽然也不喜欢在人前抛头露面,但当年作协组织出国,安排到我还是非常兴奋。我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而且我也是内地作家中最早一拨参加外访活动的。

  孙犁(1913-2002)

那时候作家出国都由中国作协统一安排,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曾经有一位外省作家,很难得地被派往非洲某国访问,但赶上了当地发生政变,下了飞机,外面一片漆黑,坐上一辆窗户帘被遮得严严实实的小汽车,直接开到了大使馆的地下室,第二天又原样被拉到机场飞回了国内。当地什么样子?他完全都不知道,也不让问,就这也算用了一次出国指标。孙犁有一次被安排出国,可他想了想最后拒绝了。当时出国要求统一着装,都是在北京红都制衣做身西服,他竟然因为打不好领带,也不习惯穿西服就不去了。他平时习惯穿中山装,也不笔挺,性格上非常随遇而安。

说起出国访问,我和谢晋导演曾经一起去参加过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1983年的事儿了。我一个作家怎么混到电影圈的呢?1982年黄健中执导的电影《如意》,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我也算是编剧之一。电影节安排《如意》在开幕式上放映,主办方点名邀请我出席。那次电影节把中国作为主宾国,特地给谢晋办了电影回顾展,这是很高的待遇了。

但这个电影回顾展也有些尴尬之处,有的是导演本人不愿意拿出去,咱们这边也不希望拿出去,有的是他愿意拿出去,但是咱们这儿不愿意拿出去。比如“大跃进”时期拍的反右电影《劲风劲草》(1958),是谢晋的早期作品之一,故事现在听来只会觉得荒唐:讲当年的大学生毕业,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有一个右派学生却要求自主择业,结果理所当然遭到了组织的批判和斗争。

还有一部谢晋在1977年执导的《青春》,现在去看也很拧巴,电影一方面展示了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的欢呼雀跃,一方面却又表现出要继续闹革命,是一部典型的过渡时期的电影。这部电影是陈冲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她的银幕初秀不是《小花》。这两部电影包括《春苗》,电影节都来借过,但谢晋就是不愿意,咱们这边也不愿意。

我是觉得,作为艺术家来说,尤其是那代艺术家的创作和政治紧密联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艺术创作也摆脱不了和社会大环境的互动,艺术家照样可以把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才华装进去,有机会就是要创作,单纯去指责人家跟风是毫无道理的。西方也是如此,好莱坞现在很多电影明显是硬去搭配黑人演员,以体现所谓的“政治准确”,这同“三突出”有什么区别呢?

  1983年,刘心武与谢晋、陶玉玲在法国朋友家作客

那次回顾展的高潮是放映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在场的法国观众感动得一塌糊涂,电影放映结束全场起立鼓掌,长时间的掌声把谢晋也给感动了。还有就是《舞台姐妹》,电影放映结束后,现场还安排了法国电影评论家点评,通过同声传译,我就听到他简直是一唱三叹,说这个长镜头从田野拍过去,比特吕弗在《四百击》中的运镜还震撼。

一堆“珠子”穿成项链,“有些人物没有选进去”

《也曾隔窗窥明月》里写了电影人,也写了戏剧人。你让我说说孙维世,她的结局太悲惨了,我不愿意多说,而且孙家跟我们家是有关系的。孙维世父母结婚的时候,我的祖父是证婚人。我喊她兰姑姑。

  孙维世导演(1921—1968)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援华的专家也纷纷撤走了。孙维世解放前就读于莫斯科戏剧学院,解放后她把自己当年的授业老师列斯里请到了中国讲课教学。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嫡传弟子,可以说兰姑姑是斯坦尼的徒孙,继承斯式体系是再纯正不过,她执导的《万尼亚舅舅》可以说相当经典。但列斯里走了后,中国戏剧界再去搞斯坦尼那一套也是困难重重,这个时候兰姑姑就逐渐转向了布莱希特。要说让她完全倒向布莱希特,她是肯定做不到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布莱希特和斯坦尼可以说是完全反着来的,思想体系完全不一样。斯坦尼提出“种子论”,要求演员必须要化为角色,才能打动观众。比如你要演反派,就要调动起内心的恶念,并且把它膨胀起来,再把自己装进去。布莱希特则要求“间离”,所谓“陌生化效果”吧。演员虽然在演戏,但角色并不是你,同时观众虽然在看戏,但您也别入戏太深,完全被剧情带着走。所以同样是一出戏,斯坦尼要的效果是台上台下都入戏,布莱希特主张的落脚点则是一出戏要能带给人思考,甚至是一种解构、颠覆性的思考。

  1961年,《黑奴恨》首演剧照

1962年的《黑奴恨》是兰姑姑运用布莱希特表现主义的一次尝试,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她给的戏票。那部戏里,兰姑姑既保持了角色要入戏的要求,同时在人物的站姿、形体的交错互动上,都在追求一种雕塑感,甚至是借鉴了京剧中人物亮相的方式。舞台美术设计上也不再一味追求那种油画的质感,而是用灯光的移动变幻来营造氛围,舞台上时常有大块的“留白”,追求一种大写意的趣味。这些都突破了斯坦尼的框架,但也不完全是布莱希特的那一套。

《也曾隔窗窥新月》中,写了我同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53篇文章,最早是1989年写的,最晚是2021年写的,大多数是本世纪以来的。其实,我给责任编辑何奎的稿子并不止这些,打个比方说,我给了他一堆“珠子”,他用了三联的针线把这些珠子串成项链,精心挑选编成几辑,而且每辑前面都写上导言,编得非常好。当然,现在出书要考虑市场,出于总体的篇幅限制,有些人物没有选进去。比如我写到叶君健和韩素音的故事,有很多密辛,是韩素音请我在北京饭店吃饭,她亲口告诉我的,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们俩人。

  韩素音(1917-2012)

我知道韩素音,最早大概是1968年,一天《人民日报》上忽然有条的消息,标题大概是英籍作家韩素音在京会见中国作家,消息里出现了一串包括冰心在内的名单,“啊,冰心他们解放了!”我是以这样的形式,知道了她们摘掉“牛鬼蛇神”的帽子。

  刘心武与冰心和猫合影

而现在人们提到叶君健,都以为他只是个儿童文学作家,是《安徒生童话》的译者。但实际上,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期间,曾经是文学团体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成员。意识流小说家,写《到灯塔去》《波浪》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这个文学团体里女神一样的存在。那个时候,韩素音也在英国,对叶君健崇拜得不得了。

叶君健当年就用英文写出了长篇小说《山村》。1949年回到国内后,他在70年代完成了史诗长篇《土地三部曲》:《火花》《自由》《曙光》。我在北京出版社参与创办《十月》的时候,他拿给我看,我被那种“冷静叙述,不动声色”的叙事调式惊呆了。这也影响到我之后的小说创作,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始,我告别了“激情澎湃”的叙事方式,开始追求“冷中出热”的美学效果。

再有,我也写过同国外艺术大家的交往。比如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1988年的时候,我同他在巴黎丽兹酒店的露台上喝香槟,面前就是协和广场。他的小说代表作是《橡皮》。另外他也写电影剧本,《去年在马利昂巴德》由导演阿伦·雷乃拍成电影以后轰动了国际影坛。80年代初,这部电影在北京作为“资料片”内部放映过,对第五代导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年北京的文青们坐在一起,不谈《去年在马利昂巴德》,不聊“新小说派”,你就出局了。

  1988年,在巴黎与阿兰 罗伯-格里耶合影

最新播报查看更多
加载更多新闻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合作推广  联系电话: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电子邮箱:zht@china.org.cn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京ICP证 040089号-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   10120170004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