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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朱书:解码文字里的历史

发布时间:2024-07-25 10:30:16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徐豪 | 责任编辑:秦金月

文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1984年11月,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已经残碎的陶扁壶。发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像字的符号。

这种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器,它的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的形状,以便于打水时水流入。但这件残破的陶扁壶上,有用朱砂书写的文字,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这足以改写中国文字历史。

文字的价值不言而喻。《淮南子·本经训》中这样记载文字创造的神话:“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文字的创造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陶寺朱书扁壶的发现,实证在甲骨文之前约800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系统。

“文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的有力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文字是承载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代表着思想没有中断,这是中华文明传承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中国考古博物馆陶寺文物展区,观众正在观看朱书扁壶。 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残破的扁壶背后

关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学者们有多种解读。对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与之相近,一般认为是表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符号”,则有不小的争议,有人说是“尧”,有人认为是“昜”,有人说是“命”,也有人说是“邑”。

先抛开对文字意义的解读,出现两个文字的扁壶本身就传达了巨大信息。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可以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记载历史真实。如果文字形态是单个出现,它就有可能是符号、刻画,而这两个字是在同一个器物上,显然就不是单纯的符号、刻画,两个字就可以成句,表达一定的相对复杂的意义,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说。

“文字最早的出现,一定是人与神明沟通的结果。”冯时表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里,掌握政权的人是受“天命”,天命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观念,这既是一种政治权力,又是一种宗教权力,所以“王”就成了替天行道的人。

冯时指出,文字产生和发展之后,慢慢走向世俗化,演变成为记录思想的工具,具有政教作用。“就像许慎说的‘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经艺之本’,就是承载思想;‘王政之始’,就是王要布命,要教化天下”。

陶寺这件带有文字的扁壶,出现在灰坑里,且沿着破损处用朱砂涂抹一周,似乎是有某种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对此作了假设。他推测这件扁壶和巫术有关系,因为陶寺晚期的时候,遇到几次大的洪水,为了镇压洪水,神职人员把水器扁壶打破,然后涂抹朱砂抑或是赤铁矿,并写上祖先的名字,希望用祖先的威名来镇压住水神(当然这种设想涉及对文字的解读)。但结果发现,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所以这件“法器”就被扔到垃圾坑里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朱同州认为,这件朱书扁壶很可能为丧葬仪式所用器物,因为制作粗糙,并发现于灰坑中,符合古时丧葬器物简朴和为逝者烧送器物的习俗。同时,扁陶壶朱书文字是以朱砂所写,这与古代随葬器物用朱砂写逝者之名相类。时至今日,仍有殡葬时摔陶罐、瓦盆的习俗。

“文尧”还是“文邑”?

2001年1月,李健民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首次将扁壶朱书资料对外公布。

甲骨文专家罗琨认为,扁壶上的文字应当解读为“昜文”,其中“昜”同“阳”,推测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何努认为,另一个字最接近甲骨文的“尧”字,而“尧”的本意应指“建立在黄土高原上的高大夯土城墙”,扁壶朱书“文尧”与周边划界符号,叙述着唐尧后人追述尧丰功伟绩。

但冯时认为,应当将扁壶朱书文字释读为“文邑”。他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的字形上去比较,“邑”字是毫无疑问的;从文证、书证上看,“文邑”这个词,书证就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有4条非常明确的“文邑”相关的材料,而“文尧”“文昜”这类词在古书上没有出现过。

如果把这两个字考释成“文邑”,那么“文邑”是什么?传递出什么信息?

冯时表示,“文邑”是个地名,甲骨文中有“文邑受禾”卜辞,就是商人关心“文邑”这个地方有没有好收成。从陶寺时期到殷商时期,已经有七八百年时间了,“文邑”这个地名还存在,就传递出了重要信息。

冯时考证,陶寺龙盘上的龙,就是夏代的社神句龙,龙嘴里衔着的就是社树的符号,这说明陶寺与夏有着密切联系。《左传》中记载,西周初年,唐叔虞被封于夏墟,唐叔虞是晋侯的祖先,今天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了晋侯墓地,说明这一带就是“夏墟”,地理位置上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区域是一致的。同时,夏有尚黑的习俗,这在陶寺的出土文物中也有体现。而在时间上,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是夏朝建立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认识,就是‘文邑’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王庭,也就是由夏启所建立的王庭。”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商周金文里可以发现夏代早期的国号是“文”,“夏”是晚商至西周时期加上的字,叫“文夏”;后来这个名字在流传中又被改变,只剩下了“夏”字。因此,“文邑”就是“夏邑”。

那么,“邑”作何解呢?冯时说,邑就是没有城墙的巨大居邑,夏商周三代的王庭是没有城墙的,王族族邑居于“天下中心”的王庭,有诸侯的拱卫,无须再建筑高大的城垣;而王有教化天下的使命,有重文教的传统,有城墙阻挡,不利于教命传播。因此,王庭要呈现为不具城垣的邑的形制,文献里“大邑商”“大邑成周”“洛邑”等都叫“邑”。“三代的王庭都没有城墙,这是我们从文字、文献、考古总结出来的东西。”

陶寺晚期出现了“暴力革命”的现象。冯时认为,这是古本《竹书纪年》里记载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事件,夏启暴力推翻了伯益的王权,并通过种种手段“改天命”。因为陶寺是“地中”所在,所以他毁城作邑,在陶寺建立王庭“文邑”。

陶寺还有更多文字吗?

今人对陶寺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多多少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陶寺朱书展现在世人面前,给了我们想象和考证那个时代的更多空间和支点。

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是孤例吗?公众鲜知的是,在2002年至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陶寺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中,又发现了一片带有朱书的陶扁壶残片,“再次证明上个世纪出土的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绝非孤例,在陶寺遗址已经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大”。

尽管对扁壶朱书文字的解读不尽相同,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代之前的文字是“稀有物品”,不会出现太多。

冯时表示,王庭及神职人员才有资格使用文字,“在上古时期使用文字的人是一个极小的圈子”。何努认为,一方面,文字使用初期,文字发明的数量不会太大;另一方面,文字当时用于国家管理用的记载、文书,不会大量用于生活日常。同时,很多文字记载可能是在木片、竹片上,不容易保存。

高江涛还提到一个客观因素是,陶寺目前发掘的面积还很小,晚期大墓还没有发掘过,中期大墓也只发掘了一个。“我们觉得像朱书扁壶这样的文物肯定还会出土的,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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