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的“制度文明”是怎样形成的

文 /《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论语》中，孔子对尧的功德无比景仰与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着眼点最终落在尧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上。

“中华文明五千年，制度文明基因的继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作为‘尧都’，陶寺文化可谓有制度文明继承创新的开山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

40多年来，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陶寺遗址发现的都城城址、宫殿区、观象台遗迹、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体现出陶寺独特的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礼乐制度等，包括何努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陶寺的制度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地中”概念的形成

4300年前，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城市恢宏，人口聚集，社会分工井然有序，王权和礼制初现端倪。

陶寺的大墓中出土有刻有彩绘刻度的漆杆，何努等学者们认为这是当时测日影的仪器——圭尺，作为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在正午时，太阳照在立表上，投在地面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长。《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通过圭表测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极点，称为“四表”，“东西南北中”的五大方位的大致范围，成为后世定义中国疆域范畴的基本依据。

根据圭尺上面的刻度，当时的一尺大约为25厘米，陶寺古城夏至日的影长则为39.9厘米。这与古代文献记载中天地之中“夏至日一尺六寸”的影长完全符合。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指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何努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离。相传尧帝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这项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晓陆表示，新石器时代中国天文学逐渐发展到陶寺阶段，已经形成为王朝统治意识形态服务的成熟的科学体系，所以陶寺的功绩，无论从农业、从建筑学还是从天文学上说，都是非常好的标本，是中华民族阶级国家一个重要的早期节点天文学标志。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精准管理来为王权与社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标志着中国文明中政治与制度文明对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何努表示。

何努认为，陶寺的王已经有了要居于天地之中的观念。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天象崇拜遗迹英国巨石阵还要早近500年的观象台——陶寺古观象台相当于后世的“天坛”，位于都城的东南角；对应的还有陶寺的“地坛”，位于城外西北。与3000多年后的北京天坛在南城、地坛在北城，南为阳、北为阴的寓意一脉相承，4300年前，中国祭拜天地的礼制已经正式登台了。王者居地中、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陶寺以后的历代都城几乎都按照这样的规制建设，到了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乃至明清北京城，“王者居中”的认识却是一以贯之，都城以“中轴线”贯穿全城。

何努认为，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以地中概念为核心的“中国”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继承与固化，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国家认同。

都城制度的建立

何努认为，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判断的核心为都城，都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等，而这些指标陶寺遗址无一例外全都具备。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陶寺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市、气势恢宏的宫殿、高大厚重的城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首座观象台、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仓库里成组成套的礼器、数以万计的人口有秩序地居住于此，宫城区、贵族居住区、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布局分区井井有条……一系列发掘成果，使陶寺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都城制度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原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指出，陶寺城址的选址、方位、宇宙观、天下观、时空观反映出都城的早期形态，展现了陶寺城址系统的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信仰观念，许多制度和思想都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如陶寺宫城南东门，开阙门形制之先河，大型一号宫殿可能是早期宗庙性质建筑，这都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基础。

不同于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陶寺社会是王权主导。陶寺早期5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的墓主明显是王，具有统一性规划的城址、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分区、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宫殿类的建筑等，也都表明这里即是王者所居之都。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都城制度已经形成。

何努介绍说，陶寺都城内早期社会贫富就已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大多数底层平民几乎一无所有。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加繁荣，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按部就班分工从事重要石器工业和制陶生产，陶寺文明持续300年后，逐渐衰落，整个都城包括宫殿、城墙、大型墓葬被毁……这些都从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但是陶寺的制度文明并没有就此彻底消亡，而是被后世的二里头等文明继承发扬下去。

“陶寺城址的选址、方位、宇宙观、天下观、时空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格局，反映出都城的早期形态，展现了陶寺城址系统的宫室营建、礼仪制度、文化传统和信仰观念。许多营建和规划思想都为后世所继承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教授、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指出，陶寺都城布局表明了“邦国时代”的都城布局正在从以血缘政治为主走向与地缘政治结合的道路，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基础。

礼制社会初步形成

“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陶寺文明兼有早期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介绍说。

高江涛指出，陶寺遗址的聚落等级分化严重且存在多个层级，复杂化程度较高，规模宏大、地位凸显的宫殿夯土建筑与简陋的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小房子形成鲜明对比，出现了金字塔式等级结构的墓地和王级大墓，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同时，陶寺形成了严格秩序规定的成组陶礼器、玉礼器、礼乐器。

“在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鼍鼓、石磬、土鼓构成了固定的组合，相隔100多年前后的墓葬都一直保持着组合不变、数量不变、位置不变，形成固定的规制。墓葬中漆木器、厨刀、整猪或猪下颌骨的有意陈设摆放，非常有仪式感，石磬、陶鼓、铜铃等组成了最早的礼乐……”高江涛表示，这些都证明规范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的“礼序人伦”的礼制在陶寺已经初步形成。

高江涛认为，以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为特点的“陶寺模式”，与“红山模式”“良渚模式”“石峁模式”等，共同形成了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一体”模式。

何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陶寺与良渚、红山等模式比较起来，其更加偏重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智慧。“很多制度的创新从陶寺开始集大成，在夏商周三代逐步完善成熟并大致固定下来，进入到秦汉帝国之后，很多思想、基本理念、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是固定下来了。如以德政为优先，文武之道并重，但是文德占首位，像这些治国理念是从陶寺开始集大成，把各地优秀的政治理念借鉴融合，再集成创新，然后形成了一整套的文武之道，就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位于陶寺阙楼遗址附近的陶寺宫城微缩景观全景模型。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兼收并蓄的陶寺时代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不同区域文明要素形成自己的制度文明，在陶寺时代表现得特别突出。”高江涛介绍说。

用扬子鳄皮制作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源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粗体觚、玉兽面、玉笄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玉琮、玉璧、来自浙江的良渚文化；与晋陕高原石峁文化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均有广泛互动……陶寺文化将来自东西南北的文明因素汇聚于一处。

高江涛表示，陶寺社会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较少，更多的是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陶寺先民已经使用复合范铸铜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源头；而玉璧、玉琮玉质普通，不事装饰，罕见像良渚玉器上繁缛的神人兽面及鸟纹，虽然与良渚文化中发现玉琮的艺术性无法相提并论，但是陶寺玉琮的威严与天地四方的宇宙观以及实用性，表达了陶寺文明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文化观的体现与传承。

“陶寺具备文明社会的所有要素，其机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很强的代表性，突出表现在尊崇至高无上的王权，推行区分等级的礼乐制度，崇尚兼收并蓄的精神品格，正是陶寺所展现的这些文明标识，造就了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文明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说。

(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