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寺回望“最初中国”

文/《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在黄河中游大拐弯处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沉睡着陶寺古城。

2023年12月和2024年6月，《中国报道》记者两次踏上陶寺遗址。如果不是陆续有人在观象台复原建筑附近拍摄，一眼向田野里望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古国。

确实，中华上下五千年，哪片黄土下没有历史？但也正是因为历史久远，很多历史的痕迹湮没在时间长河中了，所以在2300多年前屈原就发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问”。

而陶寺，就是今人寻根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坐标。2023年12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成果发布，其中指出，距今5800至3800年前后为古国时代，距今3800年进入王朝时代。陶寺遗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正处在王朝时代的前夕。发掘46年来，陶寺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已经初现。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四阶段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的这句话被广泛引用在与陶寺有关的报道中。

“我们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简单概括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在此基础上，有五大标志，即都城、宫殿、大墓、礼器礼制和战争暴力。这些文明要素，在陶寺中全部都有体现。”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陶寺文明的宫室制度、礼仪制度等都被夏商周三代王朝所继承、吸收，对后世王朝文明影响深远。

经天纬地的“最初中国”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考古学大家苏秉琦早就意识到陶寺的重要性。

“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就是‘经天纬地’。”曾长期担任陶寺考古队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何努解释，所谓“经天”，其核心内涵是政治，即王权垄断太阳地平历、圭表测影太阳历、阴阳合历来控制年时，陶寺邦国对于时间的管理是服务于政治的。“华夏文明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以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实证了这个重要特征。”所谓“纬地”，即陶寺王权运用天文大地测量，建立起了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用阴阳八卦八方空间概念，执掌都城功能规划，建中立极，掌控江山社稷的空间命脉。

这样的理念阐述相对晦涩，如果具体到考古证据上，可能就好理解得多。

在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部的陶寺观象台遗址，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学家复原出了观象台模拟建筑。“如果承认观象台存在的话，就代表着那时候就通过天文指导农业生产，显然是当时的核心先进技术，体现的就是对‘天’的探索、追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陶寺观象台能够观测到20个节气，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何努表示，圭表用来测量太阳的影子，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长。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标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这是4000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以此测量出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即是‘中国’”。

“陶寺都城遗址和陶寺文化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完美结合，‘最初中国’的概念是在陶寺出现或者形成的。”何努说。

“‘中’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宗教观里就是“天地之中”，上帝、天神住在天的中央，王权获得“天命”以后，王庭必须建在地的中央，这样才能构建人王和天帝最直接的联系。

冯时认为，综合考古学、文献学和天文学上的研究，早至6500年前，“地中”就处在陶寺一带了，与陶寺基本上处于同一纬线的濮阳西水坡大墓即是证明，两地夏至日影长度大致相同。而“禹画九州”之后，天下格局发生了变化。到了夏代中晚期，商先祖上甲微认为当年测的地中不是真的地中，重新勘测后，将地中定在了嵩山一带，所以后来夏代王庭就迁到了二里头。

陶寺出土的彩绘折腹盆。陶盆灰褐色胎上用红、白、绿三色，绘有曲折形几何勾连纹构成的环带状图案，整个器物色彩鲜艳夺目。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文明转型进程中的都城

在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而处于中原地域的陶寺，在这一阶段太耀眼了。王巍表示，陶寺考古表明，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

何努介绍，40多年的考古显示，陶寺早期遗存距今4300年至4100年，面积约160万平方米。以13万平方米的“宫城”为核心，南侧“下城”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两侧为早期普通居民区，宫城以东为“国库”仓储区，仓储区东南侧为早期王族墓地，宫城外西北近1000米处为祭地的“泽中方丘”地坛。陶寺中期遗存距今4100年至4000年，面积在280万平方米以上。这一时期，宫城和“国库”仓储区继续使用，“下城”中的下层贵族居住区被废弃，增建巨大的外郭城，形成了宫城—郭城的双城格局，中国古代都城双城制模式由此确立。陶寺晚期遗存距今4000年至3900年，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一时期，宫殿区废弃，城墙毁坏，陶寺遗址成为一般性的聚落址。

“陶寺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是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规模最大。这个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它很可能是尧舜的都城。”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陶寺古城是一个功能分区齐全的都城级遗址，“陶寺的宫殿形制对后世宫殿的布局影响非常深远。陶寺1号宫殿基址面积在6000多平方米，建在超大型的夯土基址上，这种格局到夏商周的宫室，乃至后来一直到明清的皇宫，都有延续。”

“一座都邑城址的规划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体现出其社会对此前文化的传承发展。”高江涛表示，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二里头遗址同样存在核心区与普通区域，有宫城宫殿区、祭祀区、墓地、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分。

高江涛认为，陶寺与二里头在布局规划，甚至功能分区具体地点、方位的选择上，都有相近之处。尤其是宫城作为都城布局的核心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双槐树、屈家岭、良渚等遗址中的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类宫殿区”，至陶寺遗址在“宫殿区”外围逐渐筑起城垣，成为真正的“宫城”，进一步传承到二里头的宫城，再至偃师商城的宫城。

2018年，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残存下来的“阙楼”式建筑。两处阙楼基础从宫城的南城墙上延伸出去，这种礼仪之门模式，和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的样式相像。后来的紫禁城午门，也沿袭着这种4000多年前的阙楼模式。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钺、玉璇玑、玉璧等玉器。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陶寺人的“精神文明”

礼制是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组成部分，被称为“为政之舆，治国之器”。

高江涛介绍，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葬呈现“金字塔式”的布局结构，贵贱有别、高下有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金字塔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墓主应是掌握军权、族权、神权的王者。而占墓葬绝大多数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当是彼时的普通百姓。

陶寺王族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种类的礼器，以及陶鼓、鼍鼓、石磬等礼乐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陶寺大墓之中，乐器数量、组合和布设位置都是固定和统一的，说明已经形成固定的规制。同时，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铜铃、容器口沿、齿轮形器、环、蟾蜍等铜器，构成中国史前时期最丰富的红铜铸造铜器群，预示着“金石之声”的到来。

陶寺社会的中型墓可以分为三重葬仪空间：棺、棺外、二层台，呈现出不同的功用和仪式。其中，棺外明显呈现的是“饮食”“炊事”“生活陈设”等不同场景，二层台随葬猪下颌骨，反映了埋葬过程中庄重、严肃的助葬仪式。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如玉礼器牙璋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从礼器到复杂的礼制，陶寺社会将礼乐制度的接力棒传递给二里头。”高江涛说。

礼乐制度直接映射了陶寺人的精神文明。何努表示，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些乐器，呈现礼乐文明的雏形。陶鼓、鼍鼓、石磬形成组合，显示八音初备。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柷属八音之木。鼍鼓和石磬是同一组乐器，配组方式为鼓二、磬一，并伴有一件土鼓。鼍鼓上口蒙有鳄鱼皮，整体形制呈圆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树干刮去树皮、掏空内腔并烘干后，外施彩绘。

何努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说，精神文明是观念文明，制度文明更多的是政治制度，精神文明包括自然观、社会观和宗教观。这三种观念有两个表达体系，一个是艺术，另一个是文字和符号。自然观里包括科学的观点，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就是宇宙观。社会观其实就是政治思想、礼制思想、等级观念等。宗教观其实核心就是祭天、地、祖先，“中原地区基本上就这样一套逻辑或者这么一个基因”。

陶寺还出土了文字。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陶寺晚期灰坑出土的一件扁壶，其正面鼓腹部朱书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个朱书字符，如何释读，有多种说法。有学者释读为“昜”，也有学者释读为“邑”，还有的学者释读为“尧”。尽管存在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与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对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陶寺的龙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陶寺彩绘龙盘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龙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并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相结合，把对龙的崇拜发展成族群或国家的象征。陶寺与二里头之间，在龙形象上有着较为明显的承继关系。

“但陶寺的艺术表达比较怪，这个实事求是讲，陶寺似乎艺术表达不太重视，它的器物并不精美，这一点和良渚有巨大区别。”何努说。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图为临汾市博物馆的圭表出土复原场景。摄影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进入“王朝时代”的铺垫

近年来，关于陶寺是“尧舜之都”的讨论越来越多。

“从考古上来说，我们从已知推未知，比如商代，现在已经证实它存在；夏代，也被证明是信史。再往前推，大量的考古学文化背后体现的，就是一些族群的实体和文明因素的发现，比如良渚、陶寺，甚至龙山、石家河，等等。”高江涛认为，大量的考古事实呈现出的是，陶寺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最初中国、华夏主脉”的气象。

至于这一时期“是什么”，文献里记载的相当于那个时期的尧舜禹时代。“尧舜禹在文献中有比较多的记载，而我们的考古发现又有这个时代。说白了，关键就是‘对应’问题，是完全画等号，还是部分画等号，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中华文明走过多元一体的道路，其核心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起点为陶寺邦国，成熟点为二里头王朝国家。陶寺邦国的文明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以守正创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方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明中一部分重要的价值观念体系，进而成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何努说。

对于陶寺所处的那个时期，王巍用“海纳百川”来概括，“陶寺文明吸收和汇聚了周围的先进文明因素，这是它非常突出的特点。”

高江涛认为，尽管那个时期有着多元文明区域和形态，但不同区域在意识上开始对某一个文明逐渐有了认同感，这在“文献里有记载，考古也有发现”。他举例说，很多不属于陶寺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的代表性器物都在陶寺有所发现，有一种明显的汇聚其他先进区域文明因素的情景，比如出现海岱文化特征的玉钺、随葬的猪下颌骨等，还有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玉饰，还有来自西亚经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冶铜技术等。

“来自东西南北的东西汇聚于一处，说明陶寺的‘王’不仅对各地文明有着广泛了解，还较广泛地吸收了各地文明的成果，愿意把这些‘外来文化’的象征改造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开放气度。”高江涛表示。

而到了二里头时期，已经出现了王朝气象，进入王朝时代，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和陶寺虽然没有直接相接，但二里头接受了陶寺创造的文明形态，比如二里头对陶寺都城制度和礼制的继承，对龙的文化、手工业形态的继承，等等。

“陶寺文明是迄今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陶寺文明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高江涛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就是因为后继文明对前有文明形态有继承和发展。”

陶寺考古有哪些发现？

文/高江涛

上世纪50年代进行文物普查时，陶寺遗址被发现。历经46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对陶寺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陶寺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可以概括为10个方面：

一是文化分布。陶寺遗址的文化分布很有特点，目前我们发现的属于陶寺文化的遗址已经有100多处，分布在以临汾盆地为核心的区域。这些遗址已经形成了具有不同等级或者分化性质的聚落，现在看来陶寺文化遗址分布可以分为4个等级聚落，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及组织机构已经开始有等级分化了。

二是立都选址。陶寺遗址处于河谷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间，就小区域的生态环境而言，也是两种不同地貌水文形态间的微型“生态交错带”。都城处于相对封闭的临汾盆地，这个区域环境优越、土地肥沃、水文适宜，农业社会的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这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权力机构和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形成，陶寺早期国家出现。

三是五谷六畜。在陶寺遗址中，我们发现了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可以看到，目前除了小麦之外的“多谷”都在陶寺中被发掘出来。此外，大家今天常见的家畜基本上在陶寺文化时期就有了，比如猪、绵羊、黄（水）牛、狗、鹿、竹鼠、兔等。

四是城址布局。陶寺城址的布局明显经过规划，城址内可以分为宫城及宫殿区、仓储区、墓地、观象台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

五是观象授时。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陶寺遗址东部的自然景观塔儿山和人工夯土建筑体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在陶寺遗址东南部修建了“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内的二十个节气，显然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

六是真龙成象。陶寺彩绘龙盘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龙的形象集合了多种动物形象，并将龙与王权乃至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相结合，把对龙的崇拜发展成族群或国家的象征。

七是圭尺定中。陶寺中期王墓出土漆杆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代表着“地中”，而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地中”所在。

八是墓葬形态。1978年到1985年，陶寺在4万多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1309座墓，其中5座大墓都集中到同一个区域。这些墓葬凡是有墓主人或有骨架的，其头向都是朝向塔儿山，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存在山川崇拜。

九是铸铜以范。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复合范铸技术，这项技术最早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最为典型的就是陶寺遗址。陶寺出土了真正意义上的铜器群，目前已经发掘出土7件铜器，属于不同的器类，但都使用了复合范铸技术。

十是道路网络。在地图上标注从晋南到洛阳的重要遗址点后，可以发现它们都沿着某一个区域呈带状分布，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古道。这些重要的遗址点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沿路分布的特点，说明我们的道路系统在6000年前就已初具雏形，至陶寺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道路交通网络。

(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