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山升起中华文明的曙光

从红山升起中华文明的曙光

文/《中国报道》记者徐豪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资料图)供图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985年10月，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23岁的女考古队员张星德捧着装有女神像的木盒，在当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领队孙守道和郭大顺的带领下，去辽宁兴城拜访苏秉琦先生。

将近40年过去了，早已是红山文化研究专家的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还记得苏秉琦先生端详女神像的情形，“他不是像看神的塑像，而是像看亲人、家人”，那也是张星德第一次听到苏秉琦说“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在1983年11月2日，女神像整体提取出土以后，大家一致推荐，由发掘现场的唯一一名女队员魏凡捧着女神像下山——据说回到考古队驻地那段不到1000米的路程，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一位年轻的女考古工作者手捧着女性祖先的塑像，身披晚霞，走下山岗、走出丛林，五千年的历史鲜活生动起来。

如今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长期驻扎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野考古发掘领队郭明，也是一位女性。“这是女神的指引。”张星德笑称，自己从事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经历，“也都是因为与女神结下的缘分”。

红山女神像就像一把充满隐喻的钥匙，为破解红山文化之谜打开了一扇门。

辽西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肇始地之一。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35年，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器物。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根据最早在辽西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的学者梁思永的建议，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牛河梁遗址的发掘，红山文化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华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内容。

6月中旬，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不久之后，《中国报道》采访组一行踏上辽西这片土地，探秘红山文化。

文明的曙光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个哲学“终极三问”，推动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不断探寻。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有1500年的发展时期，在5500年前后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红山文化覆盖了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滦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涉及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三省份。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的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是“原生型”的古国文明。今年85岁的郭大顺，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前一天刚从牛河梁遗址考察归来。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与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保护区面积为58.95平方公里，距今5500年至5000年，处于红山文化的晚期，也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期，发掘出了女神庙、大型祭坛、积石冢群、大量玉礼器和陶器，让世界为之瞩目。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史学观点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因为缺乏实物证据。苏秉琦先生是郭大顺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导师，由他创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系统观点，在考古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夏代往前是龙山时期，龙山时期是父系社会;再往前是仰韶时代，叫母系社会，红山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就是母系社会那个阶段。红山文化突然出来这一套东西，与进入国家文明社会有关，甚至专业界一时都接受不了。”郭大顺回忆说，“以往说中华文明起源都是以中原为中心，长城以北的文化是受中原影响，但是没想到牛河梁遗址区先是发现玉器，后来又发现坛、庙、冢，这种成套的礼制性东西非常不一般，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贾笑冰表示，祭祀礼仪行为及礼制是红山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牛河梁遗址多个大型社会公共礼仪活动设施的建设，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石墙、筒形器所构筑的大型墓葬附属设施的建设、玉器的规范化使用与分配，表明社会等级规范的确立;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筒形器与玉器的生产及专业化分工代表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管理的最高水平。”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三种模式：裂变、撞击、融合，并指出这三种模式发生的区域，“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直根系”上的牛河梁遗址，将可以考证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红山文化女神像侧面图。(供图/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坛庙冢玉龙凤”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一个斜口“笔筒”有关。

1981年，郭大顺在朝阳市建平县做文物普查前的培训，一位文化站站长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附近马家沟老乡家有一个“玉笔筒”。第二天培训一结束，郭大顺就骑了15公里的自行车赶到马家沟，见到了那个“玉笔筒”——这种器物一度被叫作“马蹄形玉箍”，研究者们推测这是用来束发的，现在这类器物更普遍的名称是“斜口筒形玉器”。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牛河梁山冈，发现了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的石棺墓。墓葬中发现了一个玉环，这也是红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

随后，独特的积石冢、三重圆祭坛的形制相继被发现。但这个最早发现的牛河梁遗址点后来被编号为第二地点，因为第一地点——用作了女神庙遗址所在地的编号。1983年10月，在距第二地点西北约一公里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个由主室、左右侧室、北室、南三室连为一体的“亚”字形多室布局遗迹经过发掘显露出来。11月2日，在主室西侧，一个完整人头塑像重见天日，震动海内外。“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似流露着经漫长等待后又见天日的喜悦，于是人们一齐围了上去……”郭大顺在后来描述说。

在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的庙、坛、冢组合建筑群中，女神庙可能为整个遗址群的核心。结合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的对比，可以基本认定牛河梁遗址群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圣地和祭祀中心。

郭大顺将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归纳为“坛庙冢玉龙凤”，“这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郭大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牛河梁遗址已具有按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北庙南坛”布局，庙与坛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祭祖与祭天的礼制建筑，其结构与布局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北京，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也表明红山文化确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而红山文化中的玉器，更是被大众熟知。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达300多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牛河梁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地点。红山文化中显现出“唯玉为葬”的风俗，玉器已经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身份的礼仪核心物质载体;龙、凤等后世崇拜的图腾和有吉祥寓意的精神信仰已经在红山玉器上彰显，“龙的传人”从此肇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红山文化陶器。在当时制陶技术发达的情况下，这件陶罐的盖子有被修复后使用的痕迹，所以推测它可能有特殊的意义。(摄影 /滕妍妍)

何以“红山”?

地处东北的红山文化，是如何形成、发展并影响后世的?

张星德用绳纹陶器、之字纹陶器和素面陶器所代表的三大族群集团向《中国报道》记者进行了阐释。她表示，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就形成分别以绳纹、之字纹和素面陶器为特征的三大族群集团。绳纹陶集团活动在黄河中游，主要是渭河流域;素面陶集团在太行山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之字纹集团主要在辽西地区。

到距今7000—6500年间，绳纹陶集团衍生出了小口平底瓶、小口尖底瓶和鼓腹罐，发展了彩陶，并在素面陶集团的参与下，进而分化成以鱼纹彩陶为特征的一支和以“花”样彩陶为特征的另一支，他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华夏集团;素面陶集团则将釜和支座的组合进化形成了鼎，这个集团可能与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之字纹陶集团在发展之字纹筒形罐主体的器物群基础上，升华了对龙的形象的表述。

“红山文化和红山文明就是这三个集团碰撞、交流、融合的产物。”张星德表示，在6500年左右，黄河下游地区的族群最先开始扩张，一条往内蒙古中南部，进入山西北部和中部，最终到达山西南部地区;另外一支向北进入辽西，与之字纹陶族群发生碰撞，对当地土著进行排他式驱赶，两者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形成平衡和认同。在距今5500年左右，绳纹陶族群向素面陶族群扩张，继而和红山文化碰撞、融合，从而打破了红山文化区域内原有族群的平衡，之字纹陶族群重新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出现。

“所以此时牛河梁出现了女神庙这样大型的祭祀性建筑应当不是偶然，而是红山人追溯共同祖先，避免冲突，寻求建立新秩序的表现。他们从千年口口相传的记忆里，塑造出祖先的形象。”张星德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自女神庙阶段起，牛河梁就应该是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了。

郭大顺从古国文明角度解读说，红山古国有当地上万年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同时又与周边主要是华北平原仰韶文化有密切交流。特别是红山文化晚期，南北交流趋于频繁，如中原式彩陶在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大量出现，表现出红山先人对待异质文化因素的巨大包容性，也成为以“坛庙冢”为主体的古国出现的原动力。南北文化交汇既是红山文化在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的动力，也为奠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基础作出贡献。

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摄影/滕妍妍）

传说与信史

“玉猪龙”，是大众熟知的红山文化器物名称。不过，郭大顺认为这个名称不准确，应该叫“玉熊龙”。

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猪的耳朵扁宽尖，熊的耳朵短厚圆，这两者区分非常明显;红山古国社会形态以渔猎为主，熊的形象作为神化了的礼仪器物符合情理;牛河梁遗址积石冢中又多次发现熊骨，说明红山人有以熊为祭的习俗;女神庙遗址也出土过熊下颌泥塑件，也说明熊与祭祀仪礼相关。

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晓晶将“玉猪龙”称为“玦形龙”，在“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的时候，可以以形状来命名”。“马蹄形玉箍”和“斜口筒形玉器”的名称即是这种情况。

不过，名称背后不只是“像什么”的问题。随着考古发现，不少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期的黄帝部族联系起来，且史载黄帝“号有熊氏”，这样“玉熊龙”神器与“有熊氏”之间就有了明显关联。显然，郭大顺是倾向于这种关联的。

这是一个“传说”与“信史”的辩证关系。

5000年前正处于传说中“五帝”时代。郭大顺认为，《史记·五帝本纪》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神农氏世衰”和“诸侯相侵伐”。“这就说了两个时代，神农氏是一个时代，诸侯相侵伐是一个时代。神农氏衰，可能是仰韶文化迁徙;诸侯相侵伐，可能不是打仗，而是文化频繁地交汇。也恰恰在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开始南北交汇;大汶口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对仰韶文化、河洛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北上。”

郭大顺强调，“诸侯相侵伐”就是五帝迁徙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从考古和文献都可以印证，“这才是考古，不能只等着发掘出文字。但是具体怎么确认谁是黄帝，谁是蚩尤，谁是尧、舜，难度要大一些。”

“传说”与“信史”确实也存在鸿沟。黄帝集团的所在地，有多个版本。红山文化“有祀无戎”，极少发现象征军事的斧钺，而文献中记载的黄帝骁勇善战，曾战蚩尤于涿鹿之野。不过，黄帝之孙颛顼通过宗教改革，“绝地天通”，掌握祭祀专属权，成为天神的代言人。

“文明探源的根本目的是要复原古史。”郭大顺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考古不能对等去印证传说，但也不能回避传说。“不能只等着发现文字，殷墟发现甲骨文了，商代确定了;而二里头原来说是夏都，现在说没有发现文字，就不能确认。考古学是一个独立学科，要用自己的独立学科方法，用实物资料复原古史，让古史‘说话’。”他说。

体现中华文明的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连续性。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绵不断，集中系统的根系就是红山文化。”郭大顺表示，红山文化为中国历史进程奠定基础，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至今、连绵不断，这对中华民族走自己的道路非常重要，也决定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道路方向。

红山先人对待异质文化因素也体现出巨大的包容和创新性。“红山文化一点也不保守，对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能够辨别，为我所用。你看红山文化中彩陶，都是外来因素，被吸收、传承和创新，并且很多彩陶被用作祭祀仪器，这就反映出红山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不是一般的高，值得我们现在借鉴。”郭大顺说。

张星德表示，红山文化上千年的族群认同，交流融合，促使了红山文化对族群的凝聚，进入了族群认同阶段。在历史发展推进到区域国家、族群大碰撞的阶段，它能够实现认同优先。这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郭明也表示，红山文化体现出以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大同”观念。开放、包容的社会特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底色，红山文化祭祀礼仪性遗址中所显示出的规范、一致性与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多样与包容性是其文化特点的突出表现。

“红山文化有1000年的认同基础，对这种文化认同和发展方式的认可达成高度一致，探索出自身发展的道路，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所以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选择、怎么做。”张星德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和合发展”是红山文化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继承下来的传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所以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发展就是这么过来的”。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考古，涉及中国文明史距今5000年前这一关键时期，是解开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把钥匙。但我们对牛河梁遗址的认识还很有限，女神庙等重要遗址还没有深入发掘。如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中国报道》记者见到参与“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十余位大学生，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硕士生向记者介绍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青春洋溢，自信而充满热情，红山文化百年考古，正有着青春力量不断加入——也许未来，我们离红山先祖们的距离，会更近一点。

郭大顺著名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摄影/滕妍妍）

对话郭大顺——

红山文化为什么是“直根系”

中国报道：红山文化有什么特点，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郭大顺：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年至5000年，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大发展。按照以往史学观点，中国文明史只能从4000多年前的夏代算起，而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把这一源头追溯到500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的高峰期，发掘出了按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北庙南坛”和大量礼制形态的玉器，将礼仪制度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反映了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也表明红山文化确为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

中国报道：如何理解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郭大顺：最重要的就是礼仪制度的传承。尤其是庙与坛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祭祖与祭天的礼制建筑，其结构与布局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北京，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与文明连绵不断的实证。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的崇拜。从红山文化对后世文化的影响来看，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这棵大树根系里的直根系。

中国报道：也有不少人认为红山文化还不是“古国”，如何判断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郭大顺：如果我们从专业界传统说法的文明“三要素”来看，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持续发掘，发现女神庙外墙体“护坡式”石墙结构与龙山文化早期的城墙结构相同，这也进一步证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的方形山台即城址，说明第一地点已具都邑规格。在牛河梁第二地点的一座墓葬中，曾经发掘出一件红铜耳环,从当时的高温技术来看，可能已经掌握了炼铜技术。目前，文字还没有发现，也许那时候有文字，写在帛上，没有保存下来。

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红山文化5000多年前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有王者大墓代表的社会等级分化，有祭祀礼仪的制度化、信仰的体系化，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说明当时确实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不一定非要用“三要素”来套。

中国报道：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女神像发掘出土曾引起国外的广泛关注，神庙、神像在国外古文明中也都存在。远古历史上，它们有没有可能进行过文化交流?

郭大顺：是有可能的。比如牛河梁遗址出土过玉海贝，这种海贝印度洋才有，红山人用玉来仿制海贝，说明他们见到过这种东西，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种来自远方的信息通过这种形式留下了痕迹。从时间上来看，红山文化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古文明在时间上相近。红山文化中有一种彩陶，上面呈棋盘格式分布等腰三角、直角三角纹和菱格纹等几何形图案，这种纹饰仰韶文化里没有，而在西亚一带常见。种种迹象表明，东西方文明起源道路虽然有差别，但又有很多共通之处，体现了文明的交流互鉴。

(来源：《中国报道》202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