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和慈善，都源自悲悯

2022年3月28日，莫言在自己的同名公众号上更新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今年做的最难忘的一件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莫言。今年春节期间，我觉得我干了一件比较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证明了我在某些方面的一些能力吧。”

莫言所提之事，是他与中华慈善总会达成的一次合作。春节前后，他用毛笔作了105张福字，分别以个人、企业收藏家出资收藏和公开拍卖的形式，募集到524.2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善款。这些钱全部投向“莫言同心”项目，定向资助西部地区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以书法墨宝为桥，莫言把自己的日常引向了公益慈善。

“哇，莫老师悄悄地做了一件好事。”公众号文章的评论区有人这样留言。事实上，关爱西部地区困境儿童，莫言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善不与人言”

作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这十年来莫言一直生活在聚光灯之下。对于舆论的关注，他的态度多少有点“敬而远之”；对于外界给的一些头衔，他的回应则有种“轻拿轻放”之感。

对慈善，此前莫言基本闭口不谈，一直笃信老祖宗的训诫，行善积德“不应与人言”。

2001年，莫言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冯牧先生对我有栽培之恩”，他表示。莫言出身于部队，曾经担任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冯牧是他的老首长。莫言的成名作——中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1985年刊发在刚刚创立的《中国作家》杂志上，其时任主编也正是冯牧。

那一次获奖，奖金有两万元。“在那个时候，两万元还是挺大的一笔钱的，那时我们的工资也就几百块钱。”莫言说，“但我觉得这个钱不应该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应该拿出来。”

他最终把两万元全部捐给了自己退伍转业后就职的《检察日报》社。当时，报社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云南省西畴县定点帮办了一所希望小学。莫言的这笔钱，全部用于这所小学的建设。在报社期间，莫言还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一次性发放的5000元，也一起捐给了小学。

2014年，莫言向中国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元稿费，用于救助西部地区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彼时，莫言在两年前刚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关于他的一切都成为话题。不过，莫言的这次捐赠非常低调，甚至没有成为新闻。

这次捐款的起因，是他曾因心脏不适，找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问诊。看病过程中，他得知这位名医在中国红十字会专门设有一个救助西部先心病患儿的项目。“胡大夫的话给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印象。”莫言说。

这个项目成为莫言涉足公益的一个契机。2015年，莫言又给这个项目捐赠了125万元，这笔钱款最终救助了西藏62个先心病儿童。莫言特意向红会提了要求：第一，不宣传、不报道；第二，他本人不出席任何活动，也不去医院探望那些做手术的孩子。整个捐赠过程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

“因为当时我坚信一个理念，就是善与人知，不是真善。过去也有老话，大概意思是一个人做点好事，不要喜欢让别人都知道，那是没有意思的，”莫言说。

不过，几年之后，关于“为善是否应为人知”，莫言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慈善成为公共行为

2022年春节前夕，莫言和好友、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王振聚在一起写些福字寿字，准备赠予亲朋好友和老人们。

提笔之间，脑子里突然迸发一个想法：能不能写一批福字，捐给慈善机构，用拍卖的方式筹一笔善款，继续帮助西部地区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我跟王振是一拍即合，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写，写了起码有一百五十个左右的福字，从中选出来了一百个比较满意的。”莫言说。

书法是莫言持续了几十年的“古老爱好”。从小就听家长训诫“字是人的衣服”，莫言一直铭记于心，特别喜欢琢磨字和练习写字。

对莫言来说，文与墨的思考是相通的。冯骥才曾在为《莫言墨语》书法集作的序里形容：“书法于他(莫言)，既是他个性的艺术方式，也是他小说之外一种另类的文学。”

莫言认为，作家想创造跟过去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字风格、叙述语言或主人公形象，是一件困难的事，“当然会不满足”。而这种思考在书法中几乎同频。为摆脱习惯的钢笔字笔路，莫言开始用左手练习毛笔字，以“尝试获得一种陌生感”。“左手从来没有写过字，一笔一画都是笨拙的。刚开始根本就没法掌握，但是坚持下去之后，由生到熟，由不得劲到慢慢地得劲了。”莫言说。

从笔墨里延伸出来慈善意念，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腊月末的灵光一闪后，莫言和王振随即和中华慈善总会联系，100个福字便成为“莫言同心”项目的开端。云南白药作为爱心企业，出资500万元购买了福字的实体和著作权，并承诺后续5年以300万每年的价格来捐赠“百福”使用权的收益。这2000万的善款将全部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旗下的“莫言同心”公益项目。

目前，第一批500万元善款已资助了近200个先心病患儿。这让莫言对慈善有了新的思考——尽管个性更倾向于“善不与人知”，但能用自己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做更多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2022年元宵节，莫言和王振一同到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在那里，有一批来自西藏、甘肃的先心病孩子正在接受手术治疗。

“我记得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就一岁多一点，她妈妈带着她。我进去之后，看到她在床上坐着，就伸手握住了她的小脚丫子。当你的手握住一个小孩子娇嫩的脚丫子的时候，一种人类本能的爱确实油然而生。”

说起这一刻，一直平静淡定的莫言脸上真情流露，“能获得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巨大的幸福。难道说是我帮助这个孩子吗？反而是孩子帮助了我、安慰了我，让我联想到人类一代代的延续，生命的可贵。文学就是写生命的，写人、写情感的。”

2023年春节，莫言继续在北京荣宝斋拍卖行拍卖了福字和对联。因是用于慈善目的的拍卖，荣宝斋主动免去了佣金。拍卖所得89.85万元，也直接汇入了“莫言同心”项目中。

“后诺贝尔奖”的十年

虽然热心公益，但莫言强调慈善是一种“内心需要”，他的人生，是围绕写作来开展的。“我始终就是个作家，我做的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写作这个中心。”莫言说。

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是一个丰碑、一个高度，但很难说它能为创作带来加持。“在获奖之后，有那么几年，确实不得不忙于应酬。”莫言坦言，“不过，有时我在开会的时候，坐在下面，会把手机悄悄地打开，这样就可能在上面学了一个字的草书或者篆书的写法。”

2015年，莫言的大多数时间终于回归书桌。“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写作。要完成一个作品，就会相对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拿出一些过去的小说素材或毛坯再打磨，2020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后又发表了《聂鲁达的铜像》等数篇现代诗歌。

进入花甲之年的莫言，有了很强的探索生活的意愿，也想要拓展自己的兴趣与文化触角。比如研究书法，游历山川大地，以及对戏曲、歌剧、话剧形式的关注。

出身山东高密县的农村娃莫言，对小时候看的搭台戏至今念念不忘。“那会儿无书可读，舞台上的戏，民间剧团演出的这种旧的戏曲，就是我们的教材，看戏也是我们最大的文艺娱乐活动。所以，我对民间戏曲有一种天然的热爱。我们那代人写作语言的风格，语言的很多元素也都来自于戏曲，或者受到了戏曲的影响。”

2017年，莫言在《人民文学》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第二年再发表《高粱酒》和小说改编的剧本《檀香刑》。

“我曾经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向余华、苏童‘发过誓’。”莫言说，“我说过去，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大家都说作家余华、作家苏童、作家莫言。今后再过几年，我跟你们这两个小子站在一起，就是剧作家莫言，不只是小说家，我跟你们不一样啊。”

“当然，这两个小子一直在冷笑，嘲笑我。”莫言说到这里笑了起来，“所以我写戏，写出剧本来，也是让他们看一看，‘教训’他们一下！”

有些人把莫言定义为“受到魔幻主义现实流派影响的作家”，但莫言认为自己应被归类于现实主义作家。取材于真实新闻事件的《天堂蒜薹之歌》，莫言花了35天即完成全作，愤怒的笔锋直指权力系统中极度漠视农民利益的官僚主义者。

三年的疫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思考主题。莫言表示，“像这样的一场全球的灾难、瘟疫，我想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在思考。可以写成荒诞小说，也可以写成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甚至可以写成新闻小说。每个作家心里面都有一本关于疫情的小说草稿正在酝酿，就是怎么写、何时写、以什么样的形式写的问题。”

他透露，自己从三十多年前就在构思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对外放了很多风了，”他笑道，“但是一直没有完成，一直在准备，搜集的相关书籍也有厚厚一大摞了。”

莫言说，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把这部小说写完、写好。“不过什么时候完成，我真的说不好。”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些许顽皮，“我想总会完成的。”(《中国慈善家》记者 龚怡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