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考古发现,都是因为一件并无关联的小事,触碰了“开关”而引发。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朱林镇的三星村遗址,就是因为村民的偶然“献宝”,让一座五六千年前的“古国城邦”,逐渐浮现在世人眼前。
竹子开花,村民“献宝”
中国版图上,叫“三星村”的自然村不在少数。金坛区朱林镇的三星村,与三颗石头有关。
现年75岁的唐万平,1970年担任第五生产队队长。他听村里老人说,这个村原来有王、李两家大姓,曾经叫王李村,后来天降三块陨石,就改名三星村了。三星村、王母观村的名字由来,史书并无记载。
唐万平担任生产队长时,三星村露出地表的石头只有两块,让他迷惑不已的是:“既然叫三星村,应该有三块大石头吧?”1978年,唐万平带人挖农田排水沟时,意外发现了第三块石头,距离另外两块石头几十米远,三块石头呈“品”字状排列。唐万平说,那时候,他才相信,三星村的确有三块大石头,用铁锤一敲,火星四射。“听老人们说,以前很多人经常从这些石头上敲些小石头带回家引火用。”
1984年之前,村民总能在农地里发现一些说不清来源的破陶片、破陶罐,甚至还能捡到一两件古玉器。仍在为温饱忙碌的村民们,根本没琢磨这些物件的价值,甚至把它们当成不洁之物——因为它们来自墓葬区。
在村民眼里,“假金山”上的大竹园,是村里一宝。“大竹园是村里的集体资产,竹子长得特别粗壮,可以做竹席、竹篮,远近闻名,因此有专人看管,村里还有篾匠合作组。”63岁的村民张春梅说。
1984年夏天,竹子成片开花。时任三星村党支部书记张齐孝组织村民在竹园开挖沟渠排水。深挖一米左右,就出现大量骸骨、陶片,其中一把石锄特别光滑。
骸骨与陶片并没引起村民重视,因为这里原本就是传统墓地。那把石锄让村民好奇,还装上木柄试了试,并被村民徐龙孝拿回了家。
有村民认为是徐龙孝将石锄上交文物部门的。而金坛区博物馆原馆长李国平的记忆中,并非如此。
1984年夏天,李国平到博物馆上班不久,还是个编外人员。他印象中是镇文化站的韩国仁把石锄送来的。“大夏天的,他穿着一件汗衫。那石锄一看就是古物。”
按照惯例,对于主动上交文物的人,博物馆会赠送一只茶缸和一条毛巾,上面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字样,以资鼓励。
韩国仁与徐龙孝都已去世。他们是亲家关系,徐龙孝的儿子徐宪春,在家中见过那只印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茶缸。或许正是有一定文物保护意识的韩国仁,将那只光滑的石锄,送到了博物馆。
收到石锄后,年轻的李国平到现场考察,发现竹园排水沟里满是骸骨、石器和陶片,他捡了整整一蛇皮袋。
根据李国平带回的石器和陶片,时任金坛文管办副主任徐永年初步判断这是一处新石器遗址。当年年底,原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到常州开会,听闻这件事,立即赶到三星村。至此,三星村遗址引起文保单位重视。
人口密度超出想象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三星村联合考古队,从1993年到1998年,连续6年进行勘探和发掘。当时估计,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区。
考古队将发掘重点放在东区(墓葬区),先后清理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墓葬1001座、房址4处、灰坑55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及骨器、角、牙、蚌器等各类文物标本4000余件(组),还出土了大批保存较好的人骨标本及人工栽培炭化稻粒标本。
马家浜文化被称作“江南文化之源”,是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三星村遗址的时代约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至崧泽文化早期相当,据发掘的文物标本及碳十四测定,距今约6500年至5500年。
1998年,三星村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村遗址出土了较多与农业有关的遗物,如蚌镰、穿孔大石斧、多孔石刀、研磨器等,说明原始农业发达,已开始明确分工且初具规模。发现的家畜骨骼标本有猪、牛、狗、羊、鸡等,从侧面反映出农业生产的粮食已有所剩余,人们开始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遗址中还发现一些捕鱼工具,如陶网坠、骨鱼镖等,表明捕捞渔业是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的组合变化,考古专家将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5层。5层之下以房址、灰坑为代表,房址以密集的柱洞构成,推测可能是干栏式建筑。在房址附近有灰坑分布,坑内多含有炭化稻粒。第5层以墓葬为主,居址废弃后即作为墓地使用,但墓内随葬品少;第3、4层墓葬分布密集且保存较好,有礼仪性质的石钺;第2层的墓葬减少且保存欠佳;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出土陶片、石器等,并伴有少量现代砖瓦。
研究表明,三星村遗址出土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人群平均身高超过1.6米,略高于华南新石器时代人群;人均寿命在30岁左右,极少数长寿者能活到五六十岁。
6年时间,发掘面积640平方米,发现人骨1200多具,人骨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远超同时期其他遗址。而中心墓区面积近2万平方米,估计葬有数万人。死者人数如此之多,当时的生者,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数字呢?考古专家据此推断,中国古代人口在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中晚期,有了一个很大的增长。
中华文明进入“古国时代”
三星村遗址已出土的数千件文物中,有3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分别是云雷纹陶豆(陶豆,一种陶制食器)、石钺及其饰件、刻纹骨版。另有7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从中可窥见五六千年前先人的精湛手工技艺。“3件一级文物极为珍贵,开创了纹饰、形制和功用的先河,具有唯一性和首创性。”金坛区博物馆馆长葛巍说。
遗址出土的石钺及其饰件,由石钺、骨质钺瑁饰、牙质镦组成,中部木柄残缺。牙质镦上面的纹饰,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猫头鹰;骨质钺瑁饰上面的纹饰,学者认为可能是鳄鱼,或者大雁、鱼、蚕等。
“石钺在新石器时期比较常见,通常作为武器,但这件石钺没有任何砍砸的痕迹,且配有非常精美的镦和瑁饰,显然不是实用兵器,而是一件权杖,是墓主人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也是国内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的权杖。”葛巍说。
这件石钺出土于一位中年男性的墓中,推测其为当时氏族内部军事权力的掌控者。权杖的出现,表明当时三星村人已形成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的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对于权杖骨质钺瑁饰上面的纹饰,学者们的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鳄鱼,有人认为是大雁、鱼、蚕等。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陆建芳认为纹饰应该为大雁,他在《探秘三星村》访谈节目中说,“大雁在白天活动,代表白天、活着。而牙质镦上的纹饰是猫头鹰,代表夜晚、死亡,与大雁相对应。所谓权杖,就是权力的象征,手握权杖者,可以决定别人生死。”陆建芳说,权杖的出现,意味着三星村人的意识形态里已经有权力这一概念,社会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再人人平等。
李国平则倾向认为该纹饰为蚕,是一种图腾崇拜。李国平认为,不仅纹饰图案像蚕,发掘出土的骨针(通常有十多枚长短不一的骨针放置在精美的骨筒里,骨针尾部均有针孔)也能佐证当时已经开始养蚕。“那么细的针眼,麻线是无法穿的,只有丝线可以穿。”李国平的另一个证据,是墓葬区出土的一件泥质红陶底部的模印徽号,他认为,那徽号的图案,同样是蚕。
专家对图案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都认为三星村人开始出现阶层分化。
“如果纹饰确定是蚕,就会把人类的养蚕史往前推1000年;如果不是蚕,也是一种徽记,而徽记显然是为了区分,明确这件陶器的主人。”李国平说,这表明那时候不再人人平等,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
第二次联合考古队队员龙啸说,早期的随葬品不多,彼此区别也不大,越到后期,不同墓坑的随葬品多寡不一、精美程度的区别也很大。“这表明贫富差距已经拉开,人们从相对平等向相对不平等转变。”
庞大的人口数量、颇具规划的聚落形态、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人群的分化、复杂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第二次联合考古队领队李默然认为,这些复杂社会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三星村遗址悉数登场,宣告江南地区的“古国时代”拉开帷幕。
二次发掘,复原生活场景
第二次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始于2022年。
当年6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一同对遗址进行新的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并探明三星村遗址面积不是最初估算的10万平方米,而是超过35万平方米。
二次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显示,当时的三星村人丁兴旺,规划有序,且手工生产已颇具规模。玉石工业发达是三星村遗址的重要特点。遗址早期出土玉石器不多,到鼎盛时期,墓葬中出现大量随葬玉石器。石锛、石凿均以硅质泥岩为原料,半成品和加工边角料屡有发现,表明三星村遗址存在锛、凿生产工业。出土器物形制规整、打磨光滑,体现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
在历年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考古人员初步还原出三星村人的生活场景,初步探明了遗址聚落形态。三星村人用石器耕作,撒网捕鱼,采摘果实,种植水稻,用陶罐煮饭,弯弓射鹿;住着吊脚楼,夏着丝麻衣,戴着玉玦贝饰,驯化豢养家猪,活动遍及今长江中下游苏浙皖地区……
远古的三星村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五六十代,前后延续千年。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不是一般的集聚部落,而是一个具备相当规模的区域中心甚至“古国城邦”。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五六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场景,会越来越明朗化。
三星村遗址与三块石头
记者一直有个疑惑:那三块石头到底是不是陨石?它们与三星村遗址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国平说,第一次发掘期间,考古队员曾经从三块石头上取样,送到中科院检测,没发现陨石成分。但三块石头原来的确位于遗址中心的黄土台中央。龙啸说,黄土台系人工堆筑而成,疑与公共活动和仪式行为相关,因此,三块石头很可能跟祭祀相关。
遗憾的是,第一次考古发掘结束后,尽管遗址周边已经划定了保护红线,仍然有村民以复建“三星观”的名义,用大型挖掘机将三块大石头移至百米外的“道观”中供奉起来。
“如果石头没有被移动,我们还可以根据黏附其上的土层,测定它们位于黄土台的时间。可它们被移动、被清洗甚至被加工过了,就说不清了。”龙啸对此很遗憾,但他还是希望能在适当的时间,把三块石头移回原址。毕竟,它们原来就在黄土台上,很可能就是五六千年之前,被人工搬运过来用于祭祀的。
遗址周边皆是河流、壕沟,如此巨石非人力可以搬动,它们又是怎么运来的呢?
“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来不会空缺,只是目前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无法衔接而已。”李国平说,考古工作,就是在想办法把碎片化的历史,一步一步衔接起来。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将会揭开三星村遗址更多的神秘面纱。(记者朱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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