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天宝承平时：元和中兴是怎样炼成的

唐宪宗即位，以贬逐“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集团为开端。但宪宗打击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只是出于个人恩怨，并非政见不同。相反，永贞革新的未竟之业正是依靠宪宗才得以最终完成。宪宗一手创造了元和中兴，实现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复兴。被宪宗严惩的刘禹锡也不吝笔墨颂扬，写出“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的赞歌。

君臣同心：白居易说陛下你错了

在革新政治方面，宪宗的目光比父皇顺宗更深远，手笔比“二王八司马”更有魄力。他在继续清理祖父德宗贞元晚期弊政的同时，更加注重治理机制建设和政治制度调整，全力整顿安史之乱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努力恢复太宗贞观年间和玄宗开元时期君臣齐心的政治风气。

宪宗曾在禁中看到时任盩厔（今陕西周至一带）县尉白居易为“规奉时事”而做的百余篇诗词，“召入翰林为学士”。当时关中和南方大旱饥荒，如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所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宪宗派大臣到江浙等地赈灾，在赈灾官员临行前谆谆告诫：朕用一匹绢帛都要记账，但在救济百姓上从不吝啬，切勿辜负朕的爱民之心。

元和四年（809）春，旱灾仍不见缓解。李绛、白居易建议免除江淮两浙地区百姓租税，开释宫中多余宫女。宪宗一一照准，不久天降春雨。白居易为此写下《贺雨》一诗，赞颂了宪宗即位以来的各项政绩，最重要的是希望宪宗能够善始善终，坚持以百姓之心为心，是为“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而白居易在诗中指出的“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即君明臣直，则是宪宗即位以后着力倡导的皇帝兼听纳谏、大臣坚持正见的政治气氛，以及君臣集体决策、君相共商国是的政治制度。

治国之要，首在得人，尤其是要保持对宰相等大臣的信任。白居易曾作诗对君主猜忌大臣、重臣朝蒙恩宠而夕遭贬黜的现象进行批判，是为《太行路》，诗言“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白居易自我点明《太行路》的主旨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即以夫喻君，以妇况臣，用男抛女、夫弃妇，比喻君心多变，臣子随时可能被置于贬谪境地，故云“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宪宗君臣曾对君臣关系和皇帝宰相职权划分，有过深入探讨。元和元年（806）二月，宪宗问宰相，自古帝王理政，有无为而治，有事必躬亲，到底哪种治国方式更好？宰相杜黄裳回道：人君要在选人上用力，在用人上放手，这是三皇五帝“能无为而治者”的重要原因。财政、司法等具体朝政，都由朝廷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陛下您最好不要亲自插手。“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如果“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皇帝疑心大臣，大臣欺瞒皇帝，“将以求理，不亦难乎”，宪宗听后“深然其言”。

宪宗在进行重大决策和处理日常政务时，也注意听取中低级官员的意见。有次白居易和宪宗一起讨论朝政，直接批评宪宗“陛下错”。宪宗当场下不来台，拂袖回宫，秘密召见李绛，大骂白居易出言不逊，让李绛找借口将他赶出翰林院。李绛回道：正是因为陛下您鼓励大臣开口说话，群臣才能无所隐晦；白居易今日说话虽然有欠考虑，但亦是出于一片忠心，如果陛下您降罪于他，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说真话，“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宪宗听后龙颜大悦，“待居易如初”。

君臣关系的和谐，政治生态的健康，使得宪宗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开元盛世之后难得的生机与活力，为削平藩镇、实现中兴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威服藩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宪宗刚即位，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一带）节度使刘辟就率先跳出来挑战新皇权威，要求扩大地盘，占据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宪宗“不许”，刘辟竟然发兵攻打东川。

剑南西川地理位置重要，是对抗吐蕃的前线，又是朝廷所在关中地区的战略后方，遇有缓急可随时奔蜀。在宰相杜黄裳的强烈建议下，宪宗出兵攻破成都，生擒刘辟，平定剑南西川。在此前后，朝廷又讨平夏绥（今陕西靖边一带）节度使留后杨惠琳和镇海（今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一带）节度使李锜叛乱。这就是白居易在《贺雨》一诗中所言“元年诛刘辟，一举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战安江东”。

西川是关中大后方，夏绥是长安北大门，镇海是朝廷钱袋子，三方皆服，元和政局开局良好。

平定西川、夏绥、镇海后，宪宗君臣将目光投向最为跋扈的河北三镇成德、魏博（今河北大名一带）、卢龙和淮西、淄青平卢（今山东东平一带）。李绛曾在延英殿御前会议上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

五十不沾王化之州，不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更是天下士人扼腕叹息之所在，“诗鬼”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其五）》即表达了这种情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有学者认为，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即是描写了朝廷征讨藩镇的战争：“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黑云压城，敌军兵临城下，来势凶猛，将士披坚执锐，严阵以待。守军不利，友军半卷红旗，千里驰援，不惜一死报效朝廷。

元和七年（812）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宪宗在李绛的谋划下，充分利用魏博内部将领争权矛盾，拒绝田季安之子田怀谏继任节度使的请求，改任出身田氏家族的魏博旧将田弘正为节度使，对其推心抚纳，并派大臣裴度赴魏博宣慰，赐给军士一百五十万缗赏钱。魏博军士欢欣鼓舞，田弘正对朝廷感激涕零，决意归顺。魏博藩镇归朝，朝廷威望显著提高，中兴局面向好。

元和九年（814）九月，桀骜不驯的彰义（驻地在蔡州即今河南汝南一带）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其子吴元济秘不发丧，“自领军务”，阴谋作乱。元和十年（815）正月，宪宗“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

战争初期，朝廷军队多次受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秘密与吴元济勾连，阻止朝廷平叛。朝廷“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只有裴度、韩愈坚决要求进军。

当时宰相武元衡主持对淮西用兵事务，李师道派刺客到长安刺杀上朝路上的武元衡，“取其颅骨而去”；又袭击裴度，重击其头部，将其扔进水渠中，幸亏裴度头上毡帽较厚，才躲过一死。“京城大骇”，宪宗派禁军武装保护宰相出入，朝臣天不亮不敢出门。

刺杀武元衡、裴度的凶手极为嚣张，竟公然叫嚣：若逼迫抓捕太急，将刺杀追捕者。“故捕贼者不敢甚急”，行动迟缓。白居易带头上疏“论其（裴度）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认为白居易所任官职非谏官，不应越过谏官抢先议论朝政，将其贬为江州（今湖北九江一带）司马。稍早前因事被贬通州（今四川达州一带）司马的好友元稹听闻白居易被贬，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贬谪蜀中，身患重病，心境本就不佳，又惊闻好友白居易被贬，满腹愁思一起涌上心头，“垂死病中惊坐起”的传神之语，将元稹震惊之巨、二人友谊之深描摹得无以复加。白居易后来看到此句，在《与微之（即元稹）书》中写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讨平淮西：战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袭蔡州”

白居易虽因言事远贬，但宪宗没有停止平叛步伐，任命伤病好转的裴度为中书侍郎并拜相，让其全权负责对淮西之战。裴度亲赴前线督战，出发之时向宪宗立下军令状，“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为之流涕”。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兵发长安出征淮西，路过女几山（今河南宜阳境内）刻石题诗，诗中有“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之语。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德宗贞元时期名将李晟第八子、大将李愬定计于大雪之夜趁敌军不备，发奇兵直袭蔡州城。

十月十五夜，“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李愬率军趁着夜色掩护向蔡州奔袭，犹如神兵天降杀进城内，生擒还在睡梦中的吴元济。此战是为战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袭蔡州”，诗人王建为此写下《赠李愬仆射二首》，其一最为知名：“和雪翻营一夜行，神旗冻定马无声。遥看火号连营赤，知是先锋已上城。”

十月二十五，裴度率大军进驻蔡州，宣布彰义地区回归朝廷治下。蔡州的平定，是元和年间削藩战争的重大进展，标志着中央朝廷重新获得了对地方藩镇的主导优势地位。此时被宪宗远贬岭南连州（今广东连州一带）刺史的刘禹锡得知讨平淮西喜讯，兴奋地写下《平蔡州三首》。刘禹锡敏锐地注意到，随着淮西的平定，大唐复兴、实现中兴已是指日可待，故在诗中有“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的满眼希望。

魏博归附、淮西平定后，朝廷权威显著增强。随后，整个河南河北全部被朝廷收复，彻底改变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天下再度一统，朝廷集权深入各地，史称“元和中兴”。元稹《连昌宫词》借老翁之口对此赞道：“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王业不终：韩愈早朝上奏《论佛骨表》，当晚被贬八千里

随着中兴局面的形成，宪宗也走上复兴事业的转折点。平定吴元济后，本就颇好神仙的宪宗开始广求大仙，炼制丹药，幻想长生不老。白居易曾写诗《海漫漫》，主旨“戒求仙也”，语意警策，讽谏宪宗求仙问佛之行：“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元和十三年（818）年末，负责宗教管理的功德使上奏宪宗，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法门寺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请宪宗在明年开光之前亲自迎接。十二月，宪宗派宦官到法门寺恭迎佛骨。第二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宪宗将之“留禁中三日”，随后依次送到各大寺庙供官民顶礼膜拜。

时任刑部副长官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切谏”，请求宪宗将所谓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慷慨表示，如果佛祖有灵，“能作祸福”，要施以惩罚，那就“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是为《论佛骨表》。

沉迷于佛事的宪宗得表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上言营救，劝宪宗“宜宽容以开言路”，宪宗遂将韩愈贬任潮州（今广东潮州一带）刺史。韩愈告别妻儿，仓促先行，走到距长安不远的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赶来陪同一起南下，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早朝一封《论佛骨表》上奏，当晚便贬至八千里外的潮州。尽管大祸临头，韩愈仍然坚信是忠而获罪，老而弥坚。遥望秦岭，想及家人国事，立马蓝关的韩愈，在大雪寒天之中感叹前路艰难，生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向韩湘交代后事之语，难掩胸中激愤之情。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作不久便传回长安，曾被韩愈提携的贾岛读罢，写下《寄韩潮州愈》：“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韩愈诗中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贾岛则报以“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互诉衷肠。末句“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则一反韩愈“好收吾骨瘴江边”的悲痛，想象着有朝一日皓月东升，银光朗照潮州浪西楼上，韩愈冤屈天下昭然。二人“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正在此间。

宪宗晚年，在求神问佛之外，愈加宠信宦官，不再信用宰相。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不但掌控了中央全部禁军，更开始担任决策核心部门首脑枢密使。朝廷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君臣离心离德，奸相上位，裴度被迫离职。

偏信奸相宦官的宪宗，最终把卿卿性命交代在了宦官手上。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因服用仙丹过多，脾气躁怒不安，对身边伺候宦官又打又骂，有人甚至因为小事就被活活打死，“人人自危”。正月二十七日夜，宦官陈弘志弒逆杀害43岁的宪宗，对外宣称宪宗是吃仙丹毒发身亡。有研究认为，陈弘志的幕后指使者，是不受宪宗宠爱的郭皇后即郭子仪孙女郭氏和其子太子李恒。

宪宗驾崩后，元稹写下《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3首。诗中“天宝遗余事，元和盛圣功”等语，将宪宗元和中兴与玄宗天宝盛世相提并论，无疑是对宪宗中兴功业的最大肯定；而宪宗王业不终，与玄宗引爆安史之乱，亦是“异曲同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水运与国运》《大唐二十一帝》《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