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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今年我80岁,就缺时间

发布时间:2022-03-10 08:48:28 | 来源:北京青年报 | 作者:张嘉 | 责任编辑:秦金月

一生致力于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四驾马车”

冯骥才:今年我80岁,就缺时间

今年的农历二月初九(3月11日),冯骥才先生将迎来他的八十大寿。3月4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冯先生告诉记者,他和母亲约好了,在他生日那天中午,两人一起吃一顿面,“今天上午,我还去看了我母亲,她今年105岁。我觉得很难得,我80岁的人了,还能去看望自己的妈妈。等3月11日中午,我和妈妈两个人吃一顿面,我觉得这是有特别意味的、深长的场景,我会有很多触动,将来说不定我会把这次吃面的感受写下来。”

冯骥才一生游走于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这四个领域,自己将其称为“四驾马车”。其中差不多有20年时间,他从文学界隐身,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如今由于年龄原因,冯先生已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四方奔走,遂重返文学,成为“高产作家”。冯先生表示,重返文学并非放弃文化遗产保护事宜,“这将是我一辈子的工作”,他感慨,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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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过得“深”一点

冯先生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人生节点值得纪念,像生日、考上大学的日子、毕业工作的日子,以及他所看重的结婚纪念日等等,“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过得‘深’一点。在记忆中刻下一个印记,让生命多一点纵向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努力,就是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些记忆,所以我希望在重要节点,做一点什么事情能够留下来。”

80岁生日这个重要的节点,他打算如何度过?冯先生说不想过得太平常,“比如有的人过80岁生日,很多人给他祝寿,他穿上唐装,后边摆一个寿星佬,旁边摆了果篮、鲜花,大伙儿给他鞠躬拜寿,我不想这么过,我希望加一点东西。”

对于“加一点东西”,冯先生有两个想法,一是和105岁的母亲一起吃顿面,另外一个则是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不是给我祝寿,是拿我的生日说事儿,做一点研究。有很多作家长大之后就离开了故乡,而我从出生至今,基本上全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我想做一个讨论,通过我和天津的关系,讨论知识分子和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可能对文学、对作家,都有意义。”

冯先生认为,追溯一个人精神来源的时候,一定离不开父母和家乡的影响,“我母亲是山东济宁人,济宁这个地方是又文又武,文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武是水泊梁山。我父亲是宁波人,家中世代都是文人或者为官。我觉得父母的两种文化都对我有影响,山东人重情重义,特别是重义,厚道忠厚,山东文化有一种阳刚之气。宁波人比较细腻,注重慈孝文化,所以,我重视自己的故土,在80岁时,想要研究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系。”

在冯先生看来,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是几句话的事儿,“会影响到你的骨子里、精神上。我50岁的时候,在老家宁波办了一次画展,起名‘敬乡画展’,就是敬我的老乡,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发源地。”

冯先生笑说,自己第一次卖画就是在老家宁波,他当时看到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的贺秘监祠已经很破旧,但缺少修缮费用,他就从画展里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画,卖掉之后,修了贺秘监祠。冯先生高兴地说:“不修的话可能就被拆掉了,修好以后给了宁波文联,现在变成宁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点。我做这些没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因为热爱,因为是我老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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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和画室在我家廊子两头,这是甜蜜的往返

继两年前推出《书房一世界》后,冯骥才的《画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相比于其他作品,冯先生表示,这两本随笔集写得最为轻松,“我最近写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说,所以写《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也是为了放松自己。写起来很轻松,像那些宋人笔记一样,但是,我也比较注意语言,用一些白描的语言,非常简单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语言来写,写出平淡生活里的一种韵味。”

书房和画室,是冯先生每天必呆的两个地方,里面的每个物件都和他朝夕相处,“我知道每个东西里边的故事,我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写出来,是有意味的、不能忽视的。写时一些记忆引起我内心的一些怀想,可能会有一些伤感的东西,但是不至于让我落泪。因为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切过往的事情,不管喜怒哀乐,最后都会慢慢地变成一种诗,在文字里边,有另外的一种诗意。”

冯先生曾说:“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谈及绘画与写作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冯先生说自己最早的身份应该是画家,“我画了15年的画,绘画对于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的是个人心灵和生活感受,是一种排遣,一种抒发。”

至于文学,冯先生则认为“它更多地承担了一些社会责任,对生活的思考,还有和读者一起认识生活,这是我的一些文学追求”。

文学和绘画都彼此影响着冯先生,“比如说我的绘画里追求文学性,追求诗意,追求意境,绘画也影响我的文学。因为绘画跟文学共通性的一点是,都要产生视觉的形象,要唤起读者一种形象的想象,要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的空间,看得见的人物,看得见的景象,而且越鲜明越简洁越好。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看得见我的人物,甚至他面孔有很多细节,我也能看到,虽然我不见得写下来,但是对我很重要。”

冯先生笑说自己从来不为写作和绘画分配时间,“我的画室跟书房是在我家廊子上的两头,如果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我就去书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会产生绘画的表达欲望,我会钻到画室里去,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我感觉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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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永远不会松绑

因年龄原因,冯骥才先生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奔波于一线,但他说自己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这是永远不会松绑的,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我还是要放下小说。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大量的问题,我现在仍然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甚至于一些困境而感到焦虑,我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

让冯先生高兴的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支持,“我们建议要在高校里建立非遗学学科,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专业人士,这个学科的建立得到国家批准了,今年就开始招第一批非遗学的学生,所以,我在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会更深入。”

提及当年何以远离了文学,而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冯先生说也有人跟他说,呼吁呐喊就可以了,为什么亲身要去做?“当你的亲人忽然要被车撞倒的时候,你会去喊吗?一定会扑上去啊,这就是我的心情。”

现在提起保护天津老街,冯先生仍有些激动,“天津是中国唯一一个有建成纪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是天津的建城日。90年代时,这个城市里的肌理全在,忽然一个通知要拆老街,广告词还说‘将来你在这个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觉得是在香港的铜锣湾’。我一听就急了,到处找人,后来达成了协议,保留老街的几个历史建筑。”

此后,冯骥才去了一趟法国,想去了解法国是如何保护巴黎的,结果在法国时,有人告诉他,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被拆了。冯先生匆匆从法国回来,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我一看老街被拆空了,历史建筑一旦被拆了就永远没办法了,重建,根本不是历史。”

回忆至此,冯先生感谢某媒体的一篇报道,“当时我站在老街那儿就哭了,一个记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冯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场,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为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冯先生曾经卖画筹措经费,他坦承靠自己卖画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卖画的时候,跟记者讲过这句话,我说凭我卖的那些钱解决不了问题。经过这2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国家4级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共10万项,传统村落是6819个。这么大一个文化遗产,我卖一点画能起什么作用?它能起的一个作用就是,一定有人想冯骥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画?我觉得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意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卖完画的时候,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当时有一种悲壮感,后来我说男人做事情总希望有一点壮烈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悲壮感,是我把我的心给了大地了。”

此前,冯先生曾提到“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也与文化遗产保护一脉相承,“如果说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我们抢救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保护标准,没有规范,没有专业的人才,我们仍然对它不放心。所以我们在大学必须开启非遗学学科的教育,必须将其纳进高等教育的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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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学阔别了20年,有太多东西想写

如今重返文学后,冯骥才可谓高产作家,除了《俗世奇人》《书房一世界》等,今年随《画室一洞天》一起出版的还有《多瑙河峡谷》,这是冯先生五部中短篇小说新作结集。其中,《多瑙河峡谷》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苦恋,叩问人生,探究命运;《枯井》记录人在濒临绝境之际倾诉的心灵隐秘,探讨忏悔主题;《跛脚猫》剖析电视台女主持人光鲜背后的复杂人生和情感世界;《木佛》以木佛自述为叙事视角,批判价值观扭曲的文物市场和鉴定界;《我是杰森》围绕主人公的失忆以及寻找记忆展开情节,结局出人意料。五个故事曲折跌宕,较之以往作品,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因素。

谈及小说创作,冯先生表示,虽然和文学阔别了20年,但是从写作的意义上,他始终未曾离开文学,“因为我热爱文学,我对文学的热情好像是天生的,我觉得对文学对艺术的热爱都是天性。当我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时候,必须要用文字表达,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一种天性;当我必须要用笔墨用色彩去表达,那就是搞绘画的人的天性。我现在有了时间写作,很多东西一拥而来,甚至同时几个想法都会来,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多了,20年生活积累得太多了,看得太多了,认识得也太多了。”

在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时候,冯先生说他经常有文学的冲动,有文学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写,因为我没时间。我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奔跑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夜里坐着汽车听着音乐,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去要走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路上,文学想象忽然就出来了,想着想着,司机师傅说:‘冯老师咱们到了。’小说就没了,中断了,断电了,没有了,以后的想象也接不上了,这就是我那个时期的文学生活,没有时间写。”

冯先生笑说,那时候看到自己同辈的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苦涩,“但是仅此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做文化遗产抢救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选择。”

现在回归文学,冯先生表示,和20年前写作不同的是,他觉得文学还应该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你对于时代的思考,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包括哲思,都要通过审美的形象、氛围、意境去体现出来。”

虽然有太多想写的素材,但冯先生说不管写什么,他坚持两点,一是想把文学写成一个艺术品,“所谓艺术品就是有审美价值,”二是语言,“我认为不管你写作的时候多么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么澎湃,但是小说的语言最后还应该是精当的,这特别重要,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我写《俗世奇人》很快,但改了很多遍,我觉得语言还不行的时候,我不敢放手。”

为何冯先生总能遇到“奇人”,总有那么多的素材和故事可写,而太多的人却是抱怨生活过于枯燥无聊,每天都是单调地重复?冯先生认为,原因主要是“物质的东西太多地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多一点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重复。我们跟人的交往要多一种精神的交往,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精神交往,天天就是吃,一个星期吃完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冯先生认为人的丰富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我写作我知道,越贫穷的时候往往想象得越多,想象的空间越大,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仅是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往往容易轻视具有精神价值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精神的价值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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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

50岁的时候,冯先生画了一大片树,“已经入秋了,但是阳光透过,叶子都闪光,这是人生辉煌的一个时期,50岁的我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我在60岁的时候画了一幅画叫《豪情依旧》,我画了一片大江的中流,一只船扬帆,那时候正好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我需要一股力量,所以画了这么一幅画。今年我80岁,还差一个星期,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情感。”

冯先生还和夫人在每年结婚纪念日时一起作画,“我们去年过了绿宝石婚,结婚55周年。每到结婚纪念日,都是我们俩人画一幅,画一对小鸟。早在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我夫人也是画画的,我们那时一起画了一对小鸟在风雪里,那幅画我现在还有。后来我们一直画鸟,风景在不断地变化,这和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热爱画画,但因为时间太少,冯先生只能挤占绘画这个个人爱好,“我最近这两年没怎么画画,心里经常有关于绘画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画在我身边的草稿本上,我身边的草稿本特别多,每个桌上都有。比如我写某个人物,脑子里有个感觉,我就会把它画出来。我现在就缺时间,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

80岁了,为何还让自己如此忙碌,冯先生说答案就是“爱”。他笑说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50岁到60岁之间,“思维不如五六十岁那么好,但是还可以,想象力、对事物的敏感度都还可以。写作和绘画都是我内心的需要,主要是来自于热爱,热爱文字的审美创造,热爱笔墨丹青出现的那种意想不到的独特形象和意境。”

相比之下,冯先生认为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需要更理性的东西,“必须要让人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意义和价值不是个人的,是民族的,我们今天多保护一样东西,我们的后代就会多拥有一样东西。但是也离不开热爱,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你哪来的文化的自觉?如果你没有文化的自觉,你又哪来的文化的自信?只有自觉,才有自信,有很多理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所以直到现在,学习仍然是我一个挺大的任务。”

文/本报记者 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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