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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三千年》:承袭中国式侠义的精神遗产

发布时间:2021-11-30 16:41:09 | 来源:中国妇女报 | 作者:俞耕耘 | 责任编辑:苏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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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三千年》一书缘于作者吴向京在北大关于“侠义文化的演变”的讲座,它跳出了文学的视野,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去探求侠义文化的演变及其意义。本文作者认为,该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探讨了狭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并试图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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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被武侠一词误导,仿佛不会武功,没有绝技,都够不到行侠的门槛。《侠义三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一书重估了侠义的历史语境与传承价值。它的意义在于探讨了狭义的、有条件的侠,如何转化为普适的、“无所待”的侠;侠的行动性,以及如何侠的精神性。从而,吴向京、暴昱东两位作者沟通了古代人与当代人的精神纽带。我想这是当代性反思的重要向度,即如何将侠义变为精神遗产,实现人格内化与心灵建设。书中以勇敢、舍得、信诚、仁义、独特,概括侠的特质。它们都指向自在自为的精神特性——这是独立精神个体,自我决定的生命意志,是主体性力量的极度张扬。侠的本质是精神力量,理想化人格。

作者对侠客的阐释,颇有见地。侠之所以为“客”,在于侠士为义所驱动,而非为“主”所豢养、驱使。主客关系,是独立自主的去留关系,不搞人身依附,不是雇佣关系。侠客们是“赴义”,是非曲直,公平正义乃是行动前提。这也说明侠客、刺客、杀手与爪牙的区别。先秦两汉之际,侠客里有大量是刺客,或为报知遇之恩,如荆轲、专诸、高渐离等壮士;或为行正义事,如曹沫、墨子以一己之力捍卫正义,改变战况格局的大勇。而刺客则未必是侠客,大有沦为替主子报复私仇的“工具人”。对侠而言,伦理力量和道德判断是首位的,他们不因小恩而害大义。

中国侠义的特质

可贵的是,全书以比较视野,阐述中国侠义的特质。中国侠客不像骑士迷恋贵族荣誉、个人名声,也不在乎来自上层的“册封”。堂·吉诃德在自封受命后,才能行侠的套路,肯定会遭到中国侠客耻笑。赵氏孤儿的故事,为何能打动文豪伏尔泰?因为程婴忍辱负重,为大义不惜个人名节,这是西方缺乏的精神力量。程婴选择比公孙舍生更痛苦,更艰难的保全之路,先后牺牲了名声与生命。西方骑士更爱惜个人羽毛,更追求形式感,有外在的功利性(赢得荣誉)。内敛不标榜,施恩不图报,是中国侠义的高光之处。它说明中国侠客不重因果,不讲“对价”,主动放弃实用和功利主义的行动逻辑。在我看来,这正是无我亦无所待的超越性。

唐代以来,侠客在正史中再难寻觅,开始在诗歌与传奇中流传。唐代诗人将侠的精神托寓于诗酒人生,浪漫理想中,这与言志和抒情传统天然契合。李白的仙,离不开几分剑气侠胆。“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边塞诗人则从侠客那里承袭豪迈尚勇,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战死沙场,实质是侠的价值最大化与集群化。“而其他的诗人,基本都是以侠自许,可能感于世事艰难,也可能是寄托情怀,他们是怀着侠客理想的文人,借侠客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本身并不去江湖上游侠、闯荡。”

唐传奇,则为侠客走进小说题材提供了奠基。虚构的、抒情的侠客形象出现了,聂隐娘、虬髯客、红线,打破以往笔记小说文人名士、神仙志怪的故事类型垄断。侠客故事也开始远离庙堂与政治,加上了神秘想象。而归隐江湖,虚构人间的创作倾向,也成了从还珠楼主到金庸以来新武侠小说的总体面貌。

文人与侠的内在关联

全书发现了一个有趣视角,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儒生们与侠的内在关联。作者是从侠的伦理价值、精神内核来考察,绝非流于“武侠”的表象。换言之,武不是侠的特征,只是为践义而采取的手段之一。纵观后世有侠心侠胆的,往往出于士阶层,他们有寄托自比之心、追慕之意。这在秦汉之际,就能找到端倪和肇因。那时“侠客的身份也是以游侠为主,但都是属于有产阶级。他出去行侠仗义是‘游’,而多数都是家里有大量财富的人。”

如果联系庄子对逍遥的诠释,游的本质实为自由。侠的基石亦是自由,而精神不是凭空冒出的,我们如今嘴上常挂的“财富自由”也是重要因素。侠,在本质上已成为理想化人格,正如儒家对“君子”的心理期待。如果我们反推,侠客身上必有君子的底色,仁义与信义。只不过,他们的行事原则与手段,又超出了温柔敦厚与中庸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儒家传统里,挖掘了两者结合与平衡的可能。有侠义精神的名臣大儒,往往可发挥更大影响,更好实现家国治理的图景。

“侠之儒者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呈现的。说到剑胆琴心,不得不说三个著名的人物——苏轼、辛弃疾、陆游。”豪放词人有侠士的文化基因,用词的意象世界暗示出侠的精神世界。左牵黄,右擎苍,卷平冈的围猎;会挽雕弓如满月的大侠形象,可能只有郭靖如此,苏轼未必如此。但这丝毫不影响苏轼的代拟与角色扮演。

在政治上,苏轼一生被贬,终不遂志,在旧党和新党间两头得罪,饱受排挤。这反而说明苏轼磊落耿直,总是从政见本身判断,从国家利益出发,不会屈从讨好特定势力,从不落井下石去报私怨。“从个人角度他都是最不应该为新法说话的人。但是苏轼坚持认为新法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为新法说句公道话,那是义之所在。”从这一角度看,陆游、辛弃疾与苏轼同属一种人格类型,那就是认准国家义理,不妥协退缩,绝不会从主战转向求和。侠义精神需要这种“一根筋”,不摇摆,不骑墙。

《侠义三千年》是一部中国侠义的观念史,也是一种关于侠的类型学。作者对于侠的述略,既有高下小大的层级性,也有分门别类的厘定性。这是一套纵向与横向交互并举的论述系统。同时,上半部关于中式侠义特质的辨析,与下半部对于中国侠义的简史线索,又是史论结合。从总体性看,全书勾勒出中国侠义的动态演绎过程——那就是四个字“脱实向虚”,不断从史实人物变为虚构形象,不断内化延展。在我看来,这标志着由史入文的趋向,史传传统里的侠客事迹,逐步演化为普适性侠义精神,成为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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