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山东最有名的城市可能是济南和青岛,而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城市一定是临淄(今山东淄博)和曲阜。临淄是齐国的都城,曲阜是鲁国的都城。山东“齐鲁大地”的称呼,就是这样来的。
鲁国在曲阜建都800多年,不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鲁国没有出名君,也没有出名臣,却出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被尊为“圣人”。作为孔子故里,曲阜也成为后人拜谒的儒学圣地。
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文化氛围,就会哺育什么样的城市个性,又会影响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当孔子在曲阜生活的时候,那里有怎样的文化环境呢?
西周建立(公元前1046年),实行分封制,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即姬旦,他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朝典章礼乐制度的奠基人。当时周成王年幼,需要周公来辅佐,周公一时离不开西周的都城镐京(今西安)。于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就代父就封于鲁,都城设在曲阜。曲阜远离当时的文化中心,长期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所以文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如何治理好鲁国?周公希望鲁国实施他所确立的典章制度,把曲阜建设成礼仪之邦。伯禽完全秉承了父亲的教诲,就藩鲁国的时候,大车小辆装的都是周朝的礼乐典籍、珍贵书籍。到了曲阜,伯禽着手改革: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久而久之,曲阜逐渐成为周文化向东传播的一个根据地。
在孔子8岁(公元前544年)的时候,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季札在曲阜欣赏到保存较为完备的周王室的音乐和舞蹈,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风》《豳风》《小雅》《大雅》等。
季札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名士,很有学问。当他在曲阜观听到这些雅乐时,一方面感到吃惊,另一方面深深陶醉其中,不住地赞叹“美哉!美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季札当时出使的诸侯国还有齐国、晋国、卫国、郑国等,但他感到曲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其他诸侯国都城可比。
在季札出访曲阜三年后,晋国使臣韩宣子也到了曲阜。韩宣子也是一个学问家,他特意拜见了鲁国的史官,并跟随史官参观了鲁国的国家藏书。在这里,韩宣子不仅见到了伯禽当年从镐京带到曲阜的《易》《象》等珍贵典籍,还看到了《春秋》等鲁国新修的史书。他不禁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这两个故事说明,曲阜不同于一般诸侯国的都城。它完整地保存着周朝的文化典籍和礼仪制度,是一个东方的礼仪之邦。
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纸,书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用牛皮绳编缀,很珍贵,也很有限。那时也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更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所以,一个地方的藏书数量、文化氛围,决定了当地的文化环境。孔子很幸运,他能够耳濡目染到周公带到曲阜的礼仪规范,有机会学习曲阜珍贵的文化典籍。
大家知道,孔府、孔庙和孔林被称为曲阜三孔,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那么,曲阜三孔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会成为人们拜谒的圣地?从孔子一生学习、为政、从教的履历来看,他似乎跟一般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他去世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三孔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孔子由凡人成为圣人的过程。
在把孔子“捧”为圣人这件事上,汉高祖刘邦居功至伟。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刘邦率领大军到淮南平定英布的叛乱。平叛之后,刘邦先回了趟家乡沛县,然后到曲阜祭祀孔子。刘邦祭孔用太牢,也就是牛、羊、猪三牲,这是当时国家祭祀的最高规格。汉高祖还封孔子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并在曲阜召见了当地的儒生。
汉高祖为什么要这样做?汉高祖从小不拘小节,尤其不喜欢繁琐的礼仪,因而也不喜欢儒生,但因为一件事,他改变了看法。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他扫灭项羽,举办庆功宴。文武群臣开怀畅饮,兴之所至,有的挥剑砍大殿的柱子,有的过来搂着皇帝的脖子攀哥们……作为皇帝的刘邦深深觉得,这样不好,很没有面子。这时,一个来自薛地(今山东滕州)的儒生叔孙通出了个主意,说可以排演一套朝廷礼仪。汉高祖同意了,于是,叔孙通从曲阜征召了30名儒生来到长安,共同拟定了一套体现皇权国威的礼仪,日夜演练。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安的长乐宫建成,汉高祖按照新制定的朝廷礼仪大会群臣。只见宫殿内外戒备森严、仪仗林立,群臣按文东武西站立,严格按照君臣之礼朝见皇帝,充分显示了帝王的尊贵。汉高祖高兴万分,不由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列传》)。
汉高祖祭祀孔子的意义重大:第一,极大地提升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文化的地位。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高。
第二,开启了历代帝王来曲阜祭孔的先河。汉高祖是第一个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到曲阜祭祀孔子的皇帝,在他之后,又有宋真宗、清康熙、清乾隆等11位皇帝,先后19次来到曲阜祭孔,拜谒孔庙和孔林。其中,乾隆皇帝一个人就先后来过8次。
每次帝王来曲阜拜祭,都要拨出府库的银两,整修孔府、孔庙和孔林;同时整修城市的道路,并按惯例减免当地的赋税;科举制度推行后,还要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也给曲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最繁荣的时候,往往是它建都的时候。但曲阜打破了这个规律,因为孔子,它的受关注程度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降低,反而越来越高。曲阜肥沃的文化土壤哺育出了孔子;孔子又给生养他的曲阜带来了长达2000多年的荣耀。这种现象,在中国城市史上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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