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警惕“中国中心论”重读中国文明史

编者按：何为中华文明？著名中国学学者谭中在2017年出版了《简明中国文明史》，阐述了自己的思考。6年之后，谭中仍试图用世界大格局的背景来审视不同文化，阐释中国文明，所以重新修订、补充内容，定名《中国文明观》，在朝华出版社的支持下将本书再版发行。谭中希望，再次的解读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能够帮助读者朋友从“文明”这样的根本层面上去解答诸多的“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为本书写下书评《警惕“中国中心论”重读中国文明史》。

警惕“中国中心论” 重读中国文明史

过去十多年，我曾在近 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几句话后常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介绍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两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观》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 =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的“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该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拜读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爆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做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该书的经典之处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力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中国文明史的学术文献或许也绕不开这本《中国文明观》。

该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连“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 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古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中国文明观》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他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择出来的努力。谭中先生认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 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 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穿叉比较论述。比如，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发展的替代道路。从中巴、中柬、中新、中越等双边命运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利益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再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全球专门领域命运共同体……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愿景，已然在这个仍有局部动荡和冲突的世界上徐徐展开。如果这样的愿景能够在 21 ～ 22世纪得以实现，那无异于我们的地球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里，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的，“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于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情怀，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该书都不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的“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是为一位晚辈读者的学习感言。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