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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发布时间:2022-10-17 10:16:38 | 来源:中国新闻网 | 作者:倪伟 | 责任编辑:苏向东

“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根深蒂固。从孙中山时代就提出的五千年文明之说,到1979年出版的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塑造。

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风靡了近半个世纪,促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观念的塑造。苏楷泽 摄


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风靡了近半个世纪,促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观念的塑造。苏楷泽 摄

然而一百年来,“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文明起源就是最为关键的课题之一。后来不断出现的远古遗迹,持续为这个问题提供论据,一步步催生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中国考古百年,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由此成为最迷人战场之一,造就了几代大师。

世纪之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前所未有的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的力量,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脉络。这一迄今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启动至今的20年,恰好覆盖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考古生涯的后一半。

“我觉得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应该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王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年文明探源工程在整个中国考古行业发展中有怎样的重要性?

王巍:探源工程20年是中国考古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期。我们的目标聚焦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这个超大型的课题,聚焦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原来往往是一个遗址、一类器物的研究,但有一个大的工程引领之后,每个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我觉得工程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形成了集群力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另外一点,我们进行文明研究,不能不研究外来文明因素,这就要关注其他文明。我们试图提出中国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其他文明;我们与世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更要了解其他文明。所以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也推动了中国考古“走出去”。最近10年,中国已有30多支队伍到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大大扩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我的40年考古经历中,后20年集中在文明探源工程,最近10年又带了几次考古队到国外,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遗址考古发掘。孙猛 摄


  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遗址考古发掘。孙猛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在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认识时,区分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在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这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做了新的阐释和补充,8000年前发生了什么?

王巍:距今8000年到6000年是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这个时期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距今8000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的技术,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贾湖和内蒙古赤峰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8000多岁的贾湖骨笛。王中举 摄


  8000多岁的贾湖骨笛。王中举 摄

这次我们提出一对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是历史的真实,但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也提出,中华文明不止5000年,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龟甲上已经有契刻符号,还用骨笛演奏音乐,这难道不是文明吗?我们意识到,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把“形成”专门提出来,就是5000年前。相对来说,大家对起源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但把形成阶段单独区分出来就比较明确了。

探源工程目前为止聚焦的还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时间段,最重要的观点,就是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文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是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逐步发展的结果。未来文明探源继续开展下去,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上限提前到8000年,对前面这3000年也开展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范围里,还有什么你觉得需要继续去探索的问题?

王巍:太多了,还有很多历史谜团。比如文字的问题,夏代到底有没有文字,甚至夏王朝历史的确认。还有没有更早期的文字,比如说8000年前贾湖遗址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5000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还有像红山文化,还欠缺一些诸如都城、宫殿等其他关键证据,是不是能够填补起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空间。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中华祖神”出土地,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中华祖神”出土地,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长远来看,你觉得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

王巍:第一是拓展研究范围。原来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建议拓展到接近8000年开始,因为8000年确实是文化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时期。下限从距今3500年延伸到2800年,延伸到西周晚期,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周代礼制的形成,在那时才应该说到了基本完备的阶段。空间上继续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但建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应该扩展进来。因为等到商周时期,这些区域陆陆续续都融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大格局之中,再后面到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2022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考古发掘工作正有序开展。图为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张浪 摄


2022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考古发掘工作正有序开展。图为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张浪 摄

再一个建议,就是大大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度。自然科学已经大力推动了工程进展,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还不够。未来研究任务绝不只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就能够解决,包括文明的特质、文明的路向等等。所以各种人文社科的参与势在必行。

第三个建议是要加强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没有充分的比较,我们自己的文明特质很难准确全面地概括。

最后就是成果的转化和转播,让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接受认可,为炎黄子孙增强民族自信。这几个方面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某些地方一直以来有一种趋势,把一些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比如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传说,为他们寻找故乡、传说地点等等,将这种非学术的比附也当作对文明的探寻,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巍:应该从考古的实际资料出发,做好本地文化发展的序列,以及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进程的研究。

但与此同时,古史传说、民间传说应该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比如说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在4300年至4100年前的晋南,出现了一系列王权的证据,甚至有观测时令节气的观象台。这跟《尚书·尧典》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因为时间、空间、规模、性质、内涵等方面都高度吻合。再比如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石雕和陶制的蚕蛹,非常形象。当地有很多嫘祖的传说,传说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发明了养蚕缫丝。在嫘祖传说非常盛行的地方,确实出现了6000多年前的石雕、陶制蚕蛹,恐怕不能完全用偶然来解释,最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山西陶寺遗址上复原的观象台。孙自法 摄


  山西陶寺遗址上复原的观象台。孙自法 摄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与陶制蚕蛹。(拼接图片)国家文物局供图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与陶制蚕蛹。(拼接图片)国家文物局供图

所以五帝时代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辨析。不能一概以古史传说代替历史,但也不能一概否认,尤其是后者。现在有了大量的发现,我们的任务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实”古史传说,是要以考古发现去“检验”古史传说,分析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记者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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