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题：回答“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专访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

百余年后的今天，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乌克兰危机更将亚欧大陆拖入动荡边缘。“这个世界会好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

“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年近九秩的国际著名哲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百余年前的“梁漱溟之问”？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今天，您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为什么？

成中英：梁漱溟在五四时期接触到西方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认为人的生活态度有三种，构成三种人类文化，即西洋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种生活态度是把人生的意欲投向未来，尽量求其满足，因此建立了科学与民主。两者可以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意欲。中国文化则致力于调整自我的意欲，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以达到平和的生活目标，安于现状，不思改变。印度文化是人类“最后的出路”，目的是根本消除人的意欲。因此不必设计未来，也无需刻意适应环境，而是取消自己的意欲，回归到一个根本的寂静生活，以至永远。基于这一理论，梁漱溟对父亲梁济的回答，显然是：中国人不能走印度的路，但却需要向西方学习，面对未来生活。他说“世界会逐渐变好”，是有理论基础的。

但这个回答对梁济来说，只是一种绝望。他看到西方的强势文化，而中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旧观，当时的生活只是苟且偷生，不具任何意义。他所看到的只是既要放弃未来，又必须放弃现在，还不如立刻选择走“印度之路”，以消除自己一些可能的盼望。因此听完梁漱溟的意见之后，梁济决定自杀。这显示他已经深思这个问题，而且同意其子的看法，只是他已没有任何兴趣来等待那个未来的日子。

梁漱溟和他父亲不一样，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既可以发挥西洋的未来精神，也可以保有深度内在超越的心境，可以继续奋斗。再者，梁漱溟对儒学的认识也很深刻。他看到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韧力与潜力，因此深信未来是可能变好的，只要有一番努力，就有一番收获。

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我认为，本质上可以变好。因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和人类的存在是一体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关联也是自然和真实的，问题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由于不能知己也不能知彼，更由于不理性的“恐他”心理，以及历史上一些错误认知所形成的习惯，人们制造了自身的问题。这个世界因此不可能自动变好，而在于人和人之间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不能把变坏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一个方向。的确，西方人喜欢战争，自私逞强，这是历史事实。就中国人而言，我们该要有一种能力，来消解西方人的逞强态度和自私心理。一旦这种理解建立起来，世界就会变好。一旦这种理解消除，西方也可能变色不认人，不但破坏环境，也将以对方为敌，戕贼生命。因此，即使是较好的发展，也要注意其可持续性，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防止突变。

当然就当前情况来看，21世纪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并不太平。首先这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也是西方对中国不满的时代。中国的成功激化了西方人的怀疑和敌意，造成对中国统一的威胁。其实中国统一对他们并不一定带来害处，反而有很多可以想象的好处。可是由于西方人本身的不自信，产生了对中国的负面态度。这是西方人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当然也是中国人的不幸。因为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和平与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机会。只有中国不断强盛，民众文化心理不断变强，才能安顿西方人的焦虑和疑心，进而共同实现对世界的积极建设，对宇宙空间的积极探求，为人类长久的幸福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古老国家，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更有余力维护弱小的民族。中国既有儒家的“仁心”，又有道家的“道心”以及法家的“信心”，能够对世界繁荣发展产生可观的影响力和转化力。这样的世界显然会更好的。但由于20世纪的痛苦教训，中国也必须警觉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随时面对它的突变，发挥强大的平衡作用，这是人们可以期待和依靠的。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进步与道德影响力下，这个世界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中新社记者：人类社会正面临传统安全威胁的回潮，如乌克兰危机；也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如疫情、极端天气等。您认为中华文明能为人类克难发展提供哪些借鉴？

成中英：面对当代各种环境及疫情的变化，中国人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并能防患于未然，对任何已发生的自然事件，能沉着应付，更能走出困境。这种强有力的理性的平衡心态，是古老的中国所特别具有的。

就国家安全而言，俄乌冲突在很多方面影响中国，但中国人保持理性对待，从国家正义与世界和平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未因与俄罗斯的特殊友情而支持其战力，只希望俄乌双方能和平解决问题，顾全大局，寻求中道，为世界局势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力量。至于疫情问题，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最能解决疫情问题的榜样。因为中国人的哲学思考，总会从整体和长远的利益着眼，不会因为当前的需要，放弃对根本问题的思考。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智慧，也是中国哲学重视一劳永逸，杜绝后患的管理方法。一时的劳苦换取长远的幸福，可说是值得的。

此一态度也可用之于应对自然灾害，即重视吸取过去的教训，发挥更有效的治理方法。历史上中华文明遭受自然灾害的例子很多，但最后都能从经验学习中获取成功的智慧。中国传统富有策略思考，在坚定意志下，最后都能够克服时艰，可说已经有了一套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

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中处变不惊、镇静应付变化的能力极为强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重视责任感，在实际灾难中，往往能发挥人的刚强意志和群策群力的精神，进而不断奋斗以达到消除困境的目标。因此无论对待自然灾害，或人文危机，中华文明都能借鉴过去，面对未来，不屈不挠，永不放弃。认识到这种精神，就应对中国的处变能力具有十分信心。当然，中国还需要帮助世界，为人类共同的前途，主动提供帮助和关心。可贵的是，中国以平等对待世界各民族。面对任何灾害，中国都有能力主动参与治理行动，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与种族斗争。中国人本就乐善好施，一旦富庶起来，更将嘉惠天下，发挥平等精神，创造人类共生的幸福。这从来也就是儒学的初心，见之于儒家历代的经典著述。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您认为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什么作用？

成中英：中华文明的确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自古存续到今的文明。这反映出中华民族自黄帝五千年前统一中原，要维持统一来发展文明，就自然且必须发展一个国家形态的制度存在。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此一国家形态的文明过去有无变化，以及在一个现代的世界中如何保持和调整这个国家形态的机制。这当然是一个形式和内容相互切入的问题。只有内容和形式密切贴合，才有强有力的生存能力，也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解决时代的问题，把时代的特征融入文明价值与国家形态的统一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中华文明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须十分看重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之道。这在《易经》与《尚书》中有充分说明，最主要的是要刚健自强、厚德载物，即在实际上严明教化，让民众认识德性的重要性。更要动员人民的智慧，来创造一个德义并重的政策和权威民主共存的生活形式。既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法和德不可偏废，这可能是当前中国国家形态作为统一国家的方法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传统的历史经验和儒家的道德教训，对中华文明走向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此，国家发展的统一形态必须作为主要考虑对象。如果要做更一般性、更广阔的文化复兴条件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坚持传统的历史经验，不只是文化道德与政治智慧，尤其需要推理了解和细致分析。对儒家强调的道德与礼制，更需要充分留意。历史的教训和道德的教诲，加上理性的启蒙和教化的推广与加深，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要求，西方成功的改革经验，自然也可纳为参考对象之一。(完)

受访者简介：

成中英，1935年生于南京，祖籍湖北阳新县。195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旋赴美留学，1958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担任诸多世界名校客座教授与讲座教授。创办国际中国哲学会并担任会长、国际易经学会并为主席、首创国际儒学联合会，现为荣誉顾问。评选为唯一的华裔国际诠释学研究院院士。1973年创办英文《中国哲学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至今已五十年。

主要著作超过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