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位学者，20年心血：“上下五千年”如何被科学证实

我们何以成为我们？

这问题代代相传，不同的是

由于手握前所未有的工具

我们从未如此逼近答案

2019年7月6日，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消息传来，不仅文化遗产界欢欣鼓舞，也让考古界的学者生出壮志已酬的感觉。

良渚古城是一座完全依靠考古人从地底挖出来的都城遗址，几十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连绵不绝的水田和村庄。考古让人们知晓，5000年前这片土地上就是一番熙来攘往、百业繁忙的景象。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超大型遗址，良渚获得全球考古界的长期关注。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始终围绕着它：这个已经具备王权、宗教、手工业、水利等要素的人类社会，是否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这个问题的追索，对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诱惑”。

“五千年文明史”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我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与这个观念基础密切相关。可是在现代科学语境中，这个说法长期以来并无实证，仅仅作为一种信仰而代代相传。国际上普遍将出土了甲骨文的晚商时代认作中华文明的起点，距今3300年。考古学家王巍上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时，看到这一观点盛行海外，深受刺激：“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恰巧出现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论据。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和理论建设，中国学者达成普遍共识：良渚古城已经形成文明。良渚申遗成功，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认可良渚文明的声音也已经颇为响亮。

良渚文明的复现，解决了很多疑问，也留下了另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起源不在中原，而在东南？良渚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聚落是什么关系？甚至文明起源究竟是一个历史学问题，还是一个考古学问题，也各有各的说法。

更为棘手的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到底什么是文明？

必然的一站

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迎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良机——用实证的信史替代飘渺的传说，让文明史的开端不再糊里糊涂。

中国学者们集结在一起，力图动用近20个学科的手段，寻找并说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大脉络。这项行动迄今整整20年。

故事铺垫于1996年，当年中国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用科学手段为夏商周三代确定具体年份。虽然这是个历史和考古问题，但由于联合了多个自然学科，工程由国家科委立项。2000年项目结束后，一些学者意犹未尽，希望继续沿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模式，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更大的问题。

“科技部领导一听，文明起源怎么研究？断代工程还能拿出个年表，起码可以结项，文明起源怎么结项？”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当时王巍是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跟一些学者向科技部领导作了汇报。随后，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和课题设置系统阐述了想法，科技部有关负责人看了，觉得或多或少能出些成果，决定支持。

中国社科界从未操作过如此规模的课题，立项、实施、验收都按照科技工程思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由科技部批复立项，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研究团队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近70家科研院所、高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其中有大量自然科学领域的团队。

王巍最头疼的事，是如何将这些自然学科与考古学捏在一起，“这些可都是非常自信的强势学科”。而且是由两位考古学者来领导各自然学科的专家——总计近400多位，20个学科，半数以上是教授和研究员级别。与王巍共同担任执行专家组组长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赵辉，一位声音低沉、直言不讳的学者。

几乎在王巍向科技部争取项目的同时，赵辉也在做一项有关文明起源的课题。2000年，赵辉找到北大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商量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启动一个古代文明研究的课题。严文明点头同意，并担任主持者，当年他已年届七十，年高德劭。这个课题将全国诸多“最热闹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研究者集中到一张圆桌上，结项于2004年。同一时期，社科院考古所也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展开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先后召开了九次研讨会。

事实上，对文明起源进行宏观探讨，自90年代起已经跃跃欲试。考古学家苏秉琦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考古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数年之前，这还是敏感话题。

考古学界人人都心知肚明，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文明探源是考古学科发展至此必然要抵达的一站。

考古学狂飙突进地驶过了80年代，一系列新石器时代大发现，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大惑不解。那是中国考古难以复制的“奇迹年代”，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甘肃天水秦安大地湾殿堂式遗址等先后面世，这些距今5000多年的遗址，透露出在早于夏商一千多年前，中华大地多个地区已有王权与阶级出现。疑惑产生了：根据传统“中原中心论”的观点，中原才是最先进和最发达的，却并未发现同时期的典型遗址，“中原中心论”还能站得住脚吗？

面对谜团，苏秉琦、严文明等学者作了理论层面的解释。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勾勒出全国六大区系并立的模式，更为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苏秉琦强调“多元”，严文明继而提出“一体”。他认为中原文化区由于地理上位居中心，易于吸收四面八方的文化。千百年间，空间阻隔逐渐打破，各区系彼此交流日益深入，最终从多元走向一体。多元一体论，至此成为解释中华文明史的核心框架。

考古实践和理论的携手飞跃，使得中国考古实现了一次跨越：从物质文明史转向古代社会研究——穿透那些陶罐、玉石、神符、墓葬、城址的表面，窥探古代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又是何时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从无数个点，到几条线，再编织成一个面。

“以前不是不关心古代社会，是没时间、来不及。因为基本的文化面貌还弄不清，相对年代关系、绝对年代关系都不清楚，这张年表还模糊着，怎么去做历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80年代的新发现让学界不得不重视起古代社会研究，“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一阵风”。因而，启动一个总体性的探源工程，亦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一项新的工作。”他回想起当时的平静，笑着说道。

与考古学家的胸有成竹不同，对于考古遗址发掘者来说，探源工程的机会是难得的，他们以进入工程为荣。“这是个国家项目嘛，一个人、一个单位参与国家项目的机会不是很多的。”赵辉说。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

探源工程于2002年春天启动，2002年到2003年是预研究阶段，考古工作基础较好的中原地区被作为试点，陶寺和二里头两大都邑性遗址，则成了最早的试验田。纲举目张，待到工程正式启动并逐渐深化，探源工程形成以都邑性遗址和区域中心性遗址为重点的布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和辽河三大流域。

“我们意识到必须要找都邑性、中心性的遗址，”王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可以说，就是寻找都城，寻找反映王权的最直接的证据。”曾经，墓葬是最受瞩目的考古发现，也是各地考古的重点目标，因为墓葬里往往埋着满坑满谷的文物。但一个社会达到何种复杂程度，人们如何生活、祭祀、耕种、畜牧、战斗……需要从更宏观的城址中透视。

彼时，陶寺刚刚发现280万平方米的城址，二里头的城址考古已经持续多时。2007年，随着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被揭开，良渚也被列为探源工程的一大都邑。另外一个以都邑身份入选的，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但2011年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揭开了更宏伟的400万平方米石头城后，取代了近期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的石家河城址，石家河城址被列为中心性遗址。

至此，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遂确定下来。

都邑之谜

陶寺，现在是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一个村庄，4000年前则是汾河流域一个庞大的古国。从进临汾的那一刻起，你就会被有关“尧”的字眼包围：尧都机场、尧都区、尧庙……太阳有一个人尽皆知的别称：尧王。古籍中有“尧都平阳”的记载，而平阳就在临汾。规模恢弘的陶寺遗址，因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尧的都城所在。

陶寺遗址坐落在一片高高的黄土台地上，背靠晋南盆地最高峰塔儿山，汾河支流从塬下流过，与古籍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都城选址原则吻合。如今城址已埋藏在庄稼地下，上面生长着玉米和草药。

8月初酷热的一天下午，陶寺遗址考古领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江涛开着一辆旧旧的越野车进村，按着喇叭跟放羊的村民打招呼。这是他投身陶寺考古的第15年，长期的田野发掘让他拥有了和农民一样的肤色。2003年，高江涛进入社科院考古所读博，随即兼任探源工程办公室秘书，经常去各位专家家里送评审材料，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课题。

今年6月盛夏到来前，上半年田野发掘任务收工。他在临汾又待了一个多月，一边整理发掘资料，一边配合央视多个频道的拍摄任务。他每年在北京和临汾两地跑。两天后，他将回到北京，“这一个星期，还有7件事要做。”结束了烈日里汗如雨下的拍摄，他脸上又黑了一个色度，坐在饭桌前喝了一大口冰可乐。

在陶寺，高江涛希望揭开一个距今4300至4000年的古国全貌。这个古国比文献记载的夏代早数百年左右。高江涛相信，尧舜时代的存在是无疑的，陶寺遗址就是尧舜时代的产物。

一些出土器物，显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和技术上达到的罕见高度。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四个绘有蛇形动物的盘子，被认为是“龙盘”——彼时或许已有龙文化崇拜。一些陶器表面画着红色的字符，其中一个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但它比甲骨文早800年。

尽管这些器物神秘而诱人，但考古人员不能沉迷其中，陶寺考古近十年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另一些看似枯燥乏味的东西——城墙基址颜色不同的夯土，或是宫殿地底涂抹的白灰。高江涛记得十年前，当考古队还蹲在手工业区埋头猛挖时，探源工程专家就建议他们转向宫殿区，“因为它能解决问题”——关于遗址性质的大问题。

“可见，学术目标的引领非常关键。”王巍说，由于探源工程对于古代社会面貌的强烈兴趣，城址、城墙、宫殿等提纲挈领性质的遗存优先性提前，各个遗址有目标地寻找这些东西，思路为之一变。

良渚和石峁遗址也在2007年和2011年发现了城墙基址和水利系统，古城面貌豁然开朗。此前，河套地区已发现过一连串石头城，石峁这个大城横空出世之后，人们得以纲举目张地观察这一片古城。距离中原千里之外的西北，彼时也有了比较发达的聚落。石峁与陶寺两大集团的交往延绵数百年，中原文明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更新了学者对中原文明来源的认识。一些研究认为，陶寺最终被石峁人击败并且占领，陶寺人被迫北迁，最终瓦解。

探源工程的这些遗址有了一致的目标，如同各省的天才少年进入奥赛国家队，它们互相分享着解题思路：良渚的大型水利工程让高江涛想到，同样背山临水的陶寺古城，应该也有水利工程，只是暂时无暇去找；陶寺发现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显示了4000多年前天文观测达到的惊人水准，受此启发，天文遗址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陆续确认。

最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不断被吸纳进探源工程的名册，用来填补更大范围内的文明起源图景。一个硬性规定是，年代必须落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之间——这是探源工程划定的时间范畴。

2021年，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高级墓葬中随葬着象征等级身份的玉钺和石钺，体现了早期国家中的阶级分化，迅速进入探源工程；2017年入选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也被纳入其中。这两处较新的遗址，为黄河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填上了新的拼图。王巍说，四大都邑之外，纳入探源工程的三大流域中心性遗址，已有不下20处。

纳入探源工程，为具体的考古项目带来了直接帮助。高江涛一一列举：首先是多学科介入，让考古项目拥有更丰富的技术手段；其次是聚落考古理念的渗透，提倡用总体视角全面认识古代社会；以及，带来了经费支持。

工程以三到四年划分阶段，每个阶段陶寺大约能获得300多万元经费，在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发掘经费之外，为本不宽裕的考古队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考古经费捉襟见肘是常态，相比之下，以前可能还宽裕些。陶寺考古老专家跟高江涛说过，70年代得到6万元考古经费时，简直不知道怎么花，而现在人力、物价已飞涨。高江涛说，探源工程的经费虽然有限，但对遗址的持续发掘有所助益，这很重要。“挖一锹就跑了，一两年就走了，怎么能有重要发现呢？”

宫殿遗址区边缘，一人高的土埂遮出小片阴凉，高江涛叠起四块砖头，在土埂的遮蔽下歇一口气，聊起浙江良渚遗址令人羡慕的发掘条件和遗址公园。陶寺遗址至今仍简陋得如同荒野，发掘区连个遮阳棚都没有。陶寺被地方政府重视，只是近几年的事。政府为了借助遗址开发旅游，专门修建了与高速路连接的陶寺旅游公路，从窄窄的单车道，扩宽到双向四车道。旅游公路旁边，陶寺博物馆正在浇筑地基。高江涛觉得这是中原地区特有的烦恼——文化遗产太多，难以面面俱到。

科技的尺度

高江涛低着头在宫殿遗址区来来回回，从烈日当空走到落日西垂。发掘过后的区域已经回填，这里那里零星生长着草丛。突然，高江涛俯身扒拉几下黄土，从地下掏出了一块书包大小的石头。石头一面有圆润的凹槽，磨得光滑剔透，他一眼认出来，是一块石磨，古人用来研磨颜料。

他把沾着泥土的石磨搬进汽车后备箱里，带回工作站。这样一块石磨，通过科技设备的检测，或许能提取出植物被磨碎后残存的植硅体或淀粉粒，进而分析当时使用的植物。

植硅体是植物细胞内的微体化石，在显微镜下透出玻璃的质感。植硅体包含着种类鉴定的特征，可以存在长达百万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专委会主任吕厚远擅长农业考古，也是探源工程环境考古课题的重要成员，他用显微镜做考古。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利用植硅体分析，科研团队从10000年前的浙江上山文化、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文化、6000年前的关中盆地仰韶文化遗址到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都发现了水稻化石，修正对水稻传播链的认识。

吕厚远起初是一位地质学家，他最早研究的对象，是跟植硅体一样微小的孢粉。在他求学的80年代，地质学内部已经开展起环境考古，但直到探源工程后，才与考古学深入联合。十几年来，他在研究万年尺度气候环境变迁的同时，也参与千年、百年尺度的探源工程课题。他的团队采集分析了上千份现代植物的植硅体样品，形成样品库，继而建立起我国旱作和稻作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标准，勾勒出中国农业起源和农耕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这套标准已经被国内外同行认可并使用。“探源工程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方向，做出这些研究。”吕厚远说。

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顺畅。分歧来自于各个方面，比如，自然科学学者习惯以大尺度看问题，而考古人员习惯于在遗址内部思考。不同的工作方法带来相异的思维方式。地质学家曾经走出考古遗址，到附近的湖里采样，因为湖泥沉积的地质信息保存完好，能一层层分析出此地何时是森林、何时变为草原……这与考古人的工作方式不同：在遗址之外采样，能有可信度吗？

反过来，自然科学专家对考古的复杂性也是逐步领悟的。起初，有遥感专家热情满满地说，要把先进的遥感设备引入考古，甚至用遥感卫星来拍摄考古遗址。遥感在玛雅遗址等考古项目中功勋卓著，因为玛雅是石头城，一直残留在地表之上，后来也没受太多人类活动的破坏，适用于遥感。可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高度开发的农业区，远古遗址已经深埋在耕地之下，用遥感手段直接观测，几乎不可行。

有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探源工程之前的年代，考古人员将样本送往科研机构检测，有时科研机构觉得采样不够规范，有时考古人员也对检测结果存疑，“他们觉得结果可信就用，觉得不可信就放一边。”进入探源工程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将信将疑，并不确定与考古学交叉能否走出一条大道——现实地说，如果出不了太多成果，或许评职称都有困难。他们先是试着拿出一点精力做一做，投石问路。后来，有些人认识到这是个机遇，带着课题更深入地参与进来，从配角变为合伙人，成果不断产出。科技考古的结果曾经只作为附录附在考古报告最后，如今一些大遗址出报告，科技考古成果多到要单独成册。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是迄今为止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每年发掘季，都有自然科学学者从实验室来到陶寺遗址，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停留整个发掘季。他们与高江涛合作，亲自提取研究需要的样品，也兴致勃勃地观察考古是怎么一回事。

DNA检测的专家们拿到陶寺出土的动物骨骸，检测发现，其中的黄牛、绵羊等动物来源于西亚。学者们大吃一惊。一条传播链条于是清晰起来：距今5000年左右，黄牛、绵羊、小麦、冶金术从西亚传入中国西北，距今4500至4300年传入中原。“大约同时，中国华北原产的粟黍也向西传到中亚、西亚，最后到了欧洲，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频繁交流的时期。”王巍说，“这就是多学科结合产生的研究成果，你光研究小麦或者动物是不行的。”对绵羊骨骸的DNA检测，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现象：这些羊死的时候，年纪都很老了。这表明绵羊或许并非用作食物，而可能是用来剪羊毛、挤羊奶。陶寺先民的吃穿用度，在显微镜下浮现出更多线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科技考古专家袁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科技考古介入最多的遗址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位于河南洛阳偃师，是一个晚于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的广域王权国家，有“最早的中国”和“最早的王朝”之称。中国历史走到这里，出现了又一次飞跃。很多学者认为，它就是夏代都城。袁靖说，全方位的科技考古，能让我们在各种推测之外，对这个大型都邑做出力求详尽的描述。他举了个例子：科技考古人员对18个二里头人骨做了锶同位素分析，发现7个是外来人口，比例高达39％——说明二里头作为都邑性城市，各地人群汇集于此，是3800年前的“北上广”。

“我们努力尝试多学科深度整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考古学者要时常想到，哪些学科和技术可以用于考古材料的检测研究；科技考古学者也应该想到，其检测和研究对解决考古问题有何帮助。

袁靖总结道，目前科技考古领域包括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DNA分析、残留物分析、物质成分、结构分析等，可以科学地再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状况与演变、人群体质、风俗习惯、食物种类、器物制造、礼制构建、文化交流等诸多情况。

“探源工程百分之八九十的经费，都用于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王巍说。例如借助工程经费，中国引入价值千万元级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量设备，将5000年尺度的正负200～300年误差缩小到正负50年，绝对年代的测定精度大大提升。

这些显微镜下的操作，都发生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而对大尺度生态环境的认识，则为文明起源和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上帝视角”。

吕厚远团队最近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二万年以来东亚古气候变化与农耕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探源工程环境考古课题负责人莫多闻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极为宏大的：为何中华文明起源在黄河、长江、西辽河三大流域？为什么最终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而不是其他？为何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自然环境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宏观思路。比如，中原地区最终占据核心地位，有利的地貌条件帮了大忙。中原拥有不同高度的黄土地貌单元，立体空间的农业与聚落分布模式，最有利于抵御洪水，因为洪水只能危害河谷低地和低平原地区。我们也可以用今天的经验去理解：长江流域的稻作平原区总是容易遭遇洪水，中原地区的农业则不太受洪水之虞，危害主要来自旱灾。而在数千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中原降水丰沛，是极好的生存环境。

在良渚古城，莫多闻也利用环境考古研究了一个关键问题：古城为何衰落。在良渚古城晚期和衰落之后，当地的沉积物中出现了大量海洋生物遗存，比如海中的硅藻，意味着毁灭性的洪水曾降临此地。他发现，当时东海海平面上涨，导致钱塘江海潮上升，引发杭州湾地区的洪水。良渚先民不得不抛弃苦心经营的家园，东南地区从此失却领先地位。

就像是一个轮回。1921年，中国启动第一次现代考古——仰韶遗址发掘，考古队中方领队是袁复礼。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源于地质学和生物学，袁复礼正是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半个多世纪后，袁复礼的再传弟子莫多闻也进入了考古现场，成为环境考古权威专家。“中国考古一开始对地质学和环境学都做得很扎实，但解放以后，新石器和历史时期考古这块做得偏少，”他说，“现在变化很大了，重要的考古遗址都要有地质和环境介入”。

何为文明，何谓起源？

20年来，最能够回答探源工程启动之初那些问题的成果，是良渚古城。

2007年，良渚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城墙被完整揭露出来；2011年，大型水利工程遗存被发现；2016年，630万平方米的外城被确认。上世纪80年代，两处良渚高等级墓地被揭开盖子，上千件精致的随葬品，暗示了一个发达古代社会曾在此繁衍生息。但在考古学家看来，直到城墙、水利工程、宫殿建筑和储存着20万公斤稻谷的大型粮仓被陆续确认，良渚才当之无愧地自证为文明。

良渚极为幸运。它留存了丰富的墓葬、完整的城墙基址、宏伟的大坝遗存，以及宫殿、祭坛、手工业遗迹等等，更幸运的是，这些遗存几乎全部被找到了。良渚遗址是一块收藏了5000年历史的精致琥珀。

可是，国际学界认可良渚古城的文明吗？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方表述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遗址，向人们展示了新石器晚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支撑、具有统一信仰的早期区域性国家”。虽没有提及“文明”字眼，但若将国家作为文明的标志，可以说，这一表述认同了良渚的文明。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华文明探源一开始，就是在找中国境内最早的国家。”赵辉简洁地概括道。王巍也表示，文明因素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迈入门槛的关键点，就是王权和国家的出现。 

但一些国际学者始终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并不客观，而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国家工程。因此，几十年来的相关成果，在西方学界并没有得到完全正面的回应。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谭佳曾梳理，针对中华文明探源，西方有一批学者认为，“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美国考古学家罗泰批评，用零散的证据来论证早期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和单一性值得商榷。美国学者薛爱华甚至早就提出，中华大一统是“想象”和“虚构”之物，更非中国历史的常态。即便中国很多学者认为这些观点充满偏见而不屑于驳斥，但也难掩内心的在意。后来，当另一位外国学者——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被特意邀请到良渚遗址，并肯定地说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这个故事往后被一再提起，作为某种旁证。

2018年，探源工程已经进行了16年。中国学者决定正面迎接那个最根本的拷问。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的《最早的文明》影响到中国。80年代，具有权威地位的考古学家夏鼐将中华文明起源定在夏代，也是受此理论影响。他结合中国考古实际，推断夏代应该同时具备了这三个要素，虽然并无文字出土，但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

越来越多的新发现，让当代考古学家反思旧学说。虽然很多遗址没有文字或青铜器，但如此宏伟的城址、如此明显的阶级分化、如此高超的生产技术、如此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竟不能称之为文明？何况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也无文字，却都被西方承认为文明。王巍在探源工程中特意立了一个小课题，探究“文明三要素”是怎么来的。结果发现，是西方在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拿着两河和埃及的尺子丈量古代中国，必然出现不适。中国考古学者开始尝试提炼更具普适性的文明标准。

某种程度上，寻找文明起源，并不是一个寻找既定答案的过程，而是一个阐释观点的过程。这不是一道填空题，而是论述题。

2018年5月28日，国新办召开发布会，探源工程专家组发布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四条标准——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王权。这四条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从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中提炼出来的。

“考古的结果，不同的人还是会有不同看法，永远会有（不一致）。顶多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多的共识，而且这个共识说不定哪天就瓦解了。”赵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例如关于良渚是不是国家，很多学者依然是有所保留的。“人家不说话，别以为大家都同意了，”他笑笑，“人文科学就是这样。”

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观点，与这四条标准多有重合，国家、城市、王权、社会分化等成为基本共识。

新的标准解决了“文明”问题，但“起源”问题又浮现了出来。何谓起源？8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就已经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还发明了可以演奏音乐的七孔骨笛，这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区分了起源和形成。”王巍总结了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按照这一观点，中华文明于5000多年前形成，而起源，则可以追溯到8000年。

“五千年中华文明”观念的流传，很大程度上源于1979年出版的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涵盖了盘古开天等神话传说。再往上追溯，孙中山时代是5000年文明之说的发端，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四舍五入，5000年之说是以并无依据的黄帝纪元计算得出的。为什么最后科学实证的中华文明形成历史，恰恰就是5000年？赵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考古材料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已经进入中期，依然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内深耕。王巍觉得未来应该往起源阶段再上溯，上到8000年，下到距今2800年，也就是西周晚期——多元一体格局和礼制达到完备的时代。空间的拓展，以长江和黄河流域为主，也应该考虑将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囊括进来。

追问还在继续。为了一个持续百年的迷惘，400多位学者集结，倾注20年探寻，在5000年的土壤里寻找线索，努力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何以成为我们？问题代代相传，不同的是，由于手握前所未有的工具，我们从未如此逼近答案。

发于2022.8.22总第105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上下五千年”如何被证实

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