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高洪波：阅读把我引向辽阔

作者近照

阅读是一束光，能穿透岁月的层峦，将平凡的人生引向无垠的辽阔；阅读是一座桥，连接起过往与未来，让心灵在文字的天地里自在徜徉。于我而言，阅读早已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刻入生命的印记。数十载岁月，阅读始终相伴左右，滋养着我的精神，指引着我的笔墨，让我在文字的世界里，慢慢抵达属于自己的辽阔远方。

内蒙古的风：一个草原孩子的文学启蒙

我的童年阅读，是在遥远的内蒙古草原上，在文盲奶奶的陪伴下，享受到的最早期亲子阅读的快乐。奶奶总是逼着我叔叔给她读《林海雪原》《红岩》等许多小说，我便在一旁静静聆听、肆意想象，尤其是曲波笔下的那只大狗赛虎，给我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或许如今对养狗的喜爱，便源于这份儿时的美好记忆。

那时，专门的儿童读物我反倒读得并不多，家长订阅的《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等报刊，是我童年阅读时光里最大的期盼。除了听书之外，奶奶口中的《说唐》《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民间传说与英雄传奇，也丰富了我的童年精神生活，让小小的我在文字的想象中，触摸到了别样的世界。

其实我二年级时有过对诗歌的恐惧，当时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写诗，写不出来就不让回家吃饭。直到五年级，妈妈买了《革命烈士诗抄》，诗歌对我造成的阴影才得以消散。这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编者是萧三，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它本是供成年人阅读的书籍，却在我闲来无事的翻阅中，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彻底奠定了我的诗歌观和早期的人生观。

书中每首诗的作者都已壮烈牺牲，背后都有着一段悲壮的英雄故事：刘伯坚烈士的《戴镣长街行》，悲壮苍凉；殷夫烈士（笔名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流传千古；还有吉鸿昌烈士在北平刑场就义前，口吟“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他正气凛然地要求行刑者不得从背后开枪，要正面面对枪口，这份无畏气节让刽子手都为之颤抖；帅开甲烈士的“记取漳江门外雪，他年化作杜鹃红”，读来更令人血脉偾张；还有叶挺将军的《囚歌》、陈辉烈士的自由体诗，都让我铭记于心。陈辉烈士是贺敬之老前辈的战友，牺牲时年仅20多岁，他毅然拉响手榴弹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用生命践行了诗歌的终极理想。这些诗句，既是不朽的诗歌，更是革命者悲壮的人生史、英雄史，时至今日，我仍能脱口背诵，足见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之深。

军旅云南：近水楼台的地下阅读

中学时我因脑膜炎休学半年，母亲为我办了借书证，黔西县城的图书馆就此成了我的阅读天堂。那是一段奇特的被动阅读经历——我的阅读速度快得惊人，平均两天就能读完一本书，这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也让我对阅读的渴望愈发强烈。

1969年2月，我以北京第十五中学学生的身份，来到云南陆军14军40师炮团成为野战军战士。因普通话说得好，我被选为炮团广播员，还当过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

当兵时的作者

当时很多书都被称作“毒草”，我们团里的图书因此被封存，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开启了一段地下阅读的时光。我偷偷读了大量世界名著，也读到了李瑛的《北疆红似火》等诗歌作品，这些文字滋养了我的文学修养。即便试着啃读《浮士德》未能读懂，却也让我对文学的探索愈发执着。

后来不少战友来找我借书，图书渐渐流散出去，还形成了一次“事件”。我和文化干事一起，把那批书几乎全部烧掉了，火还是我亲手点的。后来我们又去师部图书馆找书、“偷”书，这都是小知识分子和学生兵对知识的渴望。这件事后来也暴露了，师部图书馆的藏书被两辆卡车拉到县城造纸厂化成了纸浆。这段阅读经历间接造成了图书的两次水火之劫，却也用青春与文字，填补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精神上的空白，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阅读阶段。

军营的生活体验与地下阅读的积累，让我心中的文学种子终于破土发芽，我开始尝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1971年，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号兵之歌》。这说明，18岁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我确实曾用号声唤醒一个团的日常生活；而到80岁仍能写诗，才是真正的诗人。这也印证了，诗歌源于生活。倘若我不是广播员，没有播放过起床号、熄灯号，就绝对写不出这首诗。

名师引路：先生的经典书单

从部队转业后，我进入《文艺报》工作，担任诗歌评论版编辑。为了做好编辑组稿工作，我系统阅读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也读了《雨果论文学》《歌德谈话录》和艾青的《诗论》等，边读边做笔记，下足功夫补齐自身短板。

其间，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就读大三、大四，在燕园的书香里，有幸得到了乐黛云、袁行霈、谢冕、严家炎等多位先生的悉心指导。北大学风的严谨、师长治学的精深，让我在文学之路上收获颇丰。

其中，谢冕老师的诗歌理论对我影响尤深。我在《文艺报》工作时，他便是我的作者，还早早为我开列过一份关于诗歌理论的书单。乐黛云老师对比较文学的精彩讲解、袁行霈老师对唐诗宋词的高妙阐释及漂亮的板书，都让我由衷崇拜、深深着迷。

北大的求学时光，让我对文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提升，也让我对文学创作与评论有了更专业、更深刻的理解。

《文艺报》编辑部里还有一批敬业且水平极高的老编辑，他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老大学生，不断给我们年轻编辑提供指导。我至今记得，刚到《文艺报》时，编辑部主任谢永旺先生对我们说：“我们要以《文艺报》工作为己任，像当年别林斯基对待《祖国纪事》那样。别林斯基说，当他要告别世界的时候，要枕着《祖国纪事》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番话深深震撼了我，让我体会到一位大评论家、大编辑家对文学、对刊物的责任感，以及对所从事工作的极端认真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奠定了我基本的文学观念。

催生创作：“文坛多面手”的养成

严格说来，我已经有50多年的创作生涯了。我在《文艺报》当记者时写过大量报道，军旅散文、文学评论与诗歌也是我创作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创作，皆源于过往的经历与对本职的坚守。

我的军旅散文大多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年军旅生涯留下的鲜明记忆，让云南边疆的风物、军营里鲜活的人物，都成了笔下的素材，我一动笔便忍不住抒写那段难忘的时光。我还出过两本评论集，一本是儿童文学评论集，一本是诗歌评论集，这都和我当时的本职工作有关。因工作所需提升自身学养，又将所学融入评论创作，让我的文字始终有扎实的理论支撑。

当记者时的作者

在《文艺报》这样的专业氛围里，我不仅完成了儿童文学评论集与诗歌评论集的创作，也慢慢走向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之路。

我写第一首儿童诗《小弟弟要画热带鱼》时，女儿还未出生。我转向儿童文学创作，一是因为当时自己在《文艺报》的分工里包含儿童文学版块，必须参加相关会议；二要感谢老战友李迪，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编辑室编辑大型儿童文学刊物《朝花》，向我大量约稿，除诗歌外，还约我撰写儿童文学评论。有了发表的园地，也就有了创作的动力。后来，我的儿童诗创作和女儿有了很大关系。女儿四五岁时，我和她在初春的天坛公园、在草地上看风景，回来后一口气写下8首儿童诗，其中就有后来获奖的《我想》。不过我的作品并没有读给她听过，她的妈妈反倒常常是我的第一听众。

到现在，除了长篇小说没有尝试过之外，儿童文学的各种门类我几乎都写过，也因此被人戏称为“文坛多面手”。

近些年，我写低幼年龄段的作品更多一些。中少总社的《婴儿画报》《幼儿画报》，把金波、我、白冰、葛冰、刘丙钧集结在一起，以“男婴笔会”的名义，共同创作低幼儿童文学作品，一晃已经20多年。

在我看来，好的儿童文学应当具备这样几个特质：第一，语言纯净；第二，风格幽默，又充满温馨；第三，文字一定要讲究。陈伯吹先生“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理念，既是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标准，也是我一直坚守的创作原则。

老兔与小兔：三位影响我一生的作家

如果可以邀请几位作家朋友相聚，那么丰子恺、汪曾祺、严文井三位先生是我心中最想见到的人，他们的文字与品格，深深影响着我的创作与人生。

我走上散文写作的道路，正是受丰子恺先生的启发。当年我在鲁院学习时，读到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深受触动，便开始尝试写散文，而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则是对丰子恺先生的评论。我特别欣赏他说的一段话：“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无限’的姿态，可以认识‘永劫’的面目，即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故西谚说：人生短，艺术长。”

汪曾祺先生，一位文风“人间送小温”、文字清新典雅又妙趣无穷的老人。他将文字化作放大镜，让全中国人看到了高邮的烟火与温情，他对文学语言的把控、对人物的细腻描摹，都让我由衷钦佩；我们之间更是有着文人相惜的情谊，他还曾为我的书房题名为“避斋”。

还有严文井先生，这位充满智慧与快乐的老前辈，我们同属兔，他比我年长36岁。记得有一次售书活动，我坐在他身边，他为我签名时落笔写下“老兔严文井”，我便顺势自书“小兔高洪波”，这段趣事至今想来仍备感温暖。严文井先生即便在艰难的岁月里，也始终保持着童心与幽默，这份特质深深影响着我。岁月如水，倏忽而过，如今，我也成了“老兔高洪波”，愈发怀念那位睿智幽默的老前辈。

作者部分作品

或许每个作家对写作都有不同的感悟，但我个人觉得，写作时可以让思想自由驰骋，让文字在笔下随心驾驭、任意调遣。每当写出一句得意的句子，内心总会涌起一阵狂喜，尤其是完成一篇作品时的快乐，更是无可替代。或许过一段时间再回看，会觉得作品没有最初完成时那么优秀，但写作的快乐，就定格在完成的那一瞬间。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很多文坛老前辈在特殊年代遭受迫害、折断笔杆发誓不再写作，可一旦获得写作的机会，依然会欣然提笔——这种写作的快乐与诱惑，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上瘾”。而这份对文字的痴迷，也支撑着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爱上阅读：给孩子们的精神味蕾

我的诗歌和散文有多篇入选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老版本中四年级有《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五年级有《我想》；新版本调整后，二年级收录了我的诗《彩色的梦》、四年级收录了我的散文《陀螺》。也正因如此，我常参加给孩子们的讲座，和二年级、四年级的孩子开展关于写作与作家的交流活动，结合他们的年龄特点，讲儿时读过的有趣书籍，与他们互动谈心。

作者为小朋友们分享儿时的故事

我为孩子们推荐的书籍都是自己儿时喜爱的读物，比如《吹牛大王历险记》、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还有怀特的《夏洛的网》及塞尔玛·拉格洛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这些也都是我在《鹅背驮着的童话》一书中介绍过的作品。

我始终相信，童年的阅读会成为孩子一生的精神底色，因此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会，为他们推荐最合适的书籍，希望能让孩子们爱上阅读、主动阅读。

在我看来，儿童文学阅读就像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用舌苔储存下各种滋味，最终转化为精神层面的储存——精神的味蕾，是有记忆的。童年时期为孩子打好文学阅读的底色，让他们在文字中感受美好、汲取力量，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大有裨益。

多年的阅读生涯，让我养成了独属于自己的阅读习惯。我喜欢快读，速度比一般人要快上一些，这份能力源于我童年时期和同学们一起对一本连环画书的阅读比赛——大家快速翻页，然后轮流讲述书中内容。这种儿童游戏般的快速阅读，无形中让我对文字的敏感度大大提升，也让我养成了对各类书籍都快速阅读的习惯。在笔记方面，我有着明确的区分：读理论书时会认真做笔记，留存下的儿童文学理论、诗歌理论笔记，如今也常翻阅，等同于重温经典著作；读文学作品则从不做笔记，只会用折页的方式标记喜欢的内容，若是觉得一本书有意思，就会折下很多页，之后时常翻出来反复品读。

时代的发展改变了我的阅读形式，却从未改变我对阅读的热爱。从前我总有枕边书，还会随时更换，我记得曾在枕边放了许久的是《笑林广记》，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幽默的一本古籍。如今，手机阅读的普及虽让枕边书与我渐行渐远，但文字带来的滋养，却从未缺席。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4期，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