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电泰斗”张光斗先生在自传《我的人生之路》中,追忆了抗战烽火中的峥嵘岁月,展现了水利报国的赤子情怀与筑坝发电的坚守精神。
青年时投身抗战烽火,以水利技术守护家国;新中国成立后扎根建设一线,用智慧筑牢水利根基;改革开放后仍坚守岗位,为世纪工程严把质量关——作为我国第一批自建水电站的技术负责人,张光斗先生参与了三峡工程、密云水库等一大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张光斗先生踏遍江河,以水利报国的毕生实践,见证中国水电事业从微小贫弱走向波澜壮阔。
“如果祖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1912年5月,张光斗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一个贫寒家庭。他从小学习刻苦,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预科班,3年后顺利升入本校学习土木工程。1934年7月,张光斗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水利工程专业,立志水利报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张光斗考虑到自己在力学和土力学方面的不足,又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工程力学专业,师从时任哈佛大学工程研究生院院长威斯脱伽特教授。其间,张光斗结识了世界著名大坝设计专家、美国国家垦务局设计总工程师萨凡奇,并与他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后来他促成萨凡奇先生访华。
当时,美国种族歧视之风盛行,张光斗常常受到歧视。他在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写道:“美人对国人颇轻视,常以中日事件讥讽吾人。生只能忍受,自加勉励,埋头求学以备翌日为国家尽力,而精神之痛苦非在国内所能受得者。”家国忧患,为不久之后张光斗回国抗日打下思想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后,家园被毁、山河破碎,张光斗决定放弃攻读工程力学博士的计划,毅然回国参加抗战。他给清华驻美办事处孟智和导师威斯脱伽特教授写信,表明要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孟智回信劝他不要回国,认为回国后他能做的工作有限,导师也希望他继续留在哈佛学习,将来学业有成再报效国家。
抗日战争的消息,就像重锤敲在他的心上,爱国心切的张光斗在给导师的回信中说:“如果祖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
1937年7月底,25岁的张光斗抱着对中国水利事业的雄心壮志,离美回国。他非常渴望投身建设一线,以水电技术报效国家。回到南京后,他婉拒了时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教授让他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邀请,只为寻找能直接服务抗战的工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推荐他到重庆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工作,抓紧建设一批水电厂,为兵工厂生产提供电力保证。
去重庆途中,船过长江三峡,山高谷窄,水流湍急,张光斗不禁感叹:“好一个优越的水利水电地址!”他想起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建设三峡工程的构想。彼时国难当头,必须赢得抗战胜利,才能集中力量兴修水利、振兴国家。他相信,将来有一天一定能够实现建设三峡的宏伟蓝图。
1937年11月,他来到四川省长寿县龙溪河水力发电站。当得知这里的水电资源直接供给兵工厂,是抗战军工生产的“能源命脉”,他当即决定留下。
当时,龙溪河上计划开发建设四个梯级水电站,即狮子滩、上清渊硐、回龙寨、下清渊硐。由于狮子滩水电站有较大水库,是龙头工程,工程处拟定先建设狮子滩水电站。张光斗担任副工程师,主要负责大坝设计工作。狮子滩水电站位于重庆市长寿区偏僻山区,工作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因为电站建设是为了支援抗战工作,张光斗和同事们工作很努力,热情很高,仅用半年就完成了设计图纸。
由于国家困于战事、财力不足,原设计装机40兆瓦的“狮子滩大电厂计划”无法实施,工程处提出先修建装机容量仅1500千瓦的桃花溪水电站,以解决沿海工业大量内迁重庆的用电需求。张光斗奉命主持桃花溪水电站的设计工作。
1939年下半年,桃花溪水电站建成。隧洞所在的山坡有一处砂岩与页岩的垂直接缝,由于地质工程师错画了接缝位置,工程向坡内移了近10米。桃花溪水电站通水后,随即发生工程事故,好在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这件事让张光斗终生引以为戒,从此他给自己立下一个铁规矩:凡是做水利工程设计,或者对一个工程问题做出判断,必须亲自到现场核查地形、地质条件,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件事发生60年后,88岁高龄的他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组副组长时,依然坚持这个规矩,即使行动不便,仍坚持亲自到施工现场查看。
张光斗扎根四川抗战后方,主持设计校核桃花溪水电站,参与设计下清渊洞、鲸鱼口、仙女硐等水电站,建成我国首批自主设计、施工的1000千瓦以上水电站,为国防工业提供关键能源。这些水电站规模虽小,却都是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设计的,也是张光斗等工程师们水利报国的事业起点。80年后的今天,这些小水电站仍然保存完好,运行如初,铭记着中国水电建设的初心。
“我是中国人,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
在完成我国第一批1000千瓦以上水电站自主设计施工建设过程中,张光斗结合地形地质创新施工方法,保障了电站顺利投产运行,保障军工生产供电,支援了抗战,也为我国水电事业自行设计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推进抗战小水电站设计建设过程中,张光斗意识到,要想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不仅需要具备建设小型水电站的能力,更需要积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设计建设经验,尽快补齐国内技术团队的短板。1942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决定派31名青年工程师赴美学习大型工程建设,将来参加国内工业建设,张光斗也在选派之列。
1944年,萨凡奇博士率领美国专家组顺利访华,并提出想去三峡查勘。当时日军占领宜昌,西陵峡很不安全,萨凡奇博士最终乘坐小火轮到三峡平善坝,从几公里外用望远镜遥望南津关坝址。他看到西陵峡山高谷窄,水流湍急,确实是非常优良的水电站坝址。
1945年冬,萨凡奇博士再次来华。张光斗协助其编制形成《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萨凡奇计划”。
来华工作的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总工程师柯登曾多次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却遭到张光斗婉言辞绝。他坦率地对柯登说:“我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老百姓养育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为养育我的老百姓服务。”
1948年,时任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的张光斗为了保护三峡勘测论证的水电资料,在中共地下党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成功置换了国民政府要求运往台湾的珍贵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中,有当时20年全国水力资源普查资料,有早期三峡工程相关水文地质资料,有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文资料,还有全国部分水利工程的设计档案,对于新中国水利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
抗战胜利后,张光斗的水利报国之路也未停步,他在水利工程建设与教育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大河——
1951年,张光斗主持“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设计,首次在黄河下游成功尝试“破堤取水、引黄灌溉”,为下游引黄灌溉开创了行之有效的道路,工程惠泽黄河下游焦作、新乡等3市12县,灌溉区粮食产量增加了11倍。
1955年,张光斗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并建立国内首个水工结构实验室(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指导新安江水库建设的调整和新丰江水库的改进加固。
1958年,张光斗担任密云水库总设计师,他针对当地地形地质条件,在设计中大胆创新,在国内率先采用薄黏土斜墙坝、地下混凝土防渗墙、坝下导流廊道三项国内新技术,最终实现“一年拦洪、两年完工”的目标,获国家领导人肯定。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张光斗先后为官厅、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构设计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
张光斗严谨敬业的工作精神在国内外水利水电工程界有口皆碑。20世纪80年代的葛洲坝工地,为了检查二江泄水闸护坦表面混凝土过水后的质量情况,他坚持乘坐“沉箱”潜入水下,亲自去查看施工质量。驾驶沉箱的工人师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老人还敢坐沉箱潜到江底下去工作”。20世纪90年代,为了检查导流底孔过水面混凝土平整度施工质量,他坚持攀爬40多米高的脚手架,爬到大坝底部的导流底孔,用手摸到混凝土表面仍有凸凹不平的麻面时,坚决要求施工单位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
张光斗先生对长江有着深厚情结。在60余载工程技术生涯中,他最难以释怀的是三峡工程。他积极支持三峡工程前期研究工作。1949年,张光斗到清华大学任教不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开始勘测三峡工程,聘请张光斗为技术顾问。1958年,党中央成都会议决定勘测设计三峡工程,张光斗多次去三峡查勘,参加长办组织的三峡工程设计和研究工作。
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水利部审查通过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经大会投票通过,决定修建三峡工程。这一年,张光斗先生正好80岁。
作风极其严谨的张光斗先生是三峡工程的设计审查和把关人。1993年5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峡建委)在北京组织召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会,会议聘请张光斗先生为审查核心专家组组长,主持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在汇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张光斗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面对300多万字的三峡工程设计报告,他特别强调要抓住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他说:“一方面我们大家对搞这么大的工程经验都嫌不够,另一方面各位同志都是我国经验很丰富的专家。我们要辩证的看问题,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他亲自研究和指导研究、审定了一系列三峡工程重大方案,审查意见提出对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一系列重大修改。如今,按照审定的初步设计方案实施建设的三峡工程,已经经历了实践的考验,证明审定的初步设计方案是可行的、可靠的。
1999年,三峡建委批准成立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任命钱正英为组长,张光斗为副组长。张光斗先生负责起草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工作任务书。此后,年近九旬的张光斗先生每年至少两次到三峡工地,每次到工地坚持深入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质量。
2000年4月,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真实了解关键工程部位的施工质量,89岁的张光斗先生爬下40多米高的脚手架,到导流底孔检查质量,记者为他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
张光斗先生个性要强,在脚手架上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陪在他身边的一位清华大学教师说:“他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因为他不时碰到我的胳臂上的双手冰凉,艰难迈出的两腿也在微微发颤。看完导流底孔返回爬脚手架台阶时,担心他腿软撑不住,会滑下去,我只好在他前面慢慢走,挡着他。就是这样,他仍然坚持查看了两个底孔。”
事后,张光斗先生告诉钱正英组长:“我实在是爬不动了,要是还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我从小喜爱工程,长大后为我国的葛洲坝、荆江分洪、三峡、小浪底等大型水利工程做了一些工作。我总感到受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多,而为国家和人民贡献的少,深感汗颜。”张光斗始终这样评价自己。他的赤诚与坚守,如同他参与修建的系列大坝,成为后辈工程师的精神坐标。
如今,长达2309米、海拔高程185米的三峡工程如同揽山挽水的巨臂,守护着一江安澜。它正全面发挥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如磐石卧龙一样默默护佑长江两岸儿女的幸福。依托三峡工程,中国水电走出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学习跟跑并跑到领跑,直至全面超越的成功之路。
那些以科学为刃、以救国为志的英雄们,以高度的民族自觉与担当精神,将智慧化作烽火中的铠甲,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科技长城。他们的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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