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是一种融汇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民居特色的建筑样式。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秘密召开,那扇厚重的石库门被悄然推开,见证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诞生。
岁序更迭,华章日新。这幢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建筑,如今静静矗立在上海市中心,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三月的梧桐,将细碎的影子洒落在门楣与矾红色的雕花上,枝叶摇曳,光影浮动,而被石条框住的那扇黑漆木门,却肃然地伫立着。墙面青砖与红砖交错叠砌,如岁月留下的掌纹,深深刻进上海弄堂的肌理。门扉沉重,铜环微凉,指间叩响的仿佛不是门,而是历史的脉搏。李公馆内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客堂,虽无雕梁画栋,却足以容纳整个中国的黎明。
此时,我站在她的面前,忽然想起一句很古老的话来:“你们要进窄门。”那门是窄的,容不得车马舆仗,容不得金银财宝,只容得下一个人侧身而入,一颗心赤诚地进去。眼前的这扇石库门,不正是这样的一扇窄门吗?她没有皇家宫阙的巍峨,也没有庙堂高宇的森严,朴素得像一个寓言,只向那些愿意低下头、侧身而进的人,去敞开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个比喻告诫人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面临两种选择:宽门与窄门,这并非指物理上的门,而是象征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宽门看似平坦,迎合了大众贪图安逸的心理,却往往通向精神的灭亡;窄门看似崎岖,需要独自承受孤独与艰辛,却引领我们走向灵魂的永生。这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分野,更是精神追求高下的体现。唯有勇于推开那扇窄门,才能在人迹罕至处遇见真正的自己。
我轻轻走近,手指抚过那冰凉的条石门框。这石框,为坚固而立,也为守护这一方安宁。一百多年前,当13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的人,从四方赶来,轻轻叩动那扇乌漆大门上的黄铜吊环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叩,叩响的是一个旧时代的丧钟,也是一扇通往新时代的闸门。门开了,他们闪身进去,走进楼下那间逼仄的堂客。一张长方桌,几把椅子,一圈圆凳,几乎就填满了整个空间。可就是在这一方狭小里,他们决定的却是整个中国的命运,是一个民族明天的方向。
在纪念馆的展厅里,光线柔和而肃穆。玻璃展柜里,一件件文物沉默不语,却比任何喧嚣更震撼人心。我的目光落在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封面印着马克思的坐像,纸张泛黄,边角微损。这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一九二〇年八月出版。
我俯下身,久久凝视。透过岁月的尘埃,仿佛望见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那间柴房:一个年轻人夜以继日地伏在两条长凳架起的铺板上,将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下沾满“真理味道”的粽子。当母亲在外屋问他:“粽子蘸红糖甜不甜”时,他头也不抬地答道“够甜的,够甜的!”原来信仰是甜的。这“甜”,不在舌尖,而是灵魂被骤然照亮后的狂喜——那是一个在漫漫长夜里行走的人,终于看见东方第一缕曙光时,从心底涌起的战栗。
我踱步来到另一处展柜前,一台英文打字机静静地躺在里面。说明牌上写着:它的主人,是李大钊。一九二五年秋天,李大钊在北京向友人借来这台打字机,用它打印了许多秘密文件,与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驻华代办保持着联络。“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他的声音,穿越百年,仍然在石库门的廊柱间回响。我凝望着那一枚枚按键,仿佛看见那个身着长袍、戴着圆框眼镜的儒雅学者,在深夜的灯下,用那双握惯粉笔的手,一下下敲击着。那“嗒嗒”的声响,穿过军阀的封锁,穿过密探的追踪,将信仰的火种,播撒到更远的地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打字机敲出的,又何尝不是一篇篇用生命写就的道义之文?!
再往前走,一套电台修理工具赫然出现在眼前。它是1959年由李白的夫人裘慧英捐赠给纪念馆的。那是李白的遗物,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那个真实原型。一九三七年,他从延安来到上海,在敌人的心脏,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空中桥梁。电波长空,生死一线。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离上海解放仅有二十天,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九岁。那些冰冷的修理工具,曾被他温热的手掌摩挲并紧握过——用来修理那台“嘀嘀嗒嗒”作响的发报机。他用生命守住了党的秘密,也守住了那份最初的信仰。我看着这套修理工具,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原来,这“特殊材料”,不仅是钢筋铁骨,还是一颗会为理想流血、为信仰赴死的心——虽柔软,却无比坚硬。
从纪念馆出来,晚霞染红了天际,给兴业路的现代楼宇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桔色。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新天地”——时尚的咖啡馆、高档精致的餐厅里,飘逸出轻柔的音乐声和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到处高楼林立、流光溢彩、人流如织,这里已成为上海最繁华、最时尚的角落之一。
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曾讲过的故事。他的叔公,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员,仅十几岁的年纪,就能在敌人的搜捕下机警传递情报。有一次,他闯进已被特务占据的秘密联络点,面对搜身时镇定自若,将写满密码的纸条捏成米粒大小,藏进衣角,最终虎口脱险。朋友讲着讲着,眼眶湿润了。他指了指那些在新天地里享受生活的游人,轻声问我:“此刻的繁华,是他们当年的梦想。可我们,还记得他们吗?”我沉默良久。眼前时尚的霓虹与历史的青砖,就这样安宁和谐地共存着。那些被精心保护下来的石库门,没有成为隔世的古董,而是融入了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人们在“新天地”里喝着咖啡,聊天约会,或许并不一定会想起一百多年前的那些夜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那一代先驱者,在认清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腐朽后,依然选择用生命去热爱这个民族,去奔赴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明天。他们推开这扇窄门走进去,就是走进逼仄,走向未知,走向永生。而今天,我们站立的这片“新天地”,正是他们从窄门走出后,用无数身躯铺就成的一条通向光明的路。
世界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说过:“唯有经过绝望、苦难、痛苦与无尽的磨练,才能抵达真正的信仰”。夜色渐浓,我再度回望那扇石库门,它默默地掩映在高楼之间,门楣上的雕花在灯光下勾勒出柔和的轮廓。这扇门从不向权贵敞开,却为每一个甘愿牺牲自己、为他人而活的人,悄然开启。它并不宏伟,却比任何殿堂更接近永恒。她不再只是一幢建筑,而是成为一种信仰的象征。因为信仰,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是陈望道译稿上被油墨染黑的指节,是工人在警笛声中吹响的哨音,是那盏在黑暗中仍不熄灭的油灯,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无声承诺:“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
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滑向贪腐深渊最终落马,其根源是信仰的动摇与迷失,导致权力观扭曲,敬畏心缺失,在诱惑面前丧失底线,让本应服务于人民的权力,异化为满足私欲的工具,最终难逃法网的审判。因此,筑牢信仰之基,是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根本防线。
我恍然明白,石库门之所以被称为信仰之门,并非是由石头砌成,而是它曾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叩响;并非因它固若金汤,而是通向一条需要无数代人前赴后继的漫长征途。这份坚定的信仰,以及从逼仄和险恶中开辟天地的勇气,才是这座城市、这个民族永不熄灭的灯火。

从上海过去的望志路106号,到如今的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推开了这扇石库门,就再也不会关上。而对于每位党员而言,这扇大门,是意志之门、忠诚之门,更是永远考验我们的信仰之门。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这扇门,宛如一位沉默的摆渡人,守候在岁月的河边,送走一代代过客,又迎来一代又一代归人。它是门槛,也是起点;是坐标,更是方向,是无数人跨过之后,再也不愿回头的——信仰之门。(廖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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