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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家何怀宏:知识分子应尽积极公民的责任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4-12 10:43  责任编辑: 苏向东

何怀宏

哲学博士,伦理学家,翻译过诸多欧美伦理学、政治学经典,译文信实流畅,不仅对国内伦理学界,也对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何先生有手机,但基本不接,他喜欢用电邮。

先生的几本书,是将来者的精神财富,《良心论》、《世袭社会及其解体》、《道德·上帝与人》以及主译的《正义论》。他翻译的奥勒留的《沉思录》,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赞赏。

作为伦理学家,独立在这个道德日渐荒漠的时代,多少有些尴尬。

一代代的人民,之所以仰望道德的星空,不仅仅是因为内心的冲动,更是在现实的苦难面前,他们再也找不到化解的渠道。当无法面对当下时,便只能向苍天呼吁,他们强迫自己相信:总有一种力量,在见证着一切,所有隐忍的、哀痛的、委屈的、无奈的,都逃不过这最终的审判。

然而,我们的先贤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时代: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连道德的彼岸,也模糊了,连心灵的坚持,也动摇了。世世代代陪伴我们的那个精神家园,难道真的将这样荒芜下去?难道它真的只是一个谎言,一个乌托邦?

何先生的著作,又被重印了,又被摆到了书店显著的位置。历经喧嚣与骚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回归,正在找寻。大时代终将洗去尘埃,留下良知。

还好,沧桑阅尽,尚有何先生书中的谆谆教诲,可为心灵导航。

钱权名不分是道德衰退之源

一些暴富群体,靠的是胆大、逾矩,而非学识、能力,他们行为不正当,又无人制裁,这就给人以错觉,降低了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力,使物质主义变成主流。

北京晨报: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我们的道德基础发生了松动,作为伦理学家,您怎么看?

何怀宏: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经济发展会推动道德进步,我们社会在物质利益方面的道德确实比过去进步了,传统社会丰年可以给生人以饭食,凶年虽家人亦不顾,而今天与物质直接相关的道德、礼仪方面,有显著提高。第二,在价值观上,确实偏向了物质主义。这并非大家想行为不正当,而是通过正当行为,难以满足物质需要。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何怀宏:因为中国社会财富、权力、名望是结合成一体的,有权者面对的诱惑太大,我当兵时,一个副连长因几百元,被办了几个月的学习班,现在这算什么呢?权力掌握的物质资源太多了,今天许多银行的老员工不希望子女干这个,因为他们知道其中诱惑有多大。不像西方社会,钱、权、名相对独立,有钱未必有权,也未必有名。

传统文化难以应对市场化

相比中国传统主张性善论,只要求内心修养,西方传统强调性恶论,重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无赖假设”较“君子假设”有优势。

北京晨报:中国许多朝代都出现了一旦市场化,则迅速腐败,走向解体,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文化存有缺陷?

何怀宏:是的。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缺乏预见,没有充分的思想资源,加上制度建设存有弊端,自然导致失败。关键问题在于权、钱、名联为一体。为什么古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呢?首先,古代官员少,也就几万人,第二,当时市场经济发展有限,没那么多钱,第三是孔子主张读书人做官。读书人在做官前要经过科举,熟读四书五经,反复道德灌输,此外教育可以培养人多方面的趣味,比如琴棋书画等,不至于整天盯着钱,许多人甚至不屑于物质利益。

北京晨报:可今天培养这样知识分子官员的大环境已经改变了。

何怀宏:所以很多贪官像暴发户一样,一旦拥有权力,马上就想捞回来,捞了送,送了再捞,而制度约束不足,为他们提供了便捷渠道。中国传统思想主张性善论,这是鼓励人,让他们努力成为圣贤,但不利于制度设计,只要求内心修养,无外在约束,这是不够的。

底线伦理并不容易落实

动辄言杀,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好好地对待他人的肉体,也就没有好好地对待自己的灵魂。”

北京晨报:您一直主张底线伦理,与普遍价值相比,要求是否太低?

何怀宏:所谓底线伦理,就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即“四不可”(不杀人、不说谎、不强暴、不盗抢),这是防止社会崩溃的底线,要做到并不容易。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谈到履行公民义务,诸如关注社会不公、争取社会改善、保障基本权利等。

北京晨报:这不是太容易做到了吗?

何怀宏:不,你想想20世纪的战争和内乱人为地死了多少人。现在我们也还是常看到甚至杀童、弑亲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甚至你可以到网上看看,有时简直是“杀”声一片。有时一个案子出来了,这本是法律问题,法律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尺度。只是一味喊“杀”,这种谈论他人生死时的轻率态度,会对整个社会气氛造成伤害。

我们需要对生命的悲悯

幸灾乐祸是低级的,而关爱他人才是文明的契机,这是基督教文明的重要传统。相比之下,我们传统文明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容易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北京晨报:这或者是我们传统文明的盲点,我们缺乏基督教文明那种普世情怀?

何怀宏:是的,在今天,我们应认识到,就生命本身而言,每个人同样宝贵,这不是作为工具才宝贵的,不是因为他可以从事生产、可以去打仗,才宝贵的,而是自在的,即本身就宝贵,即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他的生命仍然宝贵。

北京晨报:在网上,许多网友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别的国家的人生命的价值更低,这是否违反底线伦理?

何怀宏:是的。古人说“人其人”,就是要以合乎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人,人越是基本的地方,就越相同,“人其人”不仅对亲人、同胞,而是只要对方是人,我们就应“人其人”。即使在抗战时,许多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朴素的人的情感,比如抚养日本遗孤等。幸灾乐祸是低级的,而关爱他人才是文明的契机。这是基督教文明的重要传统,此前西方文明的种族界限还是很清楚的,相比之下,我们传统文明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容易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应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强大了就要走向世界,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不能给别人带来威胁。所以说,不渲染民族主义是自信的表现。

北京晨报:中国文明有悠久的人文传统,为什么我们会失去悲悯的情怀呢?

何怀宏:除了刚才说的种族界限之外,再有就是我们历史上不重视经济发展,又主张多生,造成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经常遭遇生存危机。当人们普遍生活在饥饿线上,那么对生命的价值就看轻了。生存压力与传统观念,两者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没能牢固地树立起生命平等的意识。

北京晨报:今天网上极端民族主义有回潮倾向,从历史上看,越是民族主义高涨时,往往就是民族灾难即将开始之时,该如何防止这种情绪的泛滥?

何怀宏:唐朝是中国最好的时代,那时民族主义声音微弱,而宋朝民族主义很极端,结果积弱灭亡。一个国家越强大,就会越淡化其民族主义的东西,变得更宽容。今天中国经济强大了,对民族主义的声音,应淡化一些。

预防戾气在于给普通人空间

当下没有普通人的空间,要么成500强,要么无立锥之地,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使戾气提升。

北京晨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戾气也在增长,这是为什么?

何怀宏:关键是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上世纪80年代相对松散,普通人家孩子通过考大学改变命运很容易,现在向上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甚至一些国企职工也加入了利益集团,这会阻碍社会进步,妨碍公正和平等。上面很多好的想法,往往也被化解于无形。

北京晨报:这是我们文化的结果还是制度的结果?

何怀宏:我更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产物,稳定的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者少,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比如在欧洲小镇上,许多餐馆开了上百年,几代人在经营,也不想做大做连锁,但也有它的生存空间。现在把这些人的空间挤压了,要么成500强,要么无立锥之地,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自然使戾气提升。

知识分子关键在独立

过去知识分子很穷,现在有了基金、项目,让许多人被收编了,失去了独立性,甚至不知人间疾苦,不为苍生代言,这值得忧虑。

北京晨报: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甚至会有读书人高呼“纵做鬼,也幸福”,在今天,知识分子应何去何从?

何怀宏:我认为关键在独立,即独立于权力,独立于金钱,独立于大众。独立于权力与金钱,就是不做它们的奴仆,独立于大众就是不随声附和,不因为大家都那么说,就认为是对的。很多人说“批判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味批判,也可以合作,做得对的也要肯定,但关键在独立。有些话知识分子不说,谁来说?百姓没那么多时间思考,意见发表渠道也相对少。我认为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的学业,但也应有人间情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在今天,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应尽积极公民的责任。(陈辉/文并摄)

文章来源: 北京晨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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