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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渭渠唐月梅:最美学者伉俪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0-12-17 14:29  责任编辑: 苏向东


1972年从干校归来



青年时代的叶渭渠



同在北大校园读书时



湄公河畔之恋



学者夫妻的日常生活

12月11日晚,我国知名的日本文学、文化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叶渭渠先生,在家中伏案工作一天后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82岁。遗体于15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同日,记者登门采访了叶渭渠先生的遗孀——学者、翻译家唐月梅及子女。

叶渭渠、唐月梅——

这对相识于少年时代异国他乡的学者伉俪,一同坠入爱河,一同归国,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一同攻读日语专业,又一同翻译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古都》,并合著《日本文学史》等。夫妻俩合译合著合编的有关日本文学、文化著作多达200余卷。

人们都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我们却分明看到“做学问是美丽的”。我们似乎已经见多了生活枯燥、表情刻板的学者之家,当面对这样一对美丽的学者夫妻时颇感惊讶。他们相知相伴50余载的人生故事,如同他们的译文《雪国》、《古都》一样清新婉约、美好动人。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梅”影来

“哎呀,我从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只见一位少年骑着自行车,正好从对面过来。多么神奇的眼神!好像有一股很强很大的魅力,看到你马上就能吸引你,我简直呆住了。”已然80岁的唐月梅老人谈起初恋时,面颊微微泛红,眼中闪烁出充满爱意的幸福光芒——这是1945年秋,越南堤岸华人城的知用中学里,同为华侨子弟的唐月梅和叶渭渠的第一次相遇。

当时,从小成绩优异的唐月梅刚由小学直接升入初二年级。因为很尊崇一位老师,主动要求到他任教的乙班读书,平日住宿在学校里;叶渭渠则在甲班走读,在学校的时间很少,但两人还是遇见了。“后来叶君跟我讲,那天他也一下子记住了我。我刚刚从小地方来到堤岸这样大的华侨城,还穿着乡下白衣黑裤的唐装,非常朴素。他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很特别,跟同学打听,知道了我叫唐月梅。那时我们好年轻啊,我只有15岁,他不过17岁。虽然彼此印象深刻,但并没有熟悉起来,不久后他就转到别的中学。”

直到高中二年级,叶渭渠才转学回来,二人成为同窗。“当时他在学校很出风头,是学校壁报的主编,笔头很快,写字画画都在行,加上为人特别随和,有一种纯真的魅力,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有一位和我同宿舍的女同学,经常邀请他出去玩,约他看电影,没想到叶君提出:‘你把唐月梅也叫上吧。’这算感情开始有一点萌芽,但我们很少单独约会,也从来没有讲到一个爱字,可能我们都是比较保守的人吧。”

“我曾经开玩笑和叶君说,公开的是我领导你,实际地下是你在领导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学校里因为成绩优异,担任学生会主席。这时叶君已经是地下学联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宣传新中国,反对国民党腐败领导,同时参与越南共产党的一些活动。这些都只能是很隐秘的地下活动,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叶君发展我加入,是我的联系人。他生性平和,不会热血沸腾地宣讲革命,就是慢慢引导,先介绍给我一些进步的小说,比如《小二黑结婚》,我觉得好看,过些日子又拿来一本《王贵与李香香》。我们聚会也很有意思,几个人装出打麻将的样子,麻将桌下,就是要讨论学习的《新民主主义论》。”正值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革命和爱情就在两人懵懂中进行着。

在学校的话剧团,叶渭渠担任男主角,唐月梅是女主角,主演了不少话剧作品,像田汉的《南归》,还有一部名叫《圣诞之夜》的作品让老人印象深刻——“故事大概是讲一位有钱的富家女,爱上了落魄的小说家。女孩儿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偷偷相好,男孩却身染重病。圣诞夜,女孩儿冒着风雪来探望,两人深深拥抱后,小说家病逝。这样的爱情悲剧演起来却有别样的感觉,因为落幕之前,我们要拥抱,那怎么好意思啊,只能隔得远远抱一下。”

叶渭渠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生活在越南乡下的湄公河畔。这是一条有着浓郁异国风情的河流。河边交杂生长的椰林、芭蕉林和棕榈林共同组成一幅静寂优美的异国风光。他对这条美丽的河流一直非常留恋,这条河也印下唐叶二人初恋时一段难得的浪漫回忆。“那是1951年,我们已经高中毕业,打定主意要回新中国,念大学,开始崭新的生活。为了筹措路费,他白天到西贡中国银行工作,晚上还要去夜校教工友读书,我则在一所小学谋得一份教职。工作之余,我们在湄公河畔漫步,也曾沿河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望着这滚滚流向远方的河水,心中充溢着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现在家里还珍藏着一张我们在湄公河畔的照片,我穿着旗袍,他一身银行职员的制服,在一位热爱摄影朋友的指引下,我们依偎着,留下了一张颇有浪漫色彩的合照。这也是我们的订婚照。虽然后来我们辗转多处,‘文革’中还烧毁过一大批旧时合影,这张小照却得以留存下来,也许是湄公河神保佑了它吧。”

借巢完婚亦温馨,著书立说轮值夜

1952年6月,叶唐二人正式踏上归国的路程,一切都在保密中进行,对周围的人只说是要去香港。他们先搭飞机到香港,从深圳罗湖桥入境。“没想到在香港出关时不仅遭遇冰冷的白眼,还被敲诈,随身本不多的钱财竟被勒索了大半。怀着失落的心境走到大陆这边,完全是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广播里放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迎面都是解放军热情友善的笑脸。我不由得眼泪哗哗地流淌下来,一看他,也在流泪,激动不已的我们第一次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从广州又搭火车,辗转了一个星期才来到北京。二人在越南华侨联络站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准备考大学。一开始叶渭渠的志愿是新闻系,而唐月梅想学医。“但周围有人建议,中国此时外语人才奇缺,作为华侨我们又有一定的语言优势,不如改考语言专业。最终,我们双双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修日语,第二语言为印度语。我们选择日本和印度,因其都有着悠久古老的文化。”

“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家也是好不容易才有了学习的机会,自然学习热情高涨。每日清晨,未名湖畔站的都是晨读的同学。”

四年充实的大学生活结束,“1956年,我们就在老师和同学的祝福下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新房借用的是一位休假教师的宿舍,加两个凳子,再铺上块木板。全班同学合送了一条新毛巾,算是最值钱的家当。三天后,我们就回到各自的宿舍,随后到青岛旅游度蜜月。”就这样,相识11年的二人正式成为夫妇。

之后的岁月,物质生活一直是比较清贫,婚后第一间屋子只有6平方米,“屋里只放得下一张床,再生一个火炉,人进到屋里都只能侧着身子走路,就在这里我们生下了长子。对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我们在回国的时候都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怎样都可以适应,最难过的就是不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文革”时,夫妻俩流着眼泪,将一直以来积攒的日文书籍都烧毁了,可有一本日汉词典怎么也舍不得烧,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时还偷偷带在身边,每天晚上拿出来背单词,“实在不想让学了那么多年的日语荒废掉。”

上世纪70年代末,叶渭渠和唐月梅才真正开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我们已近知天命之年,心里总有种争分夺秒的紧迫感。”这个时候家庭负担也是最繁重的时候,家里一双未成年儿女,还有重病在身的婆婆。“我们只能在杂物间支起一张小书桌,轮流工作。老叶习惯工作到深夜,我则凌晨四五点起床和他换班,要休息时就睡在过道支起的行军床上。”正是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两人完成了《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工作。谈到两位老人的执著和投入,弟子许金龙深情回忆道:“一次陪二老到天津开会,刚坐上长途客车,只见他俩一人掏出一份手稿,开始边校边改。回程时亦是如此,我问先生不晕吗,叶先生答:‘还是抢点儿时间吧。’别人会奇怪叶唐两位先生怎么这么高产,我想说如果你也把坐火车、等飞机、甚至坐公车的时间都用来做事,自然就明白了。”

从1956年结婚,叶渭渠和唐月梅携手度过50多年的风雨人生。“这么多年我们能相互扶持着走过来,最重要的是彼此关照,互相理解,尤其是在对方不顺利的时候多点体谅。即使心里很悲伤,也不说丧气话。相比之下,我的脾气没他好,也比较急,有时候冲口而出一些气话,过后就比较后悔,但比较能主动道歉。老叶的哲学就是我硬他就软,到我道歉的时候再开开玩笑:‘不能说说算了,还要再三鞠躬才行。’平时工作,老叶常常是废寝忘食,不知道照顾自己。年纪大了,伏案一久,我就要找个由头:‘你看窗外,天上什么飞过去了。’或是‘到楼下转转吧,池子里新养了鱼。’……虽然他有点恼火我打断他,但为了身体考虑,还是要想办法让他走动一下。”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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