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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无法超越自我的悲剧大师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0-09-24 09:35  责任编辑: 苏向东

百科中国专题库曹禺诞辰100周年

曹禺(1910-1996)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堪称“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运动影响下的剧作家”。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首次以“曹禺”笔名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原名万家宝,“万”的繁体字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积极参加戏剧演出,除有“小宝贝儿”的绰号,继钱钟书“清华之龙”后被誉为“清华之虎”。

曹禺剧作年表:1933年22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上四年级时,完成了处女作多幕话剧《雷雨》,在谈到写作意图时他说,《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1935年写成剧本《日出》。

1936年完成剧本《原野》。其他代表作包括剧本《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剧本,还译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新中国成立后还创作了《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剧。出版有散文集《迎春集》、《曹禺论创作》、《曹禺戏剧集》等。

年少成名写出《雷雨》,艺术生涯停滞于巅峰,半世努力终无果而逝

曹禺晚年得了肾衰竭,没有什么力气,让人吃惊的是,如果北京人艺的同事来看他,他会忽然声如洪钟,谈笑风生,就像没病一样,只要他们一走,他又必须上床休息,累得没有一丝力气。在这之前,尽管曹禺被称作大剧作家,但万方从没认真想过,戏剧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一天,万方突然想明白了,戏剧才是曹禺的命根子,曹禺是真的喜欢戏剧。

为何“文革”后曹禺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万方说:“对于曹禺这个特定的人,悲剧是不能避免的。”众所周知,他的成名作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完成的,而且应该说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这之后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一个以写悲剧著称的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

悲剧大师人艺戏剧博物馆中曹禺书房的复原场景。“文革”后,曹禺天天在书房写,写了很多开头,但也总是停在了开头。

剧坛泰斗 中国现代文学馆内的曹禺塑像。一个以写悲剧著称的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因为时代,也因为曹禺性格的孱弱。廖华摄

生活:童年创伤记忆贯穿一生

曹禺一走进童年的小白楼,就想起了当年父母是怎么躺在楼上抽大烟,哥哥在楼下抽。

有的艺术家天生对宏大叙事瞩目关注,但曹禺不是,这和他生母在生他三天后去世存在一种隐秘的关联。这决定了他对女性充满了痛彻的爱。当曹禺八十岁以后,还写过一首长诗怀念他的生母,十八岁生他,十八岁为他而凋零。

戏剧理论家田本相指出,这也就是为何在曹禺的作品里女性才是真正的主角,她们都是陷在尘埃里又不能自拔。他笔下的女人,都是和男人有着亲密的关系而非疏离的状态。这点,看过他戏的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当然最典型的是《雷雨》了。

事实上,曹禺的敏感、忧郁不无出处。据万方回忆,她曾和曹禺一起回过天津去找曹禺童年住过的小白楼,一进去,曹禺就想起来了,他的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躺在楼上抽大烟,哥哥在楼下抽。那个年代,抽大烟可能对有钱阶级比较流行。曹禺对万方说,他记得起床去上学,家里和坟墓一样,放学后,回到家里还是和坟墓一样,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是夜里抽,天亮了睡觉,睡到很晚才起来。在《北京人》里,文清抽大烟,他的父亲给他跪下,这个细节都是生活里真的发生过,万方的爷爷就给曹禺的哥哥下跪,求他别吸大烟。在曹禺作品背后也总有一双孤独的眼睛望着远方。

才情:心里有宝贝却无法掏出来

“文革”后的很多年里,曹禺天天趴在桌子上写,而且在好多小本上开了好多头,还有一段段的对话。

万方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他会有多么痛苦。她说:“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曹禺22岁就写出了雷雨》,之后写了《日出》、原野》等。到了1949年,他进入不惑之龄,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忽然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时代和人民不需要,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解放后,他真心相信这些规则,毕竟他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1949年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是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缺乏条理、小脑不发达的曹禺竟然指挥着秧歌队,可见他对新社会充满了热忱。“文革”前,他意识到即使困惑,也应该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他曾经接到过任务,让他写售货员,他跑到一个小店去给人家打酱油卖醋,体验生活,但这对他是力不从心的。领导还要让他写抗洪,无果。当然和他同接到任务的老舍最终完成了任务。

直到“文革”,曹禺被彻底踩到脚下,从风光的剧作大师变成北京人艺的看门人。早几年,除了必须被关牛棚,扫大街,小孩子还用石头砸他。他就吃安眠药,想忘了这些,昏睡。他也想过死,但做不到。万方说:“我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文革”后的很多年里,曹禺天天趴在桌子上写,而且在好多小本上开了好多头,还有一段段的对话。他想写一个主角是孙悟空的戏。实际上,他有感而发。孙悟空头戴紧箍咒,紧箍咒一念你就无法说真话,而且最后孙悟空被招安,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但直到曹禺去世,这个戏都没能写成。

“一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说,曹禺当然也挣扎,挣扎就是看能不能还写出东西,如果写不出东西,那他就是被打倒了,所以他才那么痛苦。在万方看来,他被洗脑使他无法走出困境。他想写这样一个人物,朝左走被撞回来了,他朝右走,但没走多远又被阻截了,他朝后走,后面有人端着枪。他的思想再也不自由了,怎么能创作呢?一个以写悲剧著称的剧作家自身的悲剧比他笔下的悲剧更令人惋惜。有人认为这个结果的背后既有时代的扭曲,也暴露了曹禺性格孱弱的一面。曹禺后来被荣誉、社会活动淹没了。日程被安排得很紧,每次回家他就骂自己,非常沮丧。但是第二天下午,又接着去,身不由己。

一方面是公职在身,另一方面,大家伙都围着他。有时,参加完宴会,回到家,他就把外套往沙发上一仍,闭目,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万方就站在旁边笑。他也明白万方的笑。他心里对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满的,所以大半夜他吃安眠药,把万方叫到他屋子里,跟万方说他要跳窗子。

这种生活让他那么痛苦,可是他又被吸引。万方讲:“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写一个大东西并以他的水平来完成,他可能就会有力气来推开这种生活,但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的存在又必须有价值,其他的事情就只好来充当这些价值,但那又不是他最初想要的。”曹禺后来住院,巴金还说:“家宝,你心里是有宝贝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曹禺已经彻底没有了力气。

态度:戏剧真是他的命根子

第一次去看《雷雨》,万方被第三幕吓得哇哇大哭。曹禺拿胳膊一夹把万方夹出去了,就是觉得不能吵着观众。

曹禺最好的朋友是巴金。曹禺写完《雷雨》后给巴金看,巴金连夜读完,当即决定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曹禺去世后,万方整理了他和巴金之间的书信,就发现他们从那时就惺惺相惜,面临重大的挫折,两人互诉衷肠,一直到老。

万方打小就陪曹禺看戏,记得第一次去看《雷雨》,万方被第三幕吓得哇哇大哭。

曹禺拿胳膊一夹,三步并两步就把万方夹出去了。万方当时都被他的粗暴吓呆了,但曹禺就是觉得不能吵着观众。

曹禺对舞台是真爱,舞美剧务方面很多人艺的老艺术家都是他的好朋友。

至于曹禺的戏永远让人看不腻的理由,一辈子演周朴园的表演艺术家郑榕认为,那是因为曹禺是一个为观众写作的剧作家。如果只有舞台,没有观众,它就什么都不是,必须底下坐了人,戏才能演。人艺演第二版《雷雨》时,他生病不能去看,万方看完了回来,他问万方怎么样,万方和他说:“真是不错,关键是剧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被戏吸引了。”他听了后特高兴,因为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观众的反应。

曹禺是一个感性的艺术家,他几乎从未将自己作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自己也写过文章表示他没有评论家那么思想深邃:“别说我现在说不出来当初怎么想的,就是当时你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如果一个剧作家像心理医生一样对所有人物做手术解剖,就写不出人的混沌了。正因为曹禺是一个感性的剧作家,决定了他不会理性的适应时代,最终才被扼杀。

平日里的曹禺是一个对人极有礼貌的人,再年轻的人来拜访他,出门时他都必然把人家送到电梯口。包括看任何戏,他去看,就是再不好的戏,顶多他就说“真不易”。所以黄宗江送过一本自己写的剧本给曹禺,上面写着“送上‘真不易’”。

因为曹禺的原因,万方在1988年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前一段时间又把它找出来重新输入到电脑里。万方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或许有一天这出戏上演了,那将是对曹禺的另一种纪念。

讲述者:郑榕,万方

本报记者曹雪萍采写

文章来源: 新京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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