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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梁漱溟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3-10-23 15:10  责任编辑: 邓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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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青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时时刺激着这个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20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文章来源: 金羊网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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