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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谈国学:正在沦为心灵鸡汤

发布时间: 2015-11-30 15:59:02  |  来源: 北京晨报  |  作者:  |  责任编辑: 汪啟飞

    原标题:学者朱大可谈今天国学的问题:正在沦为心灵鸡汤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堪称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国学热”中既包含了回归传统、追寻自我的理性精神,也带有极端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盲目,该怎样评价这一动向,如何将其引向建设与开放,而不是重回自闭、愚昧与虚荣,已成思想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在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年终团拜上,著名学者刘东、朱大可、何怀宏和文化评论人周黎明等纵横论道,对反思“国学热”、厘清其发展的大方向,有着非凡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我们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

 

    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剧变,这3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文化的复兴,这是很多人的梦。

 

    在我看来,中国的剧变当然可以从现代性角度来理解。我理解现代性,一个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或者说脱魅,再一个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化。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则现代化简直可以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我觉得中国社会其实早就理性化了,在两三千年前,商周之际就开始走向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当然,它和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朝着脱魅的方向发展,强调人文理性、人间理性,甚至非常实用的理性。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在汉唐以后,在明代和清代都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没有取得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大规模和高速度。究其原因,这里受到了社会结构的限制,社会结构的限制又带来价值观的限制。

 

    社会结构的限制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比如儒家思想,志不在发展经济,它另有考虑,所以发展不起来。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也不是说不节俭,这些市场经济的德性我们早就具备,勇敢、自由不一定,但是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非常突出的德性。

 

    一旦去掉等级制度,虽然价值多元,但实际上是物质一元,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所以中国30多年经济如此快速崛起。但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够“文化复兴”呢?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两者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都不太一样。我们目前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和物质打交道的领域,而和精神打交道的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看不到很明显的转机。它发展的动力机制恰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中国有个很大的人口的基数,有那么广阔的土地,也许在什么偏僻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注意民间出现的一些奇才、怪才,或者说天才的迹象。

 

    清华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

 

    全球化必须植根于自己的传统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世界是扁平的》,为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图景。全球化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开始缩小;另一方面,它也使世界扩大,因为碰撞之后,激发出地方的独特意识。

 

    在国外,每一次全球化会议,会场外都有人山人海的人在抗议,他们都是在全球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的那批人,但正像谚语中所说的:“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全球化对于所有地球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博弈,而博弈的输家,将落到被人们置若罔闻的地步。

 

    “五四”以来,由西方文化代表的全球化一直给我们带来困难,正如辜鸿铭所说:西方文明是两栖文明,一方面代表了最先进的科学,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落后的迷信;一方面表现为最清醒的理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最为狂热的说教;一方面带来了最人性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狡诈的政治权谋;一方面带来了最繁荣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又带来了最飘摇的未来风险……面对如此幻影,只要自己国家还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只要自己的文明还不乏起码的主动性,难道就不能主动地去文化选择和文化利用吗?

 

    由于长期受到文化激进主义的洗脑,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先入为主地把当今遭遇的一切不合理,统统归罪于历史。比如胡适,是把国外的汉学家的心态移入进来,他是个内部的人,却用外部的心态去做研究,即为自我殖民化的突出表现。

 

    如果能从思想上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仍然能够平静地发现,由孔子等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那样一个独特的人生解决方案,特别是蕴含那种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和非常宝贵的财富。

 

    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我们还有理由发出畅想,在全球化的中国的文化之张力中,或许正蕴含或预示着某种真正的解决,而那解决方案绝不会是由某一个文明,不管它多么优秀、优越去碾碎、消解和吞并其他的文明,而是费孝通先生憧憬过的“文明共生状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在我看起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我们这个伟大实践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这块土地上未来的文化模式必须是标准现代,由此显示出对全球化的汲取和适应必须是典型中国的。

 

    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朱大可

 

    应拒绝走入“地洞模式”

 

    今天国学的问题,正在沦为心灵鸡汤。我觉得,要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学:一种国学是顺从的、奴性的、自我封闭的,拒绝反思,拒绝自我批判,唯我独尊;另一种国学是批判的、反思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

 

    毫无疑问,我更喜欢后一种国学。我判断两种国学有四个标准:

 

    其一,国学是多元的,而非独尊某术,如果形成所谓的儒家专制,国学一定会走向它的绝路。

 

    其二,国学是祛魅的,而不是用来造魅的,国学不是完美的,国学的继承要进行有效的过滤。那些穿着对襟大褂、留着胡子、行磕头拜师之礼的人,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造魅。再比如全国掀起的一片洗脚浪潮,成千上万的人集体洗脚,这和孝的本质有什么关系?与其让你的孩子跪在你面前像奴才一样磕头,还不如让他挺起他的脊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洗脚式的表演,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把它抛弃吗?国学里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垃圾。比如24孝,就是古代心理学变态样本,拿这个来作为我们道德弘扬的范本,这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吗?

 

    其三,国学是开放的,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开放和吸纳是国学的全部生命力的源泉。

 

    其四,国学是独特的,即使它有外部来源,也仍然是独特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全新的再创造。但是,它不是用来跟世界对抗的,我经常听到国学家说,国学是用来跟全球化对抗的一个盾牌,以把中国跟世界区分开来,把国学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的武器。然而,中学和西学不是对抗的,它们是互补的。任何一个伟大的东西一定是互补的结果,我们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把国学和西学作为一个对立的元素,我认为是一种伪国学。

 

    我想讲一个卡夫卡的小说,叫《地洞》,描写了一个无名的动物在地洞里面,不断感觉到外部威胁在逼近,它不断地改变它的坑道,改变它的居住的那个洞,不断地填掉这个,再开挖另一个新洞,他不知道无名的威胁将来自什么方向。我认为,这是卡夫卡的恐惧,而很多的中国人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种恐惧。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拒绝走入卡夫卡的“地洞模式”,我们不是21世纪的东亚文化鼹鼠。

 

    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周黎明

 

    不应用讨好的方式走向世界

 

    我的本职工作是用英文写作,几乎每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把中国的概念、中国的词语介绍到世界上,让人家了解。

 

    我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上的大学,今天看到英文介绍中国的文章,不管是文化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比那时好很多了。但仍然有不少奇特的现象,政府曾出了一本宝典,要把“包子”、“饺子”作为音译推出去,可外国人就是不接受。反而“白酒”这个词,谁也没有推,去问外国人,用拼音他们是知道的,当然,这只限于对中国很了解的外国人。

 

    像这样小的细节非常多,一个文化要走出去,是由成千上万这样的小细节组成的,即便在过去30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跟林语堂的水平比,还是差得非常远,回头去看看林语堂的书,里面用文字表述我们的文化,向西方介绍我们文化方面,所达到的水准,是我们今天的好多倍,我们现在最好的专家真的远远不及他。

 

    从电影的角度看,现在有两种方式在往外走,一是卖弄我们中国文化的表象,从西方角度看就是异国情调,比如红灯笼、舞狮子啊,其中大多数是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如果你把这些元素放大,刻意来讨好西方人的话,那么,传递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而另一种往外走的方式,如电影界的李安、舞蹈界的林怀民、戏剧界的赖声川,他们都是横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地道的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但不是跟西方对立起来的,而是把西方的元素、西方的表达方式彻底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后做出来的一个作品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才是高明的,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艺术家的心态,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很中国的东西,为了在西方获奖。

 

    我希望我们现在、未来艺术家,不管他吸取的养料是来自国学还是来自西方,最终是要表达他自己,做出既能代表他自己,又能代表我们整个时代的作品,然后为西方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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