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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21世纪 中国文艺复兴时代

发布时间: 2013-01-08 10:19 | 来源: 南方日报 | 作者: 任子鹏 | 责任编辑: 文化中国

饶宗颐笃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

已是望百之年,饶宗颐仍笔耕不辍,他说二十一世纪是东学西渐的时代,东方的学术和艺术思想将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这位国学大师的国学梦,从未放弃。

日前,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教授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作为亚洲第一个获颁该荣衔的汉学家,饶公老当益壮,“我已经是97岁的老人,很快就98岁,实际上我不认老。我记得刘海粟以90多岁高寿上黄山,我希望步他后尘,再去黄山!”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饶宗颐常说,做学问、做艺术当先立德、立品,治学要求是、求真、求正,方能立足于世,实现中国文艺复兴。

少年退学求学

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刚上中学的饶宗颐作出一个颇具勇气的决定退学。此时,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继承他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的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但正当研究刚有起色时,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内迁到云南,作为中山大学一员,饶宗颐原本也要到云南,但当他回家之后准备返校时,突然大病一场。结果,饶宗颐没有去云南,而是辗转到了香港。

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对话

记者:少年退学,在社会求学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饶宗颐:虽然从学校退学,但我是为了在社会上更好地求学。我一直比较倡导潮学研究,因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很多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也很有研究价值,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记者:除了潮学之外,您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有很多人都觉得您“神通广大”。

饶宗颐:因为我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在此期间,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1962年,饶宗颐获得被誉为西方汉学诺贝尔奖的法国儒莲汉学奖。1993年,中学辍学的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建院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将此荣誉授予华人。

“香港为饶先生的学术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山大学教授曾宪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饶宗颐无疑是幸运的,安定而宽松的环境,使他的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饶宗颐,在这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百科全书式”学者,蜚声国际。而同时期的国内许多学者,有些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有些则正在“五七干校”中劳作。饶宗颐也成就了香港,有学者说:“香港有了饶宗颐,就不能说是文化沙漠。”

对话

记者:为什么在香港的30年间,您取得的学术研究成就最高?

饶宗颐:1949年前,因为战乱,社会环境不稳定,我曾颠沛流离,很艰苦。所以,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与历史上建安时代的“荆州”相似,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

而且香港是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对学术研究者非常包容,当年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不拘一格邀请我赴港大任教,港大给了我一份薪水,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的研究平台变得非常开阔,我有很多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还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

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研究不断深入。期间,大陆出土了很多新的历史文物,为饶宗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望百之年,饶公老当益壮,仍然笔耕不辍。不久前,他被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为该学院外籍院士,声动法国乃至欧洲艺术文化界。

饶宗颐说,在他心里,始终常存着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经学”之梦。“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他坚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对话

记者:很多人退休后都寻求享受清净的生活,您却将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饶宗颐:很多人跟我说,我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抛弃了过去那种“左”的东西,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

还有是“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都受到冲击,但考古还保留着,或者是恢复得比较早,我可以接触到这个阶段新出土的东西。

当时我离开内地那么多年,广东好多人都邀请我回内地。那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我返回内地时,感觉充满了劲头,研究可以很好地深入,因此,我当时用几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大陆30多个博物馆。

记者:您曾经提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

饶宗颐:我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经”,中国其实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源远流长,一些国家还在倡导我们的“经”。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侍狻?/P>

经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也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记者:如何理解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饶宗颐:我为什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100多年来,我们国家出土的东西非常多,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等,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华文明的精髓。

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都在阿拉伯的写本上保留下来。通过这些写本,欧洲找回了很多古希腊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源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要趁机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前人的宝贵经历好不容易通过历史文物保留下来,我们要珍惜,给以新的诠释。

另外,至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因此,我肯定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记者: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我认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治学精益求精

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

对待治学,饶宗颐始终精益求精。

饶宗颐的诸多研究成果,并不急于在完成后立即发表,而是细加论证、反复推敲。年方20时,他便追根溯源写出《郭子奇年谱》,因认为文中疑点尚存,不断修正之后,时隔50年才发表。

饶宗颐治学十分强调“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察,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他说今天一些做学问的人有个缺点,往往抓到一点,就把它放大,却忽视了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容易误导大家。“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

饶宗颐还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担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但平日里,饶宗颐却对大师的称谓敬辞不受。他笑言:“大师是佛教里的称谓,我又不是佛教徒。”

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的饶宗颐,2011年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

创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文艺翘楚先后担任社长。百余年间,西泠印社名家辈出。

2012年炎夏,他踏访孤山社址,兴之所至,欣然握笔题字。

踱步方桌前,满头银发的饶宗颐挥毫泼墨,行云流水间,四个苍劲而又飘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写就。

“六合即为天地、世界。”饶宗颐收笔,位于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声雷动。

对话

记者:您踏访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时,曾题字“播芳六合”。您觉得,这个“播芳六合”应当如何实现?

饶宗颐:我觉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国金石学,尤其在篆刻、书法几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题上“播芳六合”几个字,是希望中国的金石学,更能进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够知晓及更了解中国这一门独特的学问。

记者:国学大师季羡林去世时,您曾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这句诗寄予了您怎样的深意?

饶宗颐:我没有表达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因为不少新的资料像楚简、青铜器出土,而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另外,在传统经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国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

记者:您在诸多专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而当下,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愈少,追随者愈多。甚至出现了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您认为,学术风气的净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饶宗颐: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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