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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用国学革命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11-16 15:44  责任编辑: 任子鹏

“五四”以来,新文化人视国学为“国渣”,传统文化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于是,章太炎研究国学被看做偏离了革命方向。近年来,所谓的“国学热”兴起,人们又只讲章太炎的国学成就而寡言其与革命的关联。客观地说,章太炎的国学成就非但不构成其革命思想的障碍,反而凭借其国学修养大大深化了革命宣传的力度。

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

康有为等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变法、保皇。作为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以古文对今文、以革命对改良,针锋相对,增强了宣传效果。他先后撰写了《征信论》、《与人论朴学报书》和《驳皮锡瑞三书》等多篇文章,一方面批驳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揭露康有为等人附会公羊学,曲解经书。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改制圣王”,章太炎则秉承经学家法,以孔子为“史家宗主”、教育先师,从历史观、方法论以及经史关系上,对改良派的今文经学理论予以批判。他指出,孔子是史学家、教育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

关于经学的性质问题,章太炎指出,孔子作《春秋》是承继前之史学、开启后之史学,并不是什么“托古改制”,“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在方法论上,章太炎强调经史合一,以实证的方法论证孔子及其学说,剥落了孔子“改制素王”、“通天教主”的神圣光环,是对改良派学说的一大打击;他以史学与逻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证经学问题,提高了可信度。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利用经学驳斥改良学说,又运用经学从正面宣传革命。他发挥汉学家之长引经据典,“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激起民族革命情感。他大量征引经史,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在《原人》一文中,他论证出中国民族皆出于轩辕,得出了华夏不可臣服于胡虏的结论。在《序种姓》一文中,他对中国古代种族和姓氏详加考证后说:中国政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他引述《帝典》,又据《说文》,指出“夏指中国人”,夏与蛮族有别,并考证华夏是同一种族,夷狄入主中原是破坏中国政治独立。

在面对以西学见长的严复等人非难民族革命时,章太炎博引史实,予以有力还击。1903年,严复译就英人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诠》,并以甄氏提出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和军国社会为人类社会通则,以“排满”属宗法社会之事,反对民族主义。章太炎对严复等人唯西方学说是瞻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他指出,《社会通诠》乃甄氏以欧美古今事状为经验而总结出来的规则,民族主义之是否适合中国,当以中国历史为准,而不能以所谓的公理条例为断。他尤其强调,“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即便《民报》被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而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国有与立,赖于国学的支撑,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

在近代,由于经学与政治存在着复杂的瓜葛,康有为等既主张改良又宗奉今文经学,因此,要想彻底推翻改良理论,就必须学术与政治双管齐下。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现身,援经论政,虽有局限,但针锋相对,影响力自然超出了一般革命家的水平。可见,宣讲国学与提倡革命在章太炎那里并不冲突,国学甚至成为他宣传革命、启迪民众的利器。

(张昭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下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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