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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迁长沙组临大(一)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5-12 16:35  责任编辑: 苏向东

1935年,盘踞东北的日本人磨刀霍霍,华北局势日益危急。为了防备突变情况发生,清华大学未雨绸缪,秘密准备将学校转移至湖南长沙,并拨出巨款在长沙岳麓山下的左家垅(今址为中南大学)动工修建一整套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其年冬,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连夜秘密南运几列车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以便随时运往新校址使用。

七七事变后,各校师生纷纷离开北平,经过天津转赴内地。8月初,日军2000多人进驻北平,占据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院校。北大、清华的校舍被日本侵略军用作马厩、兵营和伤兵医院,北大红楼一度成为敌寇的宪兵队队部。北平师范大学的数理学院被日军警备司令部占领,文学院被日军空军司令部占据。由于变生突然,北大、清华、北师大三校的图书仪器设备大部分未能运出,遭到日军的严重焚毁破坏。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一书记载:“当时平津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而各校损失的珍贵资料,如清华大学关于中国近代史档案的资料、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等,均是无价之宝。由于校舍被占、被毁,北京盐务学校、北京税务学校、北平警官高等学校、北平铁路学院、平民学院等5所院校不久即被迫停办。

1937年8月底,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发出公函称:“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赴长沙做筹备工作。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号令正式宣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任命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及杨振声(教育部代表)、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何廉(南开大学教授)、周炳琳(教育部次长)、傅斯年(北大教授)、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顾毓秀(清华大学教授)为筹备委员,并指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人为常委,杨振声为秘书主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兼任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会主席。此后,筹委会便通知三校教授设法南下,并就校舍、经费、院系设置、组织分工等开始工作。

9月13日,筹委会在长沙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校舍、经费、组织分工等事项。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当日常委会决定原三校学生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24日截止,25日开学注册选课。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这个特殊的日子以后就成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到10月底,全校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名教授荟萃长沙。由于之前清华大学所建立的校舍尚未完工,校址最终定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理工学院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文学院在南岳衡山(胡适为文学院院长,但并未到任)。11月20日止,共有学生1496人(旧生1120人,借读生218人,招收新生114人)。由于战事,许多地方消息不通,交通阻断,后又有陆续到校的师生,到1938年1月,学生达1500多人。

长沙临大为节省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对三校共有的和性质相同的科系进行了归并调整,全校设文、理、工、法商4科共17个学系。各学系均设置教授会议,主席由常委会从各系教授中推定。学校行政管理也很简单,由筹备委员会的三个常委加秘书主任一人,组成校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另设聘请教授参加主持的各种专门委员会,办理各项事务。三常委略有分工:蒋梦麟负责总务,梅贻琦负责教务,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各系设有教授会议,协商工作。

长沙临大的教室宿舍均属东租西借而来,因而特别分散,其主要部分在长沙菜园的湖南圣经学校。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系在此上课,校方也在此办公。文学院则设在衡阳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有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200人。另有化工系在重庆大学寄读。长沙临大教学楼旧址为韭菜园东原湖南省政府西侧第三办公楼,其他保存至今的还有圆亭、左家垅民主楼、和平楼等建筑。理工学院旧址岳麓书院也尚保存完好。

当时住宿条件很差,工学院电机系和机械系宿舍均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陆军第49标三座营房被借为男生宿舍,涵德女校一栋楼房借作女生宿舍。49标营房是清末建筑,破旧潮湿,阴暗漏雨。长沙雨天又多,同学们常常要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以求一夕安眠。据说学生刚搬进49标营房不久的某天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不宜居住,表示很不满意。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维持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还讲什么条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不便表示态度。蒋梦麟却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也不退让:“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蒋梦麟爱生是真,张伯苓话也在理,两校长争论不避学生,均为率直之人。但争论归争论,营房还是要住的。不光住下来,张伯苓还真实行军队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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