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望东西|赵海涛：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网2月28日讯（记者 葛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关键实证，二里头遗址以其“最早的中国”之姿，为全球早期国家演进研究贡献了独特的东亚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在专访中系统阐释了其多重价值：其一，二里头开创了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模式，以“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平民外围”的多网格式都城布局，通过礼制整合空间秩序，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与两河流域的军事扩张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其礼乐文明以“器以藏礼”为核心，青铜爵、斝等酒器与绿松石龙形器构建“金玉共振”祭祀体系，确立宴享治国的治理逻辑，资源垄断与技术控制彰显王权集中；其三，多元文化融合特征显著，吸纳东方玉礼器、西北青铜冶铸技术及南方绿松石工艺，并辐射至三星堆、越南等地，形成跨区域文化认同圈，奠定“多元一体”文明基因；其四，近年古城村发现的壕沟与墙垣遗迹挑战“大都无城”传统认知，提示早期都城防御体系或需重新审视。

二里头的制度创新与文化辐射，不仅为商周礼乐文明奠基，更以“有中心的多元”模式为中华文明总进程注入核心动能。这座3800年前的王朝都城，正以持续的考古发现重塑我们对早期国家形态的认知。

以下为文字访谈实录：

中国网：二里头对理解人类早期国家演进有何独特贡献？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诞生是中原地区出现的最早的王朝国家，这在全球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制度范式上的创新，二里头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多网格式的都城布局模式，通过道路和墙垣建构物理秩序，形成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平民外围”向心式的结构，这种多网格式的布局，更加强调空间秩序的等级化控制，而且是有礼制方面的创造和整合，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模式、制度有很大的不同。

再一个方面就是礼制文明的奠基，我们研究二里头的诞生过程，很明显就可以看出来二里头文化特别强调礼乐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它通过“居天下之中”的建都制度，方正规整的宫城、宫室制度，还有青铜礼乐制度等等，构建了“器以藏礼”的礼乐文明，以宴享，而不是以战争来维系权力联盟的治理模式。这也和其他地区可能比较强调军事扩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个方面，二里头文化特别强调多元文化的融合。我们从二里头文化的诞生、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二里头因为处在天下之中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广泛地吸收了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东方的一些玉礼器，陶礼器，还有它的丧葬礼仪制度。来自于长江中游的绿松石器，还有玉器的新颖的形式，还有玉器的种类，还有来自于西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

来自于可能很遥远的海热带海洋的海贝等等的各个方向的这些先进文化因素，就是这种文化因素，成为二里头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成为二里头文化整合四方的重要体现。这和两河流域，还有其他地区的，单一的文化来源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它是主要是通过礼制文化的辐射，而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来实现它的文化影响的。

我们从考古方向上来看，二里头的陶礼器可以见于内蒙古赤峰地区，见于江浙地区，见于安徽，还见于长江中游的四川三星堆。二里头的铜牌饰，见于甘肃，见于三星堆。它的牙璋为代表的玉礼器可见于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还有四川三星堆，甚至一直到了越南的北部。这些区域显然不是二里头的分布区，也不是它的控制区，很有可能就是二里头先进的文化被这些地区接受、学习，主动地去融合二里头的礼器，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文化，说明东亚地区可能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构建出来一个最早的文化认同圈。这种有中心的、多元的模式，为我们理解早期文明互动提供了一个东亚范式，开创了早期国家治理的新的路径。

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而且这些制度被商、周文明继承，成为商、周文明发展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基础。

多个网格里边都有贵族居住，还有墓葬。里边“居葬合一”体现出社会组织的构成多元、复杂，家族可能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二里头位居天下之中，多网格式布局，宫殿区居中，说明文献中“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营国城郭”“井井有序”的记载，是由二里头文化建立，并被商代继承的这些制度作为基础的。

中国网：二里头如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基因？

赵海涛：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包括酒器，还有兵器，酒器有铜爵、铜斝、铜盉，兵器有铜戈、铜钺，这些青铜礼器都是从技术上还有功能上实现了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整合。

文化上主要对二里头陶礼器重新的一个组合，技术上主要吸收了西北地区的铸铜技术，从而创造出来二里头青铜礼器的主要种类，还有它的造型以及使用青铜礼器的文化。二里头的铜铃和绿松石牌饰、绿松石龙相组合，形成了“金玉共振”的祭祀体系，这么就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初步形成了礼乐文明、礼乐制度，并且这种礼乐文明，礼乐制度被商周文明继承，绿松石龙，还有铜牌饰，它的创造同样体现出来，二里头对多元文化技术，它的吸收，他的融合，当然还有它的创新。

绿松石龙，成为二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礼器，是二里头礼乐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头这些以铜礼器、绿松石龙为代表的礼器，以及礼乐制度被商代、周代继承，并且向南方很大地域形成了辐射和影响，推动了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说明二里头时期是一个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个从多元到一体的重大的转折时期，也说明二里头文化它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一个核心，一个引领者，非常高的一个地位。

中国网：二里头如何体现早期王朝的统治逻辑？

赵海涛：二里头都城规划采用多网格式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择中建都”“中轴对称”，还有“建中立极”制度的先河。宫殿区处于核心位置，它的面积最大，环绕宫殿区的道路最宽，而且形成时间最早，周围环绕着包括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还有贵族居住区等。再往外则是一般的居民活动区，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向心式”布局的特征，体现出王权的至高无上，表明二里头已经形成了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祭祀区布局在宫殿区的北侧，体现了对祭祀权力还有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包括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加工作坊的官营作坊区，布置在宫殿区的南侧，体现了王室对核心、战略资源的主要的控制。环绕在宫殿区之外的贵族聚集区有多个网格，他们内部是居葬合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汇聚，多元的融汇特征，“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管理模式。上述的种种布局体现出来，二里头文化，它的社会构成方面多元融汇，社会管理方面规范有序，并且通过严谨、规整的空间，规划制度化、系统化的呈现，应该说是物理空间和社会制度的深度融合体现。

 中国网：酒器等物质遗存如何反映夏文化的治理模式？  

 赵海涛：我们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莉教授团队合作，在一些酒器的内壁检测出来有酒的成分，说明了它们确实是酒器。这些酒器的种类包括了酿制，储存，加热，饮用的多种类型，成系列、制作精。在铜器方面，爵、斝、盉等酒器占据主导位置，特别是铜爵的数量最多，是核心的礼器。

铜兵器中体量比较大的，戈、钺，它也属于仪仗类的礼器，数量比较多的镞对铜的消耗量远远要小于这些比较大的礼器，凸显出当时资源向日常的礼仪活动来倾斜。铸造青铜礼器，它需要很复杂的技术，还有跨区域的资源的调配。铸铜作坊，它位于宫殿区南侧，酿酒的原料，水稻、小麦，主要见于宫殿区内侧，酒器主要是出土在宫殿区，还有贵族的聚集区，一般的聚落里边很少能够见到这种器类，说明这个酒器它属于礼器。

说明王权对于稀有资源、技术还有它的产品的垄断和支配。上述的情况说明，二里头礼器以有宴享功能的酒器，而不是战争的兵器为核心，贵族阶层通过日常的宴享转化为展示权力、地位的工具。那么呈现出就是祭祀先于兵戎的一种现象，反映出二里头文化以宴享礼制为核心，通过资源垄断、等级分化和社会仪式制度化，初步形成了以“礼乐治国”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治理模式，为商周发达的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

中国网：学界对“大都无城”争论不休。您如何看待这一争议？

 赵海涛：许宏先生他根据二里头遗址，还有殷墟、周原、丰镐等这些主要都城遗址的考古成果，提出了“大都无城”的认识，认为这是二里头至西周时期都城的主流形式。这个观点是对以往的考古发现的一个归纳、总结。以往的考古工作，是局部的、阶段性的，这些大的都城遗址，还有大量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展，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二里头外围可能有壕沟，可能有这个城墙。周原遗址的外围可能有大城。考古学，它是一门探索未知的学科，新发现能够促使我们学界重新思考以往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对于二里头来说，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二里头北侧的古城村遗址的发现的壕沟、城墙的继续勘探，还有对二里头遗址外围的勘探、发掘的力度，同时对古城村以北，还有古城村以南，洛河以及其他的古代水系地貌的多学科合作研究，了解古城村的壕沟、墙垣，它的本体的范围、走向、时代，以及它们围合起来的空间范围，还有它里边的内涵等等。了解二里头遗址外围是不是有一个比较规整的边界，是不是有城墙、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还有就是二里头遗址和古城村遗址，他们隔河相望，它的主要遗迹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遗址？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希望力争来解决二里头遗址它的外围到底有没有城墙、壕沟这样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探索早期王朝国家的形态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

【责任编辑：葛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