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龙|中华“龙”的起源之地缘与风物：仰韶时代与龙文化起源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龙为傲、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已渗入到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里，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的汤汤长河间。

作为神话性的动物，龙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么龙的原形是什么？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值此龙年之际，中国网文化发展中心《话·龙》栏目推出系列文章，以我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考古发现的龙纹为基础，简要梳理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探讨龙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的脉络。

 地缘与风物：仰韶时代与龙文化起源

中华龙文化历史悠久，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万物有灵”的文化土壤。一些与早期文明生活关联紧密、或造成威慑的动植物，成为自然崇拜的对象。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时代存在着四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东北地区的赵宝沟—红山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西的仰韶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东的后岗一期文化系统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

不同文化系统孕育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进而形成了四大自成体系的原始宗教区：东北地区祀蛇和猪，太行山以西崇鱼和鸟，太行山以东敬虎和鳄鱼，长江中游尊鳄鱼。这些动植物在先民崇拜、敬畏的文化滤镜下被逐渐神化，形象上更经由不断加工、融合、创新，形成了不同区域各有特色的原始龙形象。

简言之，仰韶文化中不同地区鱼龙、蛇龙、鳄龙的原形，均是现实生活中鱼、蛇、鳄等自然形象神格化的产物。

1.辽河流域的蛇龙与猪龙

辽河流域是我国玉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玉制的各类动物形神兼备，尤以玉猪龙最负盛名；而玉猪龙的原形，正是蛇和猪的复合体。其拱鼻与头鬃类猪，但器身多卷曲无足，与猪迥异，而和蛇相似。这类造型融合在彩陶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小山遗址发现一件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腹部图案环绕猪、蛇、鹿和鸟首。其中，猪嘴闭合，獠牙外露，眼睛微闭，颈部以下由黑白相间的蛇身缠绕而成，有学者形象地称它为“猪首蛇身”（图二，1）。拼合式的蛇形，实际上是对蛇进行神化的一种加工；而选择用猪首来神化蛇，则源于先民对猪的偏爱和崇拜。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均发现较多用猪祭祀的迹象，可作为猪龙神格化的考古学持据。这类猪、蛇拼合式图像崇拜，在红山文化猪首蛇身玉猪龙上达到了顶峰（图二，3）。

2.关中、陇东地区的鱼龙与猪龙

新石器时代中期，发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其后，兴起于关中、河南、山西地区庙底沟文化也大放异彩，二者均孕育出大量精美而细腻的彩陶。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主要纹样是鸟纹、花瓣纹。近年来，王仁湘、张鹏川等先生通过对庙底沟彩陶纹饰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大鱼纹”的文化概念：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纹等，多由鱼纹简化、拆解后重组而成，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最后完全图案化。这类半坡、庙底沟仰韶文化中的鱼纹体系又渐次融入到了龙纹系统。一是鱼纹中出现了一些龙的特征，如宝鸡市北首领遗址出土的水鸟啄鱼纹蒜头壶，鱼形头部作方形，竖耳，初步具备了龙首的形象；二是受到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蛇（猪）龙的影响，如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史家类型彩陶龙，形象为猪的正面，大嘴上卷，鼻作圆形，上额有多道皱纹（图二，2）。三是甘肃武山西坪出土的一件小口高领平底瓶的腹部绘出一个瞪目张口，形体庞大的鲵鱼纹，其特征与商代晚期青铜器虎食人卣的龙纹特征接近，二者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说明鲵鱼也是龙的一个来源（图三，1，2）。

3.河南地区的鳄龙

太行山以东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6400年前后的后岗一期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三组用蚌壳堆塑的图形，每组都有龙的形象。

西水坡M45是一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坑墓。墓主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铺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头朝北，背朝西，昂首厉目、长芯微吐、舒身卷尾、高足利爪，整体形象与鳄鱼十分接近。M45之北，复有一合体龙虎，龙虎背上还有一鹿。其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头朝东，背骑一人。这些蚌壳摆塑的动物群，推测为M45祭祀活动遗存（图一，1）。

西水坡M45遗址集中发现蚌塑鳄龙，或与这一区临近雷龙神出没的“雷泽”有关。《山海经·海内东经》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坠形篇》载：“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其腹而熙。”《五帝本纪·正义》引《山海经》言，“雷神”鼓其腹则“雷”。可知雷泽神作龙形，正如王充《论衡·龙虚篇》“雷龙同类”所论。上述传说中，雷泽的雷神龙身人头，以腹为鼓而雷声作；再结合蚌塑鳄龙，可知文献中的龙泽很可能就是鳄鱼池。事实上，鳄鱼在早期文明中已留下文化印记，文献中夏代的豢龙氏养的就是鳄鱼，而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鳄鱼皮制作的鼉鼓，很可能就是传说中雷泽神鼓腹的实证。濮阳西水坡神秘蚌塑鳄龙纹提供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文化密码，获称“华夏第一龙”。

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之后，太行山东麓的鳄鱼龙继续向西发展。河南中部仰韶文化“阎村类型”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就发现了多件与之相关的彩绘瓮棺，其中第128号瓮棺上的彩绘鳄龙纹，头作扁圆形，身为椭圆形，由四条短弧线组合而成，细尾较长，四肢曲伏于壁，四爪分开（图一，2）。

4.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鳄龙

仰韶文化阶段，长江中现有的考古学文化开始与中原仰韶、北方红山文化相呼应，出现了鳄、蛇一体的龙纹。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的玉龙，头部雕出鳄鱼的须、嘴、鼻眼，龙身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类，应是鳄鱼与猪龙的融合（图二，4）。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长江中游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鳄龙，龙身长4.46米，头西尾东，头生一角，张口吐舌，昂首爬行；（图一，3），又称“长江流域第一龙”。

仰韶文化阶段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体现出交互融合的特点。一方面，各地涌现出地缘特征明显的纹饰图案，如关中仰韶时期的鱼纹、鸟纹；河南中部的太阳纹、几何纹；长江中游的水波纹、几何纹。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以龙纹为代表，仰韶文化区体现出突出的文化认同与交互融合现象，如长江中下游凌家滩玉龙纹既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颇多相类，猪、蛇、鳄鱼和谐共存的特征也可与中原地区蚌塑龙纹互文；同时姜寨猪龙与赵宝沟文化猪龙也存在内在联系。由是观之，仰韶时代龙的形象在东方和北方已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圈，或与当时巫师阶层间的频繁交流相关。在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动因下，龙的观念与形象突破文化区际，形成了文化认同。

作者：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考古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