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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记之钱耕森先生(二):大道至简 博采众长

发布时间:2018-11-08 14:29:12  |  来源:中国网国情  |  作者:汪致正  |  责任编辑:薛珊

2018年春节大年初一晚上,CETV-1(中央教育台一套)播出被誉为“当今国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最高奖”——汤用彤学术奖颁奖仪式,将2017年度学术奖颁发给了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钱耕森先生和已故四川大学卿希泰先生。

多学科独立研究学者汪致正根据多年来向钱耕森先生请教学习的亲历,从学者评价、学术功底、治学态度等多个方面,对钱先生在学术史中的卓越贡献及深远影响进行娓娓道来地讲述。无论哪个层面,皆可看出钱先生荣获汤用彤学术奖是实至名归。以下为第二篇。

深根固柢 大道至简

钱先生的成果是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分不开的。我时常就一些学术问题打电话向钱先生请教,他接电话时,有时在完善可能将中西哲学史提前的史伯的史料,有时在准备前往各地开会的材料,有时在准备老子或孔子的讲稿,有时在准备董仲舒的史料,有时正梳理王阳明的材料以及有时正在著书立说……。钱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贡献之一,竟然是他对京师大学堂的系列研究,他坚持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新政的产物;他率先明确提出李瑞棻是倡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人,光绪皇帝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人,孙家鼐是开办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人;特别是充分肯定慈禧太后对京师大学堂的保护之功;揭明吴汝纶对京师大学堂徒有其名,等等。钱先生的学问涉及面很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横跨儒释道,有时甚至还爱写点京师大学堂的史料和对名师的回忆等等。他的功力全凭几十年来扎扎实实探索的真学问,因为他不可能像中青年学者那样熟悉电脑查询,那样拥有海量的电子书籍和电子工具书。

钱耕森先生不但学问深厚、功底扎实,而且善于用平实的语言讲清一些貌似高深的道理,无论是在学术讨论和讲学中,还是在给大众开蒙时,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随着我与钱先生的频繁交往,这种印象不断地加深。

我与钱先生相识于2013年。当时我正研究《老子》。准备从训诂字义、对勘版本入手,重新注释。做资料准备时,我看到了钱耕森先生写的一本通俗读物《老子百问》一书。这本书使我进一步了解到许多关于老子的知识,与此同时我更被作者朴实无华、流畅通俗的文笔所吸引。在此之前,我连续四年参加过民进中央组织的两岸四地的学术研讨会,见到一些研究者利用现在学术书籍电子版本多检索方便等便利,拼凑堆砌一些看似高深莫测的术语和文章来粉饰自己,而真正有学问的大家,则由于功力深厚不需装饰,讲述的文字朴实无华。于是我凭借自己当通讯兵时练就的找人功夫,一连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查到了钱先生的联系方式。接下来多次给钱先生电话,就研究老子中遇到的问题数十次与钱先生交流、向钱先生请教。钱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予以回复与解答。

第一次拜访钱先生之前,我在网上曾检索过钱耕森先生的简介,使我有些不解的是,凭他的学术背景,怎么也该著作等身才是,然而他的专著却寥寥无几,当然他在海内外发表了二、三百论文。这些疑惑,随着我与钱先生的深入交往,以及对学术圈、出版业的了解,一切就都明白了。钱先生1958年从北大毕业,北大和高教部已经决定他留校,但当时的国家计委正在安排发展边远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要选派专业好,信得过的毕业生,于是就选到钱耕森去刚恢复的贵州大学筹办的哲学系。但因人手不足,旋即停止筹办。过了一年,要将他调到四川大学新建的哲学系,却由于钱先生正下乡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调令寄到学校压下而错过了。直到文革后期“斗、批、散(改)”,才回到家乡安徽,成了安徽大学的教授。改革开放后,又错过了杭州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几次要他的机会。他退休前,安徽大学的学术研究经费极为短缺,而出版社、杂志社对于销量有限的学术著作,又有一些各自经济核算的要求,种种现实的业态使得钱先生的学术成果未能正常发表。

2013年12月底,安徽大学召开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来了几十位学者,我也有幸参加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内容是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学”这一新的哲学体系。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各位学者都对钱先生的研究成果作出高度评价。

在我与钱先生的许多次交谈中,都感受到他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大道至简”的平实表述方式。不少学者空谈“大道至简”,写文章、做讲演,就又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而钱先生与他们不同,经常与我谈到他对“大道至简”的实际体会和例证,例如,他多年前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与华东师大杨荣国教授谈到老子只有五千言,《大学》与《中庸》都很薄,马克思主义天才世界观萌芽的《费尔巴哈论纲》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都仅有几百个字,毛泽本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篇幅都很短……。就这个问题,他曾与北大的老同学李泽厚讨论过。后来,和我也谈到古今中外名家的“大道至简”。

钱先生还不时会用简单直白的词语解释一些不易让大众掌握的概念。例如,他说,“命运”就是讲“必然性”,“运气”就是讲“偶然性”。这样一说,通俗易懂。要不是根深固柢、学术自信,学者们一般是不会这样直白地讲解的。

钱先生在指出我的学术问题时,经常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有一次,我谈到通行本《老子》中,“大道废,有仁义”这句是根据王弼本的经文,而马王堆帛书《老子》中,这句经文是“大道废,安有仁义”,从《老子》全书的哲理来看,老子始终在谈“道”是支配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必要条件。王弼本“大道废,有仁义”意思是“大道废弃了,就需要仁和义发挥作用,或者解释为“就体现出仁和义的重要性了”,这种经文违背了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人为废弃”的思想,而帛书本“大道废,安有仁义”意思是“大道废弃了,那里还谈得上仁和义”,这种经文体现了老子认为道是万事万物,包括仁和义的必要条件。这时,钱先生说,不光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要条件。我听了肃然起敬,真不愧是逻辑大家金岳霖先生的高足,一下就从逻辑上指出了我表述中的不足之处。

2014年5月22日,钱先生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0周年活动。在会议之余,我就研究《老子》的初步看法向钱先生请教。我跟钱先生谈到,自己写《汪注老子》时(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在《老子》全书中,从哲学意义上,逐一检验了“道与规律”的含义相通。中国人研究道,与西方人研究规律,二者都是为了探究事物必然的因果关系,以便认识道、掌握道、践行道,而不要把“道”概念神秘化、复杂化;使人不知所云。钱先生对我认为“道”就是指“规律”的提法表示了赞同和鼓励,但同时又指出了这种提法还需要略加补充完善。

师从名家 博采众长

2014年5月23日,钱先生和我一起去拜访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张世英先生。师生畅谈当年往事和做学问的心得。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钱先生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全系有本科四个年级和研究生三个年级,加起来共七个年级,含他所在的一年级扩大招收了8人,总共不足20人,真是精英教育。钱先生是班长,他的老师主要有金岳霖、冯友兰、邓以蛰(其子为邓稼轩)、沈有鼎、任华、王宪钧、张岱年、周礼全等。同班同学有李学勤(历史学家)和高班同学有羊涤生(逻辑学家)、刘鄂培(张岱年专家)、宗福紫(宗白华之女)、朱伯崑(易学家)、苏天辅(逻辑学家),王雨田(逻辑学家)和张岂之(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唐稚松(中国科学院院士)等。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撤销了文科、社科,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直到1956年,一直是全国唯一的哲学系。这四年里,师资阵营盛极一时,哲学家云集,除了清华的老师,又增加了汤用彤、贺麟、郑昕、汪子嵩、任继愈、齐良骥、王太庆、晏成书(女)等北大的老师以及燕京大学的洪谦等老师,南京大学的宗白华等老师,武汉大学的周辅成、江天骥、张世英、陈修斋等老师,中山大学的朱谦之、马采等老师,等等。钱先生也随之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同学有孔繁、林可济、张翼星等,又当上班长,一直到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

钱先生和张先生还就老子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以及老子的思想还应该进一步引起重视交换了意见。钱先生的老师对学生的感情那是今天看不到的,畅谈之后,张世英先生说请我们吃饭。饭后我结了账,张世英先生一脸不高兴,说,我的学生来看我,我要用我的稿费请他吃饭,你凭什么付钱。我赶紧说,下一回一定不这样了。

离开了张世英先生家,在路上,钱先生提出,将“道”仅仅解释为规律的不足,他认为,即使将这种解释在《老子》全文逐一检验,能说的通,也不一定就全面,他举例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道’既有规律的意思,也还有本原的意思,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生成“一”,并逐步生发出万物。”我听了顿感这比多数所谓的中国哲学家口如悬河地背记一些经典的高论令人信服多了。于是在我的《汪注老子》,结合上下文,增加了部分“道是指规律和本原”的注解。使得“道”的概念既简单明了.也经得起推敲。

钱先生的人品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据我所知,时常有一些老师和学长、学弟将轻易不会向人披露的私密委屈和不公正待遇向钱先生倾诉。

2014年5月22日,钱先生与我一起拜望汪子嵩先生,谈起当年汪子嵩除了做学问之外,在解放前的西南联大时,他就是地下党员的事。钱先生与汪子嵩先生相谈甚欢,我也受到感染,中午汪子嵩先生请我们去吃大餐。从两位老教授的热情,可见钱先生作为班长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比一般的学生深多了。

2015年10月19日,我第二次与钱先生一起去拜望张世英先生,他们谈起了哲学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作者:汪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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