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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文学批评的“对话性”

发布时间:2018-07-10 14:09:37  |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  作者:张莉  |  责任编辑:郑文媛

    重新确立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演讲、书信、对话录等批评文体价值再评估

 

  在谈论文学批评文体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论文体与随笔体。或者,再开阔一点,加上“序言”。这已然成为我们理解文学批评文体的定见。其实,批评文体颇为多样,它既包括论文体、随笔体、序言,也包括演讲、书信、对话录等等。今天,前三类批评文体已经为更多的读者接受,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却常常忽视演讲、书信、对话录等文学批评文体的价值,忽视文学批评本质意义上的“对话性”。

  坦率地说,对文学批评文体的狭窄理解,限制了我们对批评文体多样性的认知。重新认识文学批评文体的丰富性,将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学批评的语言与态度,以及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为已然固化的批评写作样态松绑,进而寻找焕发文学批评活力的可能。

  讲稿类文学批评:亲切自然,娓娓道来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汪曾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起广泛影响的观点,出自他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这篇文字不仅是理解汪曾祺文学观的重要窗口,也多次选入“当代文论选”。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篇首发于《浙江文艺》的文字,副标题是“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它是1987年汪曾祺在这两所大学的演讲记录。

  此篇演讲里,汪曾祺从语言的思想性与文化性角度论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从语言的暗示性和流动性层面分析了语言的审美特征。面对既抽象又深奥的语言问题,汪曾祺选择了一种亲切近人、形象易懂的讲述方式。比如他说语言之美:“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又比如他说语言的形象:“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这样的表述生动有趣,令人念念难忘。这样的话语风格,自然与汪曾祺的作家身份有关,也与演讲稿这一文体的内在要求有关。所谓讲稿,要致力于讲者与听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它首先要求引发听众的兴趣,产生共鸣。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世界文学史及女性写作研究领域的经典。同样,它也基于英国女批评家伍尔夫的两次演讲。80年前,伍尔夫受邀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在当年,女人是不允许单独进入图书馆的,男人可以在草坪上随性漫步,女人却不可以。伍尔夫演讲的开头便由这样的故事展开。在这篇文字里,伍尔夫从“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这一话题说起,谈到那些制约女性写作成就的因素:经济的、社会的、习俗的,来自男性的,以及来自女性自身意识的……在这个基础上,她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有独立的房间和500磅的年收入,她的写作前景将与以往大不相同。伍尔夫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她的表达魅力在于娓娓道来,读者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她的看法。

  1985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刊载何志云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和王安忆的《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此后,这些书信成为王安忆研究领域的经典资料。

  近年来,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国外作家如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国作家如王安忆的《小说世界》、毕飞宇的《小说课》等,在图书市场上都有良好的口碑。这些著作剖析作品的途径独到,理解方式及分析思路别具一格,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某种程度上,作家讲稿式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批评写作范式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冲击了我们对文学批评的认知。

  书信体文学批评:语意诚恳,润物无声

  提到书信体文学批评,很多人会想到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略萨的开头如此令人难忘,“亲爱的朋友:您的信让我激动,因为借助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的身影,那是在奥德亚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灰色的利马,我时而因为怀抱着总有一天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抱负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以“亲爱的朋友”为指代,《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的写作风格是恳切的,也是自然的,写信者与读者之间亲密而无隔阂,它对文学的理解、对小说的认知滋养了一代代文学爱好者的成长。

  并非所有书信体批评都是和风细雨,有时也会狂风大作、雷霆万钧,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果戈理初登文坛时,就获得了别林斯基的称赞与支持,而果戈理也不负期待,之后写出了经典名作《死魂灵》。但是,在读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后,别林斯基强烈意识到二人之间政治观点完全不能相融,他异常愤怒地写下了《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在信中,这位批评家态度之激烈,言辞之锋利,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往复书信保留了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率性、激情,同时,他们的认真与诚挚、分歧与固执也得以完整留存,那是既属于俄国文学也属于世界文学的宝贵财富。

  在古代中国,书信是写作者常常采用的一种批评文体,后来也一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批评方法。五四时期,借由通信进行文学批评的方式甚为普遍,影响也深广。在当年,人们有时以一封信的方式讨论一个文学问题,有时则是一组书信。通信之人有时是两个人,有时又是多人。胡适的《寄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后得到陈独秀的响应。之后,1917年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而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则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论证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回顾“文学革命”的来龙去脉,不得不说通信体文学批评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信体文学批评也颇为常见。孙犁、李子云等就曾多次写信给许多青年作家,谈对他们作品的看法,既有真挚的赞扬,也有诚恳的批评。在当时,报纸杂志登载书信体文学批评也较为常见。比如1985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就曾刊载过何志云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和王安忆的《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这么一组书信。此后,这些书信成为王安忆研究领域的经典资料。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书信体文学批评在满足读者参与文学热情的同时,也寻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但遗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越来越学科化和体制化,书信体文学批评逐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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