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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大师”?“大师”是谁?

发布时间: 2017-04-17 14:04:58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文化中国7  |  责任编辑: 文华

纵观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从来不曾有过一个词能像今天的“大师” 这样极度时髦。它几乎令整个工艺美术行业为之兴奋,为之倾倒,为之癫狂。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冒倾家荡产的风险 ,也要拥有“大师”头衔,进而挤进更高级别的“大 师”行列,是当下中国工艺美术界绝大部分人的追求与梦想。于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大师”,便应运而生、接踵而至、堆积如山、数不胜数。如果以见报率、出镜率、口头禅等为标准,来评定新时期十大流行时尚名词的话,“大师”应该可以入列。于是乎,坊间一个流传已久、甚广的幽默,我们便不得不信了:在世界瓷都景德镇, 一不小心,上个公共厕所就有可能遇到数个不同等级的“大师”……“大师”是谁? 谁是“大师”?学术理论界已经到了不能再腾挪躲闪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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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释“大师”

中国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大师”是个历史非常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文化史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大师”一词即已被历史文献广泛记载。如《诗经》、《周易》、《周礼》、《春秋左传》、《孟子》、《荀子》等等先秦文献都记载有“大师”。此后直到近现代,在我国数千年的文献典籍中,从来就不曾中断过对“大师”的记载。当然,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也告诉我们,“大师”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不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文献典籍甚至相同文献典籍中的“大师”所指也未必相同。经过对部分代表性古典文献中的“大师”进行初步梳理、归类、研究与解读,我们认为“大师”大致有如下五种判断:

其一,指大部队。在《周易·同人》中,即两次提到这种“大师”。“九五,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相同意义的“大师”,在《春秋左传》中也出现过:定公四年十一月庚午,“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其二,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职之一,又称“太师”。它与太傅、太保一起并称为“三公”。这种意思的“大师”在《诗经》和《春秋左传》中都有。《诗·小雅》中有“尹氏大师,维周之氐”;《春秋左传》则有“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

其三,指古代一种乐官。在古文献中这种记载更加广泛,如《周礼》有言“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孟子》有语“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荀子》则有“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稍晚点的《汉书》亦有这种意思的“大师”:“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唐代学者杨倞在《荀子注》中说:“大”读“太”。可见,该“大师”也可写成“太师”。

其四,对学者的尊称。司马迁的《史记》或许是最早记述这种意思“大师”的历史文献了。在《史记·儒林列传》中有文:“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梳理历史文献发现,这种意思的“大师”,直至近现代,总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如清代文人陈康祺在“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中,抱怨的正是当时学术“大师”称谓之混乱。而大文人胡适之在“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中,则是为学术“大师”的后继乏人表示担忧。

其五,原指佛的十尊号之一,后衍变成对僧人的尊称。《瑜伽师地论》卷八二有文:“解释次第者。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这种意思的“大师”,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也有记载:“(姚)兴曾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大师”成为对僧人的唯一称呼。因为“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可见,称僧人为“大师”,在古代中国社会越到后来越比较普遍。

通过对上述古典文献和“大师”关系的初步梳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五种“大师”,即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两种人等,有了大致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记载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之“大师”的古典文献以先秦时期为主,而给“大师”赋予更多文化内含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将“大师”与僧人联系在一起大致起始于唐代。

“大师”很神圣

通过对比古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五种“大师”,我们大致可以获知:其一,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大师”概念。其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这五种“大师”,后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分化,有的彻底从当代语境中消失,有的则仍然活跃在当下。前述五种“大师”的变化情况大致如下:第一种“大师”,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指称,而是泛指,因而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可以忽略。第二种“大师”和第三种“大师”,都可读为“太师”,皆是古代社会的官职称谓,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它们都已消失,没有传承。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大师”和第五种“大师”。它们不仅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而且其内含与外延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是说,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师”,实际上指的正是这两种人。换句话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学者和僧人才配称之为“大师”。这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两种“大师”。

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又是如何看待“大师”称谓的呢?

22年前,我遇上的一个“尴尬”事情,使我对国内学术界看待“大师”的情况有所了解。1995年,是孔子诞辰2545周年,当年北京要以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进行纪念。那时我的身份是《中国文化报》记者。为了全面而深入参与其中,我以《儒学与现代化》为题,对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做了一次全方位的立体的长篇学术访谈。应该说,访谈做得十分成功,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殊荣。文章先是全文发表在当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首篇,之后被同年的《新华文摘》第八期全文转摘,再后来又被次年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全文译成英文发表……当然,我心里十分清楚,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杨向奎先生非凡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有趣的是,当我带着得意的喜悦和崇敬的心情再次拜访杨向奎先生,并情不自禁地称他为“大师”之时,杨先生却不高兴了。他当时的一席话,令我记忆犹新:“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和傅斯年先生都学富五车,却从没有称过‘大师’。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学者,人们只是称其为‘导师’,也没有称‘大师’。我怎么可以称‘大师’呢?”杨向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了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显然,杨向奎先生心中的“大师”,与梅贻琦校长所言的“大师”,应该为同一级别的概念:“大师”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称谓。巧合的是,当年在与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以及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等一大批大学者接触中,也都得到过类似杨向奎先生的观点与说法。即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直至2000年前后,仍然有着这样的共识:“大师”是个非常崇高而神圣的称谓,高文凭与高学历未必能成“大师”,教授或研究员也未必能成“大师”,甚至学部委员和两院院士都未必能成“大师”……事实上,直至今天,在学术研究领域,能称或敢称“大师”的人仍然十分寥寥。看来,清代文人陈康祺抱怨学术“大师”称谓之混乱现象,在当今的学术界似乎并未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学海无涯”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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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作为外来宗教,在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它成功实现了华丽转身,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学、道教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对佛教历史与现状研究不多,使我难以发表更多的看法。但是,7年前的一次机缘,却使我与台湾佛光山以及星云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2010年5月,“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这在星云大师的大陆之旅中,具有“破冰”性的重大意义。因为此前由于种种原因,星云大师的一切活动,哪怕是文化活动,都被严格限制在首都北京以外。为了配合这次重大文化活动,主办方中国艺术研究院计划编辑出版一部《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画册。我有幸主持了该画册的策划、编辑与出版工作此后,在与台湾佛光山的7年交往中,对其如何慎重看待“大师”称谓,我是深有体会的。在佛光山体系里,除了星云被称为“大师”之外,其他人统统都称为“法师”!而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听到星云自诩“大师”。巧合的是,本文前引佛教经典《瑜珈师地论》,其翻译者是唐代大名鼎鼎的玄奘。有意思的是,在该出版物的封面和版权页上,给玄奘标注的并非“大师”,而是“法师”。显然,在中国佛教史上,除了宋代是个特例,其他历史时期对待“大师”称谓还是慎之又慎的。“一斑而窥全豹”,与学术研究领域一样,“大师”在佛教界同样是崇高而神圣的。这种现象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界对“佛法无边”的理解和敬畏程度!

由此可见,无论是学术研究界,还是佛教界,“大师”都被视为非同一般的崇高而神圣的称谓。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理解为专门用于极少数在生前与死后都得到广泛公认的“德艺双馨”式学者或僧人的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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