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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文革时期政论文结集:百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3-07-24 10:01  责任编辑: 刘超

两年前,金庸先生嘱我帮忙查阅和整理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之一,即用“徐慧之”为笔名,发表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上的文章。

本来以为此非难事,只需径直前往香港《明报》集团的资料室查阅和复印即可,未料,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原因有二:其一,资料室虽保存有旧《明报》的原版,但因为当年印刷的纸张质量欠佳,时隔50年,已极易脆裂,基本无法翻阅,更谈不上复印和翻拍,所幸多年前资料室为保存《明报》专门制作了一套较完整的缩微胶卷。其二,所保存的原版《明报》,早期的残破和缺失甚多,尤其是很多报纸都出现被人剪裁的痕迹,留下一个个无法弥补的大窟窿。

心有不甘,我继续咨询和查阅了海内外诸多图书馆,包括香港各所大学和香港历史档案馆,颇出意料之外,居然没有一家图书馆和档案机构保存有完整的原版《明报》,他们所拥有的都是由香港《明报》集团制作的缩微胶卷。多年前,我曾前往香港《大公报》查阅金庸先生的资料,印象中似乎还看到保存有旧《明报》,遗憾的是,据说《大公报》移址后,清理过程中都处理掉了,也难怪,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实属情理中之事。之后,我曾委托内地的朋友查询过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单位和档案室,回复同样令人失望。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香港的多数报纸一直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还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甚至被认为是敌对势力的桥头堡。又因为创刊早期的《明报》还不受人重视,因此,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国内最大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其数据文件库都没有收藏早期的原版《明报》。现在能够查阅到的,均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大约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的《明报》。这不仅令人扼腕感叹。

历史的遗憾

《明窗小札》是上世纪60年代《明报》为金庸撰写国际政局分析和时评专门开设的一个栏目,均署笔名“徐慧之”。实际上这个专栏是从1962年12月1日开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除了1967年曾经中断约5个半月外,几乎每日一篇,间或遇到金庸先生公务繁忙或出差在外,该版面的位置会刊登其他作者的文章填补空缺,但都不标明属于《明窗小札》专栏,有时在文章后面附上一句说明,如“(徐慧之先生因病,《明窗小札》暂停两天,谨向读者致歉)”(1963年7月8日和9日),“(《明窗小札》续稿未到暂停一天)”(1968年1月3日)。

此次结集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即收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发表的专栏文章。该年发表在《明窗小札》上的文章,预计应该为320余篇,因其中有一个月的报纸迄今无法找到,故目前查阅到的篇数为295篇。由于某些篇幅残缺不全,或片断的字迹已无法辨清,加上部分内容的重复,或大同小异,故此次出版的仅为大半数,达三分之二,计194篇。分为上下册,上册96篇,下册98篇。

为什么不从开辟专栏的当天开始选编,而从1963年起首呢?因为在查阅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三个棘手的历史遗憾:

其一,即前述的原版报纸本身的残缺。早期的《明报》,尤其是60年代初的报纸,常常被人用剪刀裁掉一些文章,留下一个个方形的空白。我曾经就此事询问过金庸先生,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早期不太重视保存,之后由于有些编辑本身也参与撰稿,或创作连载小说等,当他们的文章和作品刊登在《明报》后,为了个人的保存,就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剪下来拿走了,于是留存的报纸就出现了大窟窿。更惨的是这危及到其背面刊登的文章,金庸先生撰写的社评和文章比较多,其中有些文章就遇到这种被他人剪裁而导致残缺不全的命运。比如,1962年12月份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文章应是31篇,但目前能查阅到的完整文章仅有7篇,其余24篇文章均遭剪裁,篇名和文章残缺不全。

金庸先生基本上不太留存手稿,无论他为《明报》,还是为其它报刊,以及外来的邀约撰稿,目前所存大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由秘书负责保留的,至于1950~70年代的,几乎都无法寻觅到。原因之一,由于当时都是用铅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写好文章之后,就交给排版的工人,由他们按照文字挑选出每一个铅字,然后排版印刷,可以想见,经由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当铅字版排好可以送去付印之时,那手稿可能已经揉皱到无法辨认,或是残缺破裂了,根本无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金庸先生对写作十分投入,笔耕甚勤,但对于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写一遍历来都不太重视。

其二,除了部分文章的残缺外,更为严重的是,报纸的缺失。《明报》在早期创刊阶段,总共才有四五个人,不仅要负责采访撰稿和编辑报纸,还要负责市场发行,根本无暇顾及必须有意识地保存归档,可能连最起码的数据室都没有。这些报纸是丢失了,还是被人拿走了,原因不详。从某一版面,到某一整日,乃至一整个月的报纸,有的迄今仍无法见到。仅以1963年为例,其中1月1日、3月30日、4月1日等的报纸属于残缺,2月28日的报纸没有,6月份整个月的报纸连一张都没有。

其三,由于当时使用铅字拼板印刷,许多常用字因使用的次数过多,磨损很快,于是在报纸上就出现这种现象,但凡是常用字使用一段时间后,变成残缺不全,比如“在”、“之”、“的”、“是”、“道”、“这”、“大”、“为”、“都”、“到”、“有”、“不”、“得”、“所”、“中”、“在”、“他”、“过”、“了”、“加”,等等,实在难以枚举。又由于经过缩微胶卷放大后打印出来的稿件,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个别字词尚可由上下文来辨别判断,加以补遗,但有的文章因油墨消退或泛污,甚至造成整句话或一整段的文字模糊一片,难以辨清。

编选的原则

为了保持历史的本真面目,金庸先生对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明窗小札》原作不作任何修改。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些集子所收的文字,是从近二千篇中挑选出来的,之前都没有结集成书出版。这次编选时,主要根据内容来分门别类,加上小标题注明,完全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每一篇文字都注明了发表的日期,排列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完全相同,不作任何改动,以保持其历史的原来面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明窗小札》中的某些地名或人名,与现今流行的译法和使用的汉字存有差异。仅举二例,如美国总统坚尼迪(Kennedy),在大陆通称为肯尼迪,台湾多用甘乃迪,而香港以前习惯用坚尼地,后来又多称为肯尼迪,其实均指一人,只是由于两岸三地的音译所使用的汉字不同而产生差异。中国大陆制定了统一的用法,可参照《新英汉词典》所附的“常见英美姓名表”,所有报刊文件均以此为准。而香港则没有划一的翻译用字标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是根据译者的理解来定。加上须兼顾到广东话的发音,且受台湾的影响,因此“坚”字就转为“甘”,而“乃”字又变成“乃”。再如,英国首相麦米伦,现在已基本通用麦克米伦。事实上,保持原有的译名汉字,也有好处,可以兼顾到两岸三地的读者。一般政坛的名人,只要略微熟悉当时历史的读者,均可明晓,而文中若遇到读者较为生疏的名字,通常都附有英文原文。

此外,由于当年的《明报》面向的读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时广东话是流行通用的母语,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句广东话,或是广东话的用词。熟悉方言的读者都知道,每一种方言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词,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但却难以用标准普通话的对等词来准确地直接表达出来。比如“车大炮”,意指吹牛、夸大事实、瞎编滥造(《谈“自由谈”》,1963年3月26日);再如“杰桥”,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计谋(《康熙出术 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运用恰到好处,往往增添生动活泼,颇有画龙点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这篇文章论及当年中苏两国关系,其主要部分则是引用《左传》的《郑子家告赵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来讽喻苏联以强凌弱。所引用郑国的大臣子家写给晋国的赵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话后面则加上括号的白话文阐释,这阐释并非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更在夹杂讥讽言辞影射苏联,其中就使用了广东话中的俚语和俗语,如“你吹我胀乎?”(这是用来挑衅别人的用语,意指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大国乌龙龙的乱发命令”,(乌龙龙即乌龙,意指胡涂冒失造成的错误)。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这封信词藻讲究,但整封信中却是“充满一团愤懑之气”,郑国表面上对晋国兢兢畏惧,内里却一连串指责晋国的错误。然而,金庸却刻意将白话文阐释化为出自社会底层的引车卖浆者之口,粗鲁而直率,毫不修饰,俗话连连,笑骂自如。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具有辛辣的讽刺,更耐人寻味。究其因由,惟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人胸口所有的愤懑全部宣泄出来,面对苏联根本无需以小国自谦而扮演貌似的战战兢兢,而应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倘若将这些话语改成一般的普通话,字里行间的讽刺意味全失,言语的改动将导致身份的模糊,更会令整体文章无法显出其内在的深刻含义。显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编辑方式。

文章来源: 经济观察网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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