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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下)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0-11-15 17:37  责任编辑: 任子鹏

第二、导之有方。引导,不是机械地照搬,也不是刻板地说教。要遵循正确的方针、方法,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但光是道理正确,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起到引导人的作用。还必须方法对头,才能真正使正确的舆论入耳、入脑、入心,使广大群众欣然接受,产生应有的积极效果。

2003年春天,党中央提出了新闻宣传“三贴近”的原则,受到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拥护和欢迎,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针。有了这个正确的方针,还要靠我们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在具体操作中把它贯彻下去,推广开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个方针虽然简明易懂,真正做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说到“三贴近”,需要讲点历史。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向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毛主席在论新闻宣传的著作中,曾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重视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从实际出发,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能够接受的道理去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还说“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刘少奇同志也讲,报纸要反映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照搬文件。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的报纸,总的来说,是符合这些方针的。情况发生大的变化,是在五十年代全国新闻界学习苏联《真理报》、塔斯社经验之后。计划经济那一套,教条主义,过于强调业务性和技术性,僵硬枯燥的文风,使我国新闻业的优良传统受到很大冲击。五十年代中期,群众就反映党报的宣传应当改进,特别是经济宣传,“外行看不懂,内行不屑看”,翻开报纸“一眼可以看到底”。针对这些情况,毛主席曾经作过很尖锐的批评,并多次称赞《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的比较活泼的文风。新闻界也提出过许多改进的口号,例如“化工作为生活”、“硬题材软处理”、“软些,再软些”等。但“反右”开始以后,这些口号和探索被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被划为右派,新闻改革刚刚兴起便偃旗息鼓。接着是“大跃进”,出现了危害很大的虚夸新闻,“文革”中“假、大、空”新闻泛滥成灾。这些虽然早已成了历史,但影响不可低估。就说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三贴近”,在新闻从业人员中还有一定的阻力,这就和历史的惯性有关。前些年比较突出的是思想上通不通,这几年主要是操作上会不会。我在《经济日报》的八年,实际上是学习实践“三贴近”的八年。由于我深深感到经济宣传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问题相当严重,专业性过强,可读性很差,下决心探索如何把经济类报纸办得更加生动活泼,更有可读性。1986年,我到《经济日报》后不久就提出了经济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想法。当时遇到的思想阻力很大,有的说:“范敬宜是办‘小报’出身的,用这种思路怎能办中央大报”?有的说:“强调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那么宣传中央的政策、方针往哪摆?”有些年轻的同志则认为这种提法缺乏高度、缺乏深度、缺乏新意等等。为了避免被误解,我只好加以“包装”,修改为“和中央精神贴得近些更近些,和实际工作贴得近些更近些,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更近些”,同时还加上了四个意识:增强宏观意识、理论意识、国际意识和建设意识。还提出,要在“三个贴近”的交叉点上寻找重大主题,把“三个贴近”统一起来。在策划重点报道时,一定要找到最贴近群众的角度、方式和语言。后来,这些观念逐步被同事们接受,成为比较自觉的行为。这是一个很漫长很艰苦的工作过程,但也逐步地成为大家的一种乐趣。我在《经济日报》的八年,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加深对“三贴近”的认识和提高对“三贴近”的实际操作能力的过程。这里既充满艰辛,又充满乐趣。真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想讲一个实例来说明。

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中宣部去开会。会上,新闻界老前辈朱穆之同志提了一条意见:“现在新闻界对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太不重视,昨晚新华社发了一条重要消息——《1989年我国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回想1958年,党中央提出‘全党动员,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为了这个目标,搞了大炼钢铁,搞了大跃进,砸锅卖铁,劳民伤财,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也没有实现1070万吨。可是我们改革开放十年,钢产量达到了6000万吨。这样伟大成就的报道,完全应该放到报纸的一版头条,突出宣传。可是,今天有的报纸只发了一个‘豆腐块儿’,这太不应该了!”当时,我认为朱穆之同志的意见非常正确,不过不知道他究竟批评的是哪家报纸。

散会的时候,我走在朱穆之同志后面,对他说:“穆之同志,您批评得完全正确……”朱穆之同志说:“你知道我批评的是谁?我是批评你呐!你看过今天的《经济日报》了吗?”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说:“我还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不过,我一定补上这一课!”

回到报社,我马上把工交部主任、副主任找来,要求马上派记者到冶金部去采访部长,写一篇《6000万吨钢意味着什么?》,作为补课。两天之后,一篇长达4000多字的述评写出来了,立刻发在12月30日的一版头条。我以为这个课补得不错。没想到过了一天,新华社又发了一条《1989年我国煤炭产量达到l0亿吨》,这回我有了经验,马上又派记者到煤炭部采访,写了《10亿吨煤意味着什么?》。接着,新华社又接连发了《1989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8149亿斤》、《1989年我国化肥产量达到8600万吨》、《1989年我国美元顺差达到50亿美元》,我都如法炮制,连续发表了五个“意味着什么”。事后,我才知道,新华社连发这五条重大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关于“八九风波后我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流言,意义十分重要。我自己以为这五个“意味着什么”补得不错,心里比较满意。

几天之后,中宣部又开会。副部长徐惟诚同志在会上说:“《经济日报》补了五个‘意味着什么’,还算不错,不过,它说的意味着这个,意味着那个,都是从政策、工作、技术上讲的,至于这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却一字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性报道,主要应该告诉老百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和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徐惟诚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便向他保证:“我们一定再补上这一课!”

回到报社以后,我把几位年轻的部主任找到一起,传达了徐惟诚同志的意见,请大家想办法。有一位同志说,要是说什么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最密切,那就是衣、食、住、行、用。能不能从十年来这五个方面的变化切入,引申到经济建设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这话启发了大家,都认为这个点子不错。于是我决定:搞一套系列报道:“五个变迁”——《吃的变迁》、《穿的变迁》、《住的变迁》、《行的变迁》、《用的变迁》。并且要求记者这回采访,不能光听业务部门的汇报,必须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力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接受采访的记者也兴致勃勃。过了一段时间,这“五个变迁”都陆续完稿,写得都不错。在报纸上连续推出之后,读者反应很好,全国总工会还把这五篇“变迁”收入职工业余教材。我想这样补课,应该受表扬了吧?

没有想到,我又高兴得太早了。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徐惟诚同志又提到了这“五个变迁”。他说:“《经济日报》这五个变迁还不错,和老百姓的生活贴得近一些了,可是还不够深刻。如果把老百姓各方面生活的变化,和国家重点建设联系起来,让老百姓懂得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就更深刻了。”他举例说:“我的家是个大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八个兄弟姐妹,十二口之家。在我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什么形象呢?是补了一辈子袜子!因为那时没有化纤袜子,穿的都是棉纱袜子,小孩子们跑几天就穿破了,母亲只能成天为我们补袜子。可是,我们今天的女同志,谁还这么补袜子?为什么?有了又结实又便宜的化纤袜子!可是这么丰富的化纤袜子怎么来的?这几年里国家建设了多少大型化纤企业?辽化、吉化、仪化……投入了多少资金、设备?制造化纤的主要原料是石油,这些年又建设了多少油田?油田建设的前提是勘探,勘探都要在沙漠、荒原、海底作业,何等艰苦!这些,老百姓在穿袜子的时候是很少想到的。我们应该用大量生动有力的事实告诉他们,这样他们就会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怎样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而且为了让全国老百姓生活过得好,多少人在那里艰苦劳动……”

听了徐惟诚同志的这番话,我很感动,当场向他表示:一定再补一课,搞一套“五个变迁的背后”。可是,回到报社,向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说:“老范,见好就收吧!‘五个变迁’给读者印象不错,千万不能再画蛇添足了。”我说:“不行,我已经作了保证,必须兑现。而且我觉得徐惟诚同志的意见有道理,我们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最后,大家还是统一了认识,积极分头去做。应该说,那时《经济日报》的一批年轻记者、编辑心气真盛,干劲真足。没用多长时间,一套“五个变迁的背后”又出台了。不但没有被读者嫌“画蛇添足”,相反还好评如潮。

就这样,从“6000万吨钢”到“五个意味着什么”,再到“五个变迁”,最后是“五个变迁的背后”,这一大套系列报道,整整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这是一次“三贴近”的实际锻炼,也是一个使全编辑部同志进一步提高对“三贴近”认识的过程。从此,每遇到一些重大报道,同志们都比较自觉地去寻找那个和群众生活贴得最近的角度,为以后实现“好戏连台,此起彼伏”的目标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引之有术。这个“术”,指的是宣传艺术。有了方法,还需要讲究艺术。l993年春天,中宣部在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丁关根同志强调:既要坚持正确导向,又要讲究宣传艺术。我联系在《经济日报》的实际,作了一个发言,讲了舆论引导与宣传艺术的关系。大意是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群众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的提高,以及西方和境外传媒的进入,我们的宣传方式需要努力适应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要更加研究宣传艺术。所谓“艺术”,并不是让新闻写成小说,主要是指对宣传报道从总体上“度”的把握,正如绘画要把握好笔墨、色调的“度”,音乐要把握好节奏、韵律的“度”。冷与热,快与慢,多与少,虚与实,刚与柔,疏与密,重与轻,浓与淡,隐与显;以及什么时候需要旗帜鲜明,什么时候需要藏而不露;什么时候需要单刀直入,什么时候需要委婉吞吐;什么时候需要浓墨重彩,什么时候需要轻描淡写;什么时候需要大开大阖,什么时候需要以小观大;什么时候需要大张旗鼓,什么时候需要点到为止;什么时候需要大弦嘈嘈,什么时候需要小弦切切等等,都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不同对象,根据时间、地点、条件随机应变,灵活运用。刻板、单调成不了艺术品。达不到一定的“度”,劳而无功;超过了一定的“度”,适得其反。不论是正面宣传,还是批评报道,都存在一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其间的道理也不仅表现在新闻报道上,大至领导艺术,小到烹调技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把宰相之道称为“调和鼎鼐”,就是说良相必须有良厨的本领。良厨的最高本领又是什么呢?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说得好,是“加盐”,也就处理好多与少的矛盾,把握好咸与淡的“度”。这很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我们有些同志不太懂得这个道理,比如,报道先进人物,还总是摆脱不了“高、大、全”的影响,好得使人难以相信,难以学习,结果适得其反。比如有一篇人物通讯,一开头就说:“他,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儿子;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在儿女面前不是好爸爸;可是,他在工作中确实是万人称赞的好党员、好干部”。又如写一个好法官,晚上回到家里,发现有两条鱼,问鱼是从哪里来的,老母亲说是某某人送来的,法官听了大怒,逼着七岁的女儿扶着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冒着瓢泼大雨给送回去。母亲全身湿透,“一路骂声不绝”。这种对先进人物的描写,究竟是美化呢,还是丑化呢?

我经常讲,新闻工作者要学会说话。199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人过六十学说话》:“人到晚年,万事休歇,不免俯仰平生,总结得失,这时忽然感悟:尽管在报海里沉浮了几十年,其实还没有怎么学会说话”。这里所说的“不会说话”,主要是指不会说群众能听懂、能接受、能入耳入脑入心的话。俗话说“一句话,千样说”,同样的一句话,可以把人说乐了,也可以把人说恼了。在说话问题上,好心不一定就有好报,这里有学问,有艺术。毛主席常说:语言是不好学的,要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作为新闻工作者,要随时随地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艺术。比如,有一次我从郑州乘火车回北京,一路上憋着没有抽烟,等到车过丰台,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我才问一位女列车员:“同志,现在可以抽烟了吗?”她态度非常和蔼地说:“什么时候都可以抽,不过要劳您多走几步,到两节车厢之间去。”我一听就笑了,明明还是不允许在车厢里抽烟,可是说得委婉动听,去掉一“不”字,效果比生硬的“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抽”要好得多。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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