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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曹禺诞辰100周年 李默然:大师关爱铭记终身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0-09-26 10:40  责任编辑: 雨悦

曹禺(右)看完李默然饰演的李尔王(左)后,赞不绝口。李默然/提供

曹禺先生为李默然的题词,默然老师制成壁毯,挂在墙上。刘勇/摄

在我家的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幅壁毯,上面绣着“衷心祝贺以李默然为首的辽宁人民艺术院演出的《李尔王》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曹禺先生于1986年4月在上海中国话剧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看过辽艺的演出,写给辽艺的鼓励祝贺。

面对壁毯,我常常陷入沉思,当曹禺先生百年诞辰到来之际,面对壁毯,我思绪绵延……我与曹禺先生是先识作品,后识其人品。

194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时年17岁的我,在人民欢庆胜利的欢声笑语中,第一次知道自己为什么遭日本警察毒打,为什么生性好学的我年幼失学,成了缺少文化素养的无知顽童。

解放了,我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旧书摊买书、朋友处借书,哪怕有些尚不能完全读懂,也贪婪地、无选择地寻找。就是在此时,我读到了曹禺先生的《雷雨》,这是我生来接触过的第一个话剧剧本,虽不能完全理解其深意,但是还是为四凤、鲁妈、周萍、周冲乃至繁漪的悲剧命运流下眼泪。

1947年我参加了革命,在党和革命队伍的培育、教导下,各方面皆迅速提高,与以前的我判若两人。读过《原野》、《日出》,不仅初步理解了剧本的思想内涵,亦了解了这位大剧作家的概貌,我多么想演他的戏,多么想见到其人。

1956年,文化部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辽艺在参加汇演后,留下来在首都剧场进行轮换演出,其主要剧目即新排的曹禺先生的《日出》,我在剧中饰演李石青。一日,曹禺先生来看戏,但我们事前并不知道。戏演完,在院长洛汀同志陪同下,曹禺先生健步走上舞台,与每个演职人员握手,当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祝贺你演出成功!祝贺、祝贺”的时候,我当时只是傻笑,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说,事后深感失礼,但与先生初次见面留下的幸福感使我忘掉了不礼貌。识其人和想象中的曹禺形象竟是那样吻合:和蔼、慈善、学者风度……

此后十年(“文革”前),凡我到北京演出,如《第二个春天》、《第一次打击》等,曹禺先生都到场指导,并一再叮嘱“要注意身体”,令我十分感动。此间,我还演出了先生的《明朗的天》(饰江道宗)、《胆剑篇》(饰吴王夫差),可惜这两出戏曹禺先生未看到。

“文革”十年,我虽身处逆境,但当听到曹禺先生被下放到北京人艺收发室“改造”的消息时,心头仍感十分疼痛。我不解,什么人竟不顾民族尊严想出如此损招,曹禺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呀,制造事端者还有无一点良知?1979年,云开雾散,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和煦春风,文艺界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小平同志祝词,代表们听后兴奋、激动、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但在同时召开的剧代会上,却出现了些许不和谐的局面。曹禺先生接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托和建议,亲自主持了剧代会,在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下,剧代会终于以和谐团结的局面胜利结束。当我在会场见到曹禺先生,急步走上去与他握手并说:“您受委屈了!”他含笑说:“一切都过去了,会好的、会好的”。并且又一次叮嘱:“一定要注意身体”。

同时期,我在北京演出话剧《报春花》。在中国剧协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同时见到曹禺、黄佐临、金山、舒强诸前辈。他们握着我的手,热情地祝贺我的演出成功,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曹禺先生说:“你创作的形象鲜明、感人,有自己的风格,继续努力,注意身体”。我只是连声说:“谢谢,谢谢。”别的话似乎全不会说了。

1988年我在北京演出,一天接到中国剧协通知,参加欢迎日本友人杉村春子的招待会。在宴会上见到了夏衍、刘厚生等同志,我虽已年过“知天命”之年,但在这些老同志和外国朋友面前还是有些拘谨。曹禺先生似乎感到了这一点,拉着我走到杉村女士面前,向她介绍说:“这是我国著名的话剧演员,叫李默然。他有自己的风格,有很大的创造力。他成功地塑造了李尔王的形象。”杉村女士听后,通过翻译向我表示友好之意,并邀请我们到日本访问。我也只是重复地说着:“谢谢、谢谢!”曹禺先生又提议合影留念。曹禺先生的厚爱、提携,再一次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

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后,曹禺先生拉着我走到张君秋、黄胄同志面前,对他们说:“你们看过李默然演的李尔王没有?应该看,演得真是好。”曾庆淮同志补充说:“我看过,真是很好”。又一次合影留念。曹禺先生一次又一次向别人介绍我、表扬我,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戏剧人才真诚的关爱,亦体现了先生对戏剧传承的亲切关注。

1996年召开全国第六次文代会。报到的第二天清晨,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来到我房间,他急促地说:“等一下,中组部有同志来找你,请不要离开。”说完转身离去,我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十几分钟后,两位同志来到我的房间,我不认识,是两位女同志,她们表情严肃面带愁容,坐下后一位同志开口:“向你通报一个不幸的消息,曹禺同志病逝了。”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陷入了空白。接下来她们又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听见,见状她们停止了谈话。半晌,见我恢复了常态,又继续说:“本来这次文代会还是想请曹禺同志担任文联主席的,现在不可能了。中央领导让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看看有谁来接任这个角色好。”我因思想毫无准备,又处在极度混乱中,记不得提没提新的人选。待两位同志离开后,我的眼泪止不住了,与曹禺先生虽交往不多,但留下的深刻记忆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一年前,为纪念我从艺50年,我将过去发表的文章集结起来,准备出一本书,留作纪念,并撰名为《戏剧人生》。在编辑过程中,我就奢望请曹禺先生为之写一篇序,但知道曹禺先生一直在医院,实在不敢开口,拖了将近半年,还是“痴心不改”,硬着头皮向曹禺先生提出,万万没想到曹禺先生带着微笑应允,并授意负责编辑该书的孙浩国同志(省艺研所长、评论家)代为执笔完成,简单告诉孙浩国同志要点,对此我真是喜出望外。

当我读完曹禺先生审定的序文之后,我真的深感汗颜,曹禺先生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实在有愧。想不到他把社会上的传说如“北派表演”、“李派表演”之类的赞誉竟以文字记录下来,特别是他亲自修改的一段中说:“李默然是有鲜明的政治信念和明确的艺术主张的艺术家。”这样高的评价,出自大师之口,我怎能不激动,不深思。特别在序文的最后,他又一次叮嘱:“要注意身体”,而且特别加重了语气说:“因为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亦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长者亲情地关切,能不令我铭记一生?

剧人已逝,剧魂长存。与曹禺先生多次促膝交谈,对我的教诲与指导,在纪念先生诞辰之际,清晰地一幕一幕展现在眼前。

为对先生表示感恩之情,我将为我国话剧事业毫不松懈地工作、工作。

(注:2010年9月24日为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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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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